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之症·问｜极端天气频发原因何在？

【编者按】

即将结束的2022年，气候变化成为贯穿全年的关键词之一。气候变化是这个时代的挑战，需要引起全球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视，更需要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此，澎湃新闻推出“应对气候变化”年终特别报道——气候之“症”。专题共分“望”“闻”“问”“切”四篇，对气候之“症”进行系统的诊治。

今天刊发的是“问”篇。

近些年来，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一些“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事件频频发生。洪水、山火、干旱、风暴……异常气候变化的强度和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在不断加剧，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当地时间2022年8月4日，瑞士莱布勒内，鸟瞰布里恩茨湖干涸的河床。视觉中国 图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22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近几年随着温室气体浓度不断上升，热量不断累积，过去八年有望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八年。此外，今年的极端热浪、干旱和毁灭性洪水影响了全球数百万人，并造成难以统计的损失。

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1992年，全球195个缔约方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最终在《巴黎协定》中明确了全球2℃和1.5℃的温控目标（即在2050年前，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幅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争取将温度升高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中国也在积极提出应对环境和气候问题方面的政策，在2020年9月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

极端天气为何越来越常见？谁该为气候灾害的代价埋单？气候问题未来治理的方向在哪里？近日，澎湃新闻对话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孙永平和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青年研究员王戎，从气候变化的原因、灾害及治理角度深度剖析。专家表示，全球气候变暖是极端天气频发的幕后“元凶”。目前，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策略。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2日，阿根廷科连特斯省，野火吞噬了大约80万公顷的土地，烧毁了森林、野生动物和房屋。视觉中国 图

为何极端天气频发？

澎湃新闻：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日益频发？

柴麒敏：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特别是今年北半球的高温和干旱创造了新纪录。近三四百年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揭示，这一轮的气候变化跟人类历史上的以往变化都不同，极有可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原始社会、农业社会的人口数量、活动范围还不大，所以对自然的改造和影响不大。但是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人口和经济规模呈指数级增长，我们发明了蒸汽机、内燃机、电力等利用能源的技术，为工业大生产提供动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常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常规污染物排放正在逐步得到治理，但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对全球造成的影响正在愈演愈烈。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累计已经排放了将近2.5万亿吨的二氧化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接近于翻了一倍。当前，温室气体浓度、海平面上升、海洋热量和海水酸化等多项气候指标趋近危险临界点，地球生态系统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不可逆的损害状态。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高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高出了约1.1℃。用一个比喻来讲，地球现在的状态就像人体发烧了一样，如果比正常温度高了1℃，就开始出现流鼻涕、头疼、打喷嚏等症状，如果再上升1℃，免疫系统就会出现大问题，甚至有生命之虞。现在地球就正处在这种状态，地球本身没问题，上升温度再高，地球也依旧能转，但人类社会和部分生态系统承受不了。

当地时间2022年7月18日，英国伦敦，天气炎热，一名警察在白金汉宫外给一名戴着传统熊皮帽的英国士兵喂水。视觉中国 图

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最高能承受的温升阈值是2℃，更优的情景是控制在1.5℃以下，全球剩余碳排放空间仅够继续排放10至20年左右。在过去50年里，有记录的灾难数量增加了5倍，经济损失增加了7倍。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已从上世纪70年代每10年711起增加到21世纪每10年3000多起，强度及严重性都在显著增加，对我们正常生产生活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根据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本世纪以来，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上。

孙永平：气候变化的紧急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巴黎协定》提到的温控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一个是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以内。但实际上，根据一些机构的测算，到去年已经达到了1.2℃。离1.5℃已经相当近了，那温度超过了1.5 ℃会怎么样、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或者危害？实际上现在科学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这种气候系统的异常表现有三个维度。第一个是频率，更加频发；第二个是强度，比如说现在的暴雨强度更高；第三个是持续时间，比如一次下雨持续多长时间。要从三个维度来看极端气候，不是单纯的从极端天气的出现频率来看。

