布罗茨基：从威尼斯远眺圣彼得堡

知名评论家凌越的新作《为经典辩护》，是一部重读经典的“娱思”之作。他写得认真而艰苦，经常为了写好一个人物而读近百万字的内容，就像威尔逊那样“为了写一篇评论而读了一架子书”。

本书评论的对象都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经典之作，如费吉斯的《娜塔莎之舞》、埃德蒙·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蒙森的《罗马史》、阿玛蒂亚森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埃文斯的《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等。书中还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马斯·曼、菲茨杰拉德、加缪、聂鲁达、布罗茨基、昆德拉等一系列杰出作家的评论。

在本书的《后记》中，凌越谈道：“经典作品有时看起来不够时髦，甚至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时间的尘埃，但所有经典作品都有一股扑不灭的活力，英国作家伍尔夫曾准确地将这种活力比喻为大洋里‘深沉的潜流’。正是这股不易察觉的潜流，带动人类思潮向前运动，并将人类带往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未来。”

凌越体内的“批评器官”仿佛时代喧嚣中一枚沉静而昂扬的音叉。

布罗茨基：

从威尼斯远眺圣彼得堡

“这座城市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博物馆，因为它自己就是一件艺术品，是我们这个物种所创作的最伟大的杰作。”这句话出自布罗茨基1989年底出版的自传性散文《水印》。这部作品是布罗茨基为他所钟爱的城市威尼斯创作的一部文字肖像，其文字有着浓郁的诗意的敏感，从方方面面道尽了布罗茨基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布罗茨基别的书一样，这本柔情之书也为他赢得了许多读者，其中一位读者的身份有点特殊，她叫伊莲娜·亚科维奇——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文化部长叶夫根尼·西多罗夫的新闻秘书。

通过布罗茨基的老朋友莱茵，亚科维奇和身在纽约的诗人取得联系，并在电话交谈中提出是否可以给布罗茨基拍一部纪录片，布罗茨基客客气气地答道：“啊，看看吧……”显然，是要拒绝。但亚科维奇没有放弃，在去莱茵处取材料时，又向他提出这一建议，莱茵显然兴致颇高，而且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莱茵的参与，才让这一设想成为可能。他们甚至没有怀疑过布罗茨基自己是否同意，“而直接讨论起该在哪儿拍摄。我们一致决定，就在威尼斯——那里很美，而且布罗茨基还写了一部随笔集《水印》，这就是现成的纪录片脚本嘛。”是啊，布罗茨基怎么会拒绝在自己最喜欢的城市，一边漫步欣赏威尼斯绝美的风景，一边和老朋友回忆往事呢？

不出所料，1993年11月，“我们与布罗茨基在威尼斯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这部纪录片名叫《与布罗茨基一起漫步》，片子拍得很顺利，也很成功，并于1995年5月24日（布罗茨基最后一个生日）获得首届“电视太空”职业电视奖。《与布罗茨基漫步威尼斯》一书是那次拍摄过程的完整文字资料汇编，既包括布罗茨基在纪录片中的谈话记录，也包括摄影机关闭之后录音机录下的内容。也就是说，这是布罗茨基未曾公布的最后的谈话，其重要价值自不待言。

威尼斯美轮美奂的风景给纪录片增添了浪漫的情调，但亚科维奇很清楚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布罗茨基对于威尼斯的亲近感，会使他在漫步中更加轻松自在，更愿意开口说话——说什么呢？说什么都好！这可是这位享誉世界的诗人离开故国21年后第一次在摄像机前用俄语谈论他所热爱的文学、音乐和艺术。当然，在拍摄过程中，亚科维奇也会很巧妙地将话题转向俄罗斯当下的政治，以及布罗茨基过去的经历。尽管亚科维奇本人对此兴趣更大一些，但她很尊重这位诗人骄傲的个性，在漫谈中，话题变得非常开放，而愉悦的谈话气氛则产生了更多有趣的话题和观点。

