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前赴后继研发中文打字机，让古老汉字向现代世界突围｜此刻夜读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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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花样年华》中的打字机

我们常常会在电影或是作家书房照片中看见“打字机”这件日常工具，英文打字机只需要用26个字母就可以完全表达，甚至还有很多空余按键可以用来放数字，因此英语的打字机面世很快，并且很快被其他使用表音文字的国家本土化，开始在全世界风靡。而汉字在过去几百年里，都不能融入全球打字系统，而游离于所有语言系统之外。

承载文明传播交流的语言，在拥抱现代性过程中引起了知识群体的关注与担忧，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百年前讨论着汉字是否可以拉丁字母化，另一些人则热衷于研究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创造，以期推动汉字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被流通使用。

百年前《科学美国人》报道谢卫楼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报道

1899年，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报道了一台由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 Sheffield）所发明的中文打字机，是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一台中文打字机。1912年，留美工程师周厚坤发明了一种索引式中文打字机，《新青年》卷三第一号（1917年3月）记录了这款打字机的使用场景。1919年，商务印书馆的舒震东在周厚坤打字机的基础上，开发了“舒式华文打字机”，后来又改良为“改良舒式华文打字机”。随着批量生产运用，商务中文打字机成为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的打字设备，“官署、学校、公司、工厂不可不备”。1926年，在费城世博会上，“舒式中文打字机”获得乙等荣誉奖章，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还能在出版社找到它的身影。1946年，作家林语堂根据自己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制作出“明快中文打字机”，可惜这款机器也没有获得量产，而林语堂因为研制明快打字机几乎破产。

周厚坤的中文打字机，他被誉为“中文打字机之父”（左）

“明快中文打字机”广告画（右）

沿着这段中文打字机的历史，斯坦福大学中国历史社会学教授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出版了《中文打字机》（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一书，探索了中文寻求生存、适应且影响科技变革的历史。该书近期推出中文译本，备受读者关注，艺术家徐冰在阅读此书后认为，“文明分歧，不仅是各文明之间或东西方文明之间的问题，还有一种更具原发性的分歧，即汉字文化圈与整个世界文明之间的错位。”多年进行方块字艺术实验的徐冰和墨磊宁最终形成了相似观点，“随着中文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常用字法、拼合法和代码法这些曾经相对独立的模式之间本已松动的边界如今完全消融了，各种以其为基础的策略和实体也开始走向融合，汇聚成为新的技术语言形态。”这意味着如今的中文，突破了字母文字霸权而融入全球化信息时代，重新获得独特地位。

徐冰《引力剧场》浦东美术馆

今天夜读，回看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依然值得我们思考，文明在面对危机时如何快速保持自身平衡，推动自身应对外部世界。

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张朋亮 译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们能否听到中文打字机说了什么？

当我们站在鸿沟的边缘，为这次考察做最后的安排和准备时，有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假如我们最终与鸿沟中的大量物品（例如各种奇异的编码和设想出的机器）相遇，我们是否有能力正视它们，而不是将其简单视为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对应“本体”的拙劣模仿？比如，当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中文打字员一分钟所能打出汉字的数量时，我们是否会不由自主地将其与当时利用雷明顿打字机和安德伍德打字机所能达到的速度相比较？当我们看到中文打字机的机身时，我们的美学意识是否会不自觉地将其同奥利维蒂公司发明的外形优美、赏心悦目的莱泰拉22型打字机（Lettera 22）相提并论？当我们首次听到中文打字机的声音时，我们能否抛开头脑中由QWERTY键盘“嗒嗒嗒”（rat-a-tat）的节奏构成的现代韵律，不抱成见地去倾听？问题不在于中文打字机能否说话，而在于当它说话时，我们能否听到。