既然气候系统发生变化，那么极端气候事件就相当多了。极端高温、极端低温、海平面上升、低温冰冻、台风等，极端的气候事件影响是比较广泛的。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温度越来越高以后导致气候驱动异常会体现在三个维度上：比如在城市层面来讲，像武汉主要是高温热浪、极端高温，太热会带来很多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内涝问题影响大，对城市来讲是内涝；对乡镇来讲还有洪涝带来的相关问题。

当地时间2022年7月25日，巴基斯坦卡拉奇，男子走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视觉中国 图

王戎：事实上，我们目前看到的包括极端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从科学的角度讲，并不都是人类活动导致的，也并不都叫气候变化。因为在自然环境中，气候本身是有自然波动的，温度波动实际上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从近10年平均温度来看，高温的频率比以前增加了。通过科学的证据支持，这个变化是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不像化学实验，可以通过做实验得到结果。我们的做法是用计算机模拟，把地球上所有的能够发生的气候相关的过程，全部用计算机模拟出来。模拟出来后在计算机上做两个实验：一个实验是没有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另外一个是有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电脑模拟结果显示，两者差别会越来越明显，并同时发现，有二氧化碳的情景里高温极端天气、极端干旱的现象发生的频率显著高于没有二氧化碳的情景。

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燃烧，第二个是土地变化。

人类以前的活动，主要烧的是生物质里的碳。碳是来自于空气中通过光合作用进到植物里面的二氧化碳。把植物烧掉去获得能源，最终排回空气。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叫碳中性。但是现在并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是把地下几千万年甚至是上亿年形成的碳，挖出来烧掉，变成二氧化碳排放到空气中。相当于是短时间内瞬间就改变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气候变化的主因。

另外一部分就是土地利用变化。城市化的速度、规模都在增加，不仅影响了气候变化，也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原始森林、草地，被变成了城市用地，植物本来是可以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碳的，现在变成了房屋，房屋不会吸收二氧化碳，甚至会排放出二氧化碳。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排到空气中，增加了全球变暖。

当地时间2022年6月18日，西班牙萨莫拉，消防员在灭火。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巴黎协定》再到《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为何我们现在如此关注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

柴麒敏：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我们要重新审视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要探索和开创全球生态文明的新时代。这是中国的主张，也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共识。

全球气候治理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的少数最受全球瞩目、影响极为深远的议题之一，事关能源、产业、经济、贸易、金融、科技等发展问题。

全球气候治理是自然灾害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但更深层次的是发展模式问题，未来的增长到底是持续依赖能源资源的高投入，还是真正依靠科技和机制的创新。所以气候问题背后是产业利益、国家利益，关乎人类未来及各国竞争。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不能仅依靠一两个国家，需要在国际间建立合作的规则。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的主渠道下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形成了一系列成果，来解决谁减排、减多少、怎么减以及谁出钱、出多少、怎么出的治理问题。目前来看，最为里程碑式的就是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及此后一系列实施细则，首次提出了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2021年是《巴黎协定》正式实施的第一年，因此这一年也被称为碳中和元年。

孙永平：气候变化是全球外部性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立应对。比如说排放，在不同国家排放对各方的影响是一样的，它并不取决于在哪里。因此这种情况下全球必须学习一起应对。

另外，气候变化的问题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相当大的。人类本身对于气候系统敏感性非常高。很多地区的物种变迁、灭绝，都和气温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从人自身角度讲，既然是高敏感物种，就要从自身发展角度来关注推动全球治理。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8日，肯尼亚安博塞利，一头大象的尸体躺在国家公园炙热的土地上。Ed Ram 图

王戎：气候变化的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只有当它已经发生了，才能知道气候变化了。而气候系统是一个惰性系统，并不是说今天发生变化了，明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后天气候就能恢复。二氧化碳的大气寿命是几百年、上千年。所以如果人类的活动没有停止的话，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变化这两个方面没有得到控制。气候发生变化了，很多过程是不可逆的。当气候变化发生了，产生影响，再想改变它，已经来不及了。