布罗茨基

众所周知，布罗茨基曾两次成为世界新闻的中心人物。一次是1987年，由于其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另一次是1964年，年轻的布罗茨基被苏联法庭指控“利用黄色诗歌和反苏作品毒害青年”，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判服苦役五年。这一案件，在苏联内外引发了广泛而强烈的抗议。亚科维奇之所以会和布罗茨基取得联系，正是因为她看到了两份苏联政府解禁的布罗茨基档案材料：一份是1964年至1965年的，涉及“审判布罗茨基在创作知识分子中引发的各种曲解”；另一份是1987年的，是领导干部们关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通信记录，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的获奖。

亚科维奇很清楚这两份档案的史料价值，那也是她和布罗茨基取得联系并动念拍摄纪录片的缘起。在第一份档案中，记录了当时不少苏联作家和艺术家——楚科夫斯卡亚、奥尔洛娃、马尔夏克、肖斯塔科维奇等——对布罗茨基的声援，把对布罗茨基的审判视作“人所共知的专制宿疾的可悲复发”。引起我特别兴趣的是当时如日中天的解冻派代表诗人叶夫图申科的态度，他认为对布罗茨基的审判是对法治的破坏。在所罗门·沃尔科夫所作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中，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对于叶夫图申科等诗人左倾的政治态度是颇有微词的。因为有切肤之痛，和许多优秀诗人在艺术上持较为包容的态度不同，布罗茨基心中有一把严厉的政治正确的标尺，他对所有左派诗人都没有好感，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对于1960年代在苏联很活跃的“解冻派”诗人群体，他只对女诗人阿赫马杜琳娜评价很高。不过这份档案显示，至少在布罗茨基案件上，叶夫图申科站在了更宽泛的政治正确这一边。

在这份档案中，有一封萨特的信颇为惹眼，是萨特就布罗茨基案件写给米高扬的私人信件，亚科维奇在书中全文录入，其中提道：“我很想告知您，反苏报刊利用这个事件展开浩大攻势，将这个意外事件归作苏联法治的典型案例。他们甚至指责政府敌视知识分子，执行反犹主义。我们的苏联朋友向我们保证，最高执法机关的注意力指向布罗茨基案件纯属偶然，法庭的判决会非常审慎。遗憾的是，时间过去了，我们却得知此事毫无进展。”正如亚科维奇评论的那样，这封信的态度十分谦恭，深谙高层政治法则，通晓外交辞令，令我们意外地对萨特油滑的一面有了很直观的认识。但是，萨特毕竟在信的末尾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我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这些国家上面，请保护一下这位还十分年轻的诗人，他已经是——或者必将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这封信显然发挥了作用。信写于1964年8月17日，9月布罗茨基就被释放，从流放地阿尔汉格尔斯克回到了列宁格勒。

亚科维奇也摘录了第二份档案中的部分内容，总的来说，苏联当局对布罗茨基颇为恼火：“西方宣传部门将布罗茨基描绘成‘在苏联遭受媒体迫害的俄罗斯优秀诗人，他被判刑，被关进牢狱，遭受流放，并被迫离开祖国’，与此同时，他本人则是‘暴政与诗歌对立的象征。’”而苏共的公开态度则是保持缄默，等待布罗茨基的诺贝尔获奖演说。现在我们知道，布罗茨基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已成经典，他确实论及了文学和国家的关系：“文学在对国家的态度上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者冷漠，实质上是永恒的，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对有限的反动。”

作为一个骄傲的诗人，布罗茨基一直避免将自己的文字变成简单的控诉工具，综观他的全部文字，你根本找不到他年轻时在苏联北方服苦役的记录——他不屑于那样做，他不想展示自己的伤口，他认为那是一种低下的文学品格。只是在沃尔科夫对他做的长篇访谈中，并在沃尔科夫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说起国家机器对于一个诗人的折磨——给他强行注射镇静剂，半夜被粗暴叫醒，拉他去冲冷水浴，然后用湿浴巾把他包紧，再将他推到暖气旁烤干浴巾。

