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阅读︱大时代面前的小人物

早有人意识到，传统的历史记述都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缺陷，那就是聚焦于那些大人物的事迹，恐怕99%以上曾经活过的人，都没能留下一点痕迹，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都是“没有历史的人”。这在以往或许不以为非，但到了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人们很自然地厌烦旧历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更想知道历史上像自己一样的普通人都经历了什么。

然而，当人们试图这么做时，会很自然地遇到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相关史料的极端匮乏。中国历来被视为全世界历史文献最多的国度，但时常被人忽略的是：史料数量上的庞大与其构成上的多样性是两回事。相比起欧洲和日本，中国历代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更偏重国家政事和上层社会，而平民生活却大抵被士人视为不值得记录，因而史料的多样性相当欠缺。

一如历史学家史景迁曾说过的，“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者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而这一点在中国尤为困难，因为儒家士人往往对国史、地方志的撰写极为周详，但是，“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而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能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作极其周密细致的解读”。

在中国社会所能借助的通常是日记、家谱，但这大抵要到明清以降才有较多遗存，而且通常也不是普通的家族和百姓，任何学者想要让历史上的小人物发声，史料的匮乏仍然是最根本的制约。虽然要书写小人物的历史无疑非常困难，但2022年涌现出了好几部现象级的历史著作，可以说是相当有价值的尝试。

小人物的真实

要了解那些无文献记载的普通人生活，考古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贫苦百姓的真实生活通常不会被记载下来，但却有可能留下真实的历史现场。鲁西奇著《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如果没有出土简牍，可想是无法问世的。本书一度曾因“硬伤”引起激烈争议，但不可否认，它第一次复原了秦帝国统治下小人物的完整人生图景。对于理解当时小人物的生存环境，可以说已做了最大限度的挖掘，也不时可见作者对小人物所抱有的温情，但这有意无意中似也将这位基层小吏看作了被统治者，而忘了这类人还有另一面：对于位居其下的老百姓来说，他可能就是最遭人恨的那种统治者。

虽然被归为“微观史”，但限于史料，作者鲁西奇也自知无法展现这位秦吏的生活处境与内心世界，因而这一研究所呈现的其实是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个体，换言之，在此再现的不是其个性，而是一种社会身份，这种“角色本位”原本就是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鲁西奇本人曾在《谁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中说“皇帝不是人”，“官僚和准官僚也不是人，因为其行事与思想的根本原则，是官场规则或政治理性，而不是人性”，由此强调，要建构起一个“人”的历史学，就需要从剥离他们的身份入手，将他们“还原”为“人”，但从他自己的实践来看，要做到这一点也是极为困难的。

历史学者罗新在《漫长的余生》（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一书中则还原了一个北魏宫女王钟儿的人生，明白指出自己这么做是想倡导一种新的范式和问题意识：“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对普通人的遮蔽或无视，是传统历史学系统性缺陷的一部分，是古代社会强烈而僵硬的不平等体制决定的。正是因此，我们对那些虽为正史所排斥，却凭借墓志而幸存至今的北魏宫女史料，一定要格外珍惜。”他强调：“这个故事值得讲述，因为主人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弱者和边缘人，而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换言之，他书写普通人，是希望将之从历史的沉默中拯救出来。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即便留下了这一方墓志，那实际上仍然是别人对她的记述，而不是她自己发出的声音。这乍看是“微观史”，不如说是从“小切口”进入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钟儿仍然在历史的沉默之中，“漫长的余生”这一书名似乎是指向她的晚年，但其实读完之后，我们更了解的与其说是她，倒不如说是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毕竟除了那方墓志之外别无关于她本人的史料，历史学者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罗新自己也说“我不知道这个写法是否具有学科的意义”，因为全书并未提出多少新见，它更重要的贡献，应该是整合材料来尝试一个新范式。