气候问题带来哪些挑战？

澎湃新闻：2022年，全球气候方面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极端气候事件多发。高温火灾、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海平面上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可能还会出现哪些极端天气变化？

王戎：可能会出现很可怕的后果，但也是不可知的。大家讨论很多的，比方说环流温度一旦上升，冰圈会融化，大量融化后的水到海水中，会影响整个海水的盐度，也会影响海洋的流动。但是就像我说的，对于气候变化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去做实验，只能用计算机模拟它。计算机模拟都是预测出来的，有可能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人敢百分之百确定。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6日，趴在浮冰上的北极熊。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关于未来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对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城市和重大工程等方面可能产生哪些挑战？民众生活会有哪些变化？

柴麒敏：中国人口众多、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整体脆弱，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更为显著。近年来，我国地表平均温升速率接近全球的2倍，海平面上升速度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已对中国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较为严重的威胁。

气候变化造成的洪涝、干旱、台风等灾害也在影响我国日常的生产生活安全，如2021年河南郑州特大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2022年北半球严重干旱，包括北美洲、欧洲、地中海地区、东北非地区以及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出现破纪录的极端酷热的天气，许多地区更是经历了极端干旱，如四川盆地、江西等地，长江干支流汛期反枯，多处河流和湖区水位创历史最低，水电出力也出现严重下降。

2022年10月30日，江西九江，鄱阳湖鞋山岛全部露出。视觉中国 图

气候变暖已经影响到了全球多地水资源和粮食安全。近年来，我国青藏高原的科考表明，高原积雪变化明显，年积雪日数、年降雪日数和雪深呈减少趋势。与此同时，青藏高原的冰川正在加速退缩，储量减少15%以上，其中，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念青唐古拉山和祁连山冰川面积缩小20%-30%。发生在“中华民族水塔”的变化将引发衍生灾害，对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形成威胁。高原冻土面积也在急剧缩减，这对青藏铁路、青藏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行会造成风险。

气候变化已经使全球海平面高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严重威胁沿海城市和海岸带的安全，而因为航运便利，这些地方的人口往往是最稠密的、经济是最发达的，未来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孙永平：极端气候事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放到不同区域去讨论。不能够大致的说全球怎么样。而是说不同地区应该关注什么，比如武汉要更关注内涝高温；北方更关注干旱、极端低温等。

王戎：粮食和水都是未来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植物的生长是需要水、需要适宜温度的，比如小麦的最优生长温度实际上是在9℃左右。玉米的温度是在15-20℃左右。这些种植水稻、玉米的地方，如果温度上升了，就不适宜种植原先的作物，产量就会下降。目前已经观测到了很多地方，特别是在2003年欧洲爆发了一次夏天的热浪，那一年整个欧洲的农业产量大幅减产。还有水温度升高了，水循环就被打破，很多地方特别是非洲以后缺水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当地时间2022年8月14日，比利时贝尔维德，热浪和干旱损害了田里的玉米。视觉中国 图

气候损失谁来埋单？

澎湃新闻：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更新、提升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到“十二五”时期提出“国家自主贡献”，再到2020年提出“双碳”承诺，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包括去年中美两国达成《宣言》重提温升目标，这些意味着什么？我国在应付气候方面目前有哪些具体的行动措施？

柴麒敏：我们前后三次参加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论证和技术支撑工作，特别是这次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感受特别深刻。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根据我国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战略和第二个百年目标、立足于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具体国情提出来的，并经过了三个五年规划的实践持续进行优化。作为发展中大国，我们承担了与我国发展阶段相称的国际责任，同时也更加注重以“双碳”目标引领和倒逼国内高质量发展。考虑到国际局势还有不确定性，为留有余地，我们并未宣布碳排放的峰值水平。

以新气候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果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碳强度指标做分析的话，会发现碳强度出现拐点或者峰值大概是在1978年左右，那时我们国家刚开始推动改革开放，我们将这一次碳排放强度的拐点称为第一次经济转型。碳强度的改善意味着单位碳排放所产出的经济量在增长，也就是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持续改善。