亚科维奇问布罗茨基对那两份刚解禁的档案如何看，布罗茨基的回应符合他对自己遭受虐待的往事一贯缄默的态度。布罗茨基在电话中礼貌地回复说,他能做出的唯一评述就是，这不值得任何评述。当时苏联刚解体不久，布罗茨基又补充了几句：“这一切之所以轰然倒塌，就是因为高官们都在做无谓的琐事。为此，我既不打算惊奇骇怪，也不打算幸灾乐祸，更不要说义愤填膺了。”的确，这是对权力最彻底的轻蔑，同时也保证了他的文字不会在声嘶力竭的控诉中降低品格。

因为同样的原因，当1993年11月亚科维奇和布罗茨基漫步威尼斯拍摄纪录片时，他们的话题是从轻松的观光游览开始的。整个拍摄过程轻松愉快，老朋友莱茵的加入让布罗茨基兴致更高，很多时候布罗茨基都充当着导游的角色，兴致勃勃地给大家介绍威尼斯的历史，介绍安康圣母教堂、圣约翰教堂、圣米凯莱岛、威尼斯的兵工厂，介绍威尼斯的音乐家维瓦尔第以及意大利众多优秀的画家和建筑师。这些无疑给纪录片披上了一层浪漫的外衣。有一次，他甚至突然对亚科维奇说：“你们要是知道我有多么幸福就好了——带着俄罗斯人游览意大利。”一向以冷峻著称的布罗茨基居然有如此外露的情感表达，这足以说明他在拍摄期间是何等愉悦。

我没有看过这部纪录片，但是从《与布罗茨基漫步威尼斯》这本书里，我可以清晰感觉到在威尼斯美妙的桨声灯影里，布罗茨基步履的轻快。需要强调的是，这部片子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众多有关威尼斯的风光片，正是因为布罗茨基特殊的身份和经历，给这部貌似轻松的片子奠定了厚重的——如果不说是悲壮的——底色。从布罗茨基口中道出的威尼斯历史和众多文化人物，自有一种感人的魅力，但作为读者，我还是对布罗茨基口中的俄罗斯更感兴趣一些，而这不也正是亚科维奇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吗？

有老朋友莱茵在，布罗茨基不可能不谈到过去，不可能不谈起他的故乡圣彼得堡。书中有个细节很打动我：在大运河岸边的露天咖啡馆，布罗茨基和莱茵终于谈起他的故乡，“在数小时之内‘重返’自己出生的城市，互相抢着朗诵关于圣彼得堡的诗句”。其时，布罗茨基离开故乡已经21年，还为自己的传记设定了“不再返回”的结局，但这并不妨碍他和莱茵想象重返圣彼得堡的情景——首先要去哪里（从瑞典乘轮船，直接到瓦西里岛博利绍伊大街那儿的海湾），而他回乡时的行头则是“穿着考究但已揉皱的雨衣，头戴一顶布尔萨林诺礼帽，嘴里叼着不变的美利特牌雪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因此，当亚科维奇问布罗茨基是否怀念圣彼得堡时，布罗茨基答道：“非常想，经常想。”问题是，那已经是另一个国家，另一座城市，很多人他也不再认识。布罗茨基继续说：“每当谈及故乡，我经常语无伦次。”

的确，从他滔滔不绝的语速中，能感受到布罗茨基对故乡的怀念，以及决定不再重返的决绝。悖论的是，后者恰恰是前者怀念之深的证明，就像布罗茨基自己所说：“那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些年轻人，那里已经属于你们这一代人了。我对现实不太感兴趣，对未来也不太感兴趣。我珍视我曾经爱过的和正在爱着的，也将带着这种感情长眠于地下。”显然，对布罗茨基来说，年少时在圣彼得堡的经历弥足珍贵，他宁愿像一个完美的梦境一样守护着它，而不让“重返”的杂质对它造成丝毫可能的伤害。那么，从威尼斯远眺圣彼得堡恰是一个合适的距离，威尼斯犹如圣彼得堡这个梦境的拓片，布罗茨基恍然置身于和圣彼得堡相似的情境，可以远距离谈论圣彼得堡，可以和老友一起回忆它的种种细节，却不会毁坏那个美妙而纤弱的梦——“这是帝国领土上最好的东西。圣彼得堡就是我希望国家未来成为的那个样子。”

本文节选自《为经典辩护》，有删改

原标题：《布罗茨基：从威尼斯远眺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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