史料匮乏时，如何书写、还原小人物的真实人生，这势必是一个永远有争议的问题。这方面值得重温史景迁的名著《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他在开篇就表达了一种“眼光向下”的视角，指出即便是那些大时代的“小危机”，“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这些危机有绝对、攸关生死的重要性”。这让他对笔下人物有着深切的同情，但这部作品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点是：它几乎运用了从县志、法律判例、诗文到《聊斋志异》传说在内的各种史料，甚至毫不犹豫地做了一些文学化的描写。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想象历史现场，但可想而知，也有很多人怀疑这模糊了“历史”和“文学”的边界。

在时代的大浪中如何自处？

如果说真实个体的微观人生历程更戏剧化，但更容易受史料限制；那么另一种写法能通过合理推测来建构起一幅图景，让我们看到普通人在时代大浪中的命运。

欧美的相关著作在此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参照：斯蒂芬·塞恩斯托姆著《其他波士顿人：美国大都市的贫穷与进步，1880-1970》（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用计量史学的方式评估了波士顿平民在近百年时间里的阶层流动机会；康拉德·H.雅劳施著《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则通过无数德国平民的记忆，尽力复原人们在时代巨变的外力左右下，如何面对过往和人生断层，指明批判才能使公共记忆文化转化为社会自我更新的动力，没有这样的反省，意味着不能学会任何历史教训。

中国历史上的普通人如何在时代的大浪中自处？这首先需要充分认识他们所处的日常社会生活史。侯旭东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三联书店，2020）反思了过往以政治事件为中心的历史书写，转而关注共时性的日常统治，认为这些比大事件对人们的生活起到更深层的力量，也使以往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史料得到了重新理解和解读。

对于理解传统中国的帝国统治逻辑和普通人的生活，美国汉学家孔飞力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14）无疑是值得反复读的经典，它通过一起看似不起眼的社会恐慌事件，揭示出清代盛世时的种种症结：在一个看似已趋于繁荣的时代，人们尚未适应社会变动，外部环境看起来与其说充满变动的机会，不如说隐藏着让他们担惊受怕的隐秘力量。乾隆帝对这一案件的处理不仅暴露出清代政治体制运作的问题，也暗示着“盛世”其实已经危机四伏，而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却都没有看清自己所处的时代。

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一个变动中的大时代极有可能更为艰难。任思梅《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在研究了近代华北的拐卖妇女案例之后，发现当时的穷人都不得不在几种不尽如人意的处境中做出艰难选择，甚至根本没有选择，人贩子和被拐卖的人之间的界线模糊，有时正是那些鼓吹自我牺牲的美德被用于奴役，而家庭却可能是用最令人不齿的人口买卖手段来加以维系的。这些真实社会面向之复杂，甚至很难概括出几个模式，但也因此更提醒了我们小人物所面对的现实处境：弱者的选择永远都是很少的。

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从明代军户应对制度的做法出发，洞见中国社会政治运作的著作细微之处。这固然需要扎实的材料搜集和解读能力，但更多的应该得益于历史人类学素养带来的问题意识。虽然说是“被统治的艺术”，但从老百姓出发的视角出发来看，民众在时代变动中并不只是被动接受统治，而是有一种内在的能动性，去主动因应时势变化，利用各种手段来为自己尽可能地争取利益。

同样的，赵世瑜《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也从民俗入手，大胆推想，揭示出以往被遮蔽的历史：曾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水上人”，如何一点点将自己身份合法化，抓住大时代缝隙中的机会，边缘性反倒成了他们顺应变化的优势，使他们建构起长途商贸网络后，最终走向上海这个“大码头”。在时代大浪中，变动未必是坏事：对于那些有准备的群体来说，也极有可能是一次做出创造性回应的极好契机。

像这样“眼光向下”的视角，可想而知会给历史书写带来全新的挑战，但也开辟了新的可能。毕竟时代在发生改变，也促使我们重新看待和审视历史。这看起来印证了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反过来说，我们也并不只是从历史中看到当下的现实，倒不如说，当下的现实将永远启发我们去发现不一样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