而碳达峰就意味着碳排放总量的拐点，也就是我们第二次的经济转型，如果要对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做一个碳的标度，那就是2030年前。从目前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路径来看，碳达峰一般都出现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后期，人均收入差不多在2万美元到4万美元之间。也就是说碳达峰本身就意味着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

新疆吐鲁番，风力发电。视觉中国 图

实现碳达峰之后，我们的GDP、产业还会增长，但是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长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脱钩。“脱钩”指的就是未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依赖于高碳资源的投入，而是更多受科技和产业创新驱动，也就是高质量发展。所以碳达峰稍微早一点来，意味着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速度在不断加快。我们不应该排斥早达峰，而是要辨别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达峰，简单粗暴的限电限产肯定不是我们所主张的碳达峰，通过发展绿色低碳优势产业而达峰则是应该积极鼓励的。所以要不要早达峰，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再来谈谈碳中和，在全球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时候，气候变化问题就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一开始全球的碳循环是平衡的，因为工业化后全球碳排放量太大了，自然系统吸收不了，而与此同时碳汇还在遭到破坏，所以才会造成失衡。碳中和其实就是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状态，也就是将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的负面干扰降低到一个极低的水平。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首先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和政策创新把碳排放尽可能地减下来，因为现在的排放量已经大到无法仅依靠恢复自然系统碳汇来抵消了。

碳中和强调的并不是不再发展生产力，也不是降低我们生活的质量，碳中和的核心思想是不断通过技术和政策创新来进行推动发展模式的优化迭代。往更大的范畴讲，也是文明的优化迭代，也就是我们国家推动的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致中和，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孙永平：实际上，中国是一个气候变化高敏感的地区，所以中国必须要去应对气候变化。在减缓方面，“双碳”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减缓政策，有很多的政策用来减缓。从适应角度讲，中国今年发布相关的适应规划，也在把适应的措施贯穿到城市的一些规划和农业等高敏感的行业里面，不断提高适应的力度。

王戎：“双碳”目标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问题上是越来越重视的。中国的控碳叫双碳：“碳中和”和“碳达峰”，已经是在国际上做出来的承诺。我们国家对此也有很多措施，例如用太阳能、风能替代化石能源。倡导大家低碳生活。对于整个国家，这不仅是能源战略，还是对于大家生活习惯的改变。

2022年12月23日，江苏连云港，赣榆区海头镇大官庄村，家家户户在屋顶上安装太阳能光伏面板。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今年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损失和损害”首次出现在气候谈判的正式文本中是在2007年巴厘岛气候大会。对于“损失与损害”的关注和讨论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孙永平：本届大会上面提到的“损失与损害”讨论得是挺早，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反对一直没有形成决议和计划。

“损失与损害”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关于赔偿，今年说的基金实际上是专门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损失损害，做一些赔偿性的工作，“损失与损害”也讨论过关于技术援助。今年之所以能够同意，还是做了很多妥协和让步。

“损失与损害”是发展中国家提的。埃及是今年的主办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它基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首先提议把这个纳入到议程里，然后才形成了这样的简单文本。

但是这里只是同意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具体这个基金怎么筹钱、怎么运作没有相关的细则。实际上基金最关键的是来源方，但是最终并没有讨论出来。

澎湃新闻：在这次大会上，尽管许多国家承诺了新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但是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等问题上态度消极。发达国家之前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仍未兑现。世界将难以实现《巴黎协定》中各国承诺的目标。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意味着什么？传递出什么信号？

孙永平：目的更多的是基于“气候正义”的角度。“气候正义”就是说最不发达的这些国家，实际上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最大的，但是在归因里占的比例是最低的。因此基于正义的角度讲，发达国家就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损害积极赔偿与援助。实际上，这应该算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

应对气候变化路在何方？

澎湃新闻：应对气候变化是系统工程，需要全球的合作，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做出的努力有哪些？在新的地缘环境下如何做到“绿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

孙永平：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碳排放量越来越大，占比越来越高。发达国家现在正在迈向中和，发展中国家可能缺乏资金、技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定要通力合作，才有可能真正的实现气体排放的大幅度下降，如果两方对立起来是很难实现目标的。

《巴黎协定》其实已经讨论到并且也明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培训的义务。只有双方能够合作起来，积极履行自己的承诺，然后才能够真正实现全球的、整体的减排。

在地缘政治的背景下或者环境下，绿色合作还面临一些挑战。所以我们的观点是发达国家最好不要把气候议题政治化、武器化。这样才能构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互信，才能更好推动绿色合作。

王戎：单靠发展中国家来实现碳减排是不现实的，发展中国家本来就是在发展，缺乏资金。而且气候变化是二氧化碳的累积问题，所以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是发达国家。

从道义上和能力上讲，发达国家都应该更多投入资金来解决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包括气候适应，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但是目前力度总是不够。

澎湃新闻：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柴麒敏：应对气候变化目前主要依靠两种手段。一种就是减缓气候变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温室气体的减排，主要体现在全球要从原来高碳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体系转向低碳、零碳的新能源为主的新型体系，比如像风电、光伏、生物质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安全可靠的核能。此外，还要减少工业工程碳排放，如使用再生材料、氢冶金、碳资源化利用等新工艺，以及降低土地利用、废弃物处理、农业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

实现碳减排，不是不生产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而是创新生产方式、利用新的技术。这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比如燃油汽车时代，汽车的智能性还不够好，但到电动车时代，就搭载了很多智能设备，没有了内燃机的车内空间充满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汽车产品正在被重新定义。智能技术和绿色技术“一体两翼”互相耦合，催生了很多新兴的产业，也给经济带来了增长的新动能。

变革才有活力，变革才能让我们看到以前没有的发展机遇。所以，要客观理性的去看待碳达峰、碳中和，不要将其当作“洪水猛兽”，不要简单认为减排就是给发展设限，“双碳”并不只是一味地做“减法”，而是要做好“加法”，这从近年来浙江、江苏、江西、四川等地区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大发展就能看出来。

第二种手段就是适应气候变化。由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还在持续增长，2022年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增长水平，因此全球变暖的趋势仍没有得到遏制。应对这些气候灾害，要做好早期的预警预测、积极防灾减灾、发展“韧性城市”、提高海洋带等基础设施应对标准、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保护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生态移民、建设大型地球工程等。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都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比如加大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研发、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动气候投融资等。就目前而言，减缓领域已经迈过早期阶段，正在逐步市场化，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产业，我们国家已经具备完整的产业链，装备制造和市场规模都已跃居全球首位，未来发展空间非常值得期待；但适应气候变化基本是“成本项”，目前主要依靠公共资金，缺乏好的运营模式。

2022年11月10日，重庆黔江区，市民在给电动汽车充电。视觉中国 图

实现“双碳”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这一领域的人才需求非常大。国内很多高校都在纷纷成立碳中和研究院，比如清华、北大、浙大、人大、复旦、交大等，并建立新的交叉学科，这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其中，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实现“双碳”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多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合力，才有可能推动这场新发展和生态文明的伟大变革。

孙永平：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个是减缓，一方面是适应。“双碳”等都是减缓，另外一个工作我们现在基本上提的少，就是适应。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惯性其实很长。现在踩刹车，这个车可能要30-50年才能停住，所以现在温升至少持续30年。

既然持续30年的话，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一方面是要刹车，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这个车不把别人给撞了，要适应。所以就像武汉做了很多海绵城市的项目，也做了很多河湖江的联通工程，来应对这种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挑战。

我们目前肯定是要把“双碳”的目标保住，要共同努力。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技术。技术是最关键的。技术和资金这两个问题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大家要更加地团结起来，要坚持联合国为主体的多边治理体系，让更多的国家同向而行、共同努力。

王戎：全球统一起来行动，实现技术共享，实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投入。同时，不仅是政府，让更多的民间的力量能够一起来帮助实现气候减排，因为气候问题是一个全人类要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