1950年，美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勒罗伊·安德森（Leroy Anderson）创作了一首名为《打字机》（The Typewriter）的乐曲，在这首欢快的乐曲中，他将这种西方商业设备变成了乐器。演奏时，独奏者（很可能是交响乐团的打击乐手）坐在舞台的最前端，身后是管弦乐队，面前摆着一台机械式打字机。这位打字员兼打击乐手演奏出一串密集而连贯的三十二分音符，嵌套于伴奏音乐中，中间点缀以巧妙的休止符，同时为了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以打字机铃铛的声音表示这一行字快要打完了。这首乐曲以“活泼的快板”演绎，每分钟160拍的超快节奏让人不禁联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ff）的《野蜂飞舞》（The Flight of the Bumblebee）。虽然《打字机》的知名度不如作者的另一作品《切分音时钟》（Syncopated Clock），但还是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为文化剧目中虽不常出现但颇受欢迎的一首乐曲。不过，对打字机最有力的一次宣传来自交响乐界之外：在1963年的电影《乘龙快婿》（Who’s Minding the Store?）中，喜剧演员杰瑞·刘易斯（Jerry Lewis）滑稽地模仿了使用打字机的动作。

安德森的《打字机》很有启示意义，它让我们从更广的维度认识到字母文字打字机如何作为20世纪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打字机是作为一种书写机器和商业设备发明出来的，但它又兼职出演了大众现代性的可听性之一：这个由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构成的声音景观已经伴随我们超过一个世纪，并且在当今电子计算机时代下，继续作为这个世界一个理所当然的部分，萦绕在我们耳畔。此外，这一声音景观的形成也由来已久。在1928年，也就是在安德森创作《打字机》20多年前，就有人试着描述王牌武器汤普森机关枪（Thompson machine gun）那可怖的声音。有人根据它的发明者的名字，将其称为“汤米枪”（Tommy Gun），也有人给它起了“芝加哥打字机”（Chicago Typewriter）的绰号，因为枪械发射子弹的声音与打字机那“嗒嗒嗒”的声音与如出一辙。这一绰号不经意间构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当第一种批量化生产的打字机从美国内战时期武器制造商雷明顿公司组装下线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不无感慨地将这种打字机比作“说话的机关枪”（discursive machine gun）。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不再用机关枪给打字机起绰号，而开始用打字机给机关枪起绰号了。

电影《四百击》《辛德勒的名单》中的打字机

可听性只是打字机意象的一个层面。在影视发展史上，打字机也很早就从单纯的布景物件晋升为无偿演员了。在《女友礼拜五》（His Girl Friday, 1940）、《四百击》（The 400 Blows, 1959）、《闪灵》（The Shining, 1980）、《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 1976）、《血网边缘》（Jagged Edge, 1985）、《巴顿·芬克》（Barton Fink, 1991）、《裸体午餐》（Naked Lunch,1991）、《危情十日》（Misery, 1990）、《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 1993）、《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 2006）等等电影中，打字机已成为叙事的媒介，有时甚至构成整个场景和故事的核心支点。对打字机最大胆的呈现当数《孟买之音》（Bombay Talkie, 1970），其中有一个镜头是几位演员在一个巨大的打字机上舞蹈，构成了电影音乐剧的高潮部分。在其中，打字机被称为“命运机器”（fate machine），电影解释了这一夸张的绰号，因为“打字机的按键代表生活的按键，我们在按键上舞蹈。当我们舞蹈时不断踩下按键，便写出了我们的人生故事”。电影中著名的宝莱坞曲目《打字机哒哒哒》（Typewriter Tip Tip Tip）也通过拟声法唤起人们同样的感情：

打字机哒哒哒哒

书写着每个人的人生。

不过我们在本书中所要见到的中文打字机听起来既不像安德森的艺术演绎，也不是“哒哒哒”的声音，也没有影响任何著名的中文作家——没有哪本中文的咖啡桌读物会将鲁迅、张爱玲或茅盾描绘成像颓废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那样，嘴里叼着烟，谈论着他们如何喜爱中文打字机。同样，（目前）也没有以中文打字机为专题的博物馆，即使有，也远远达不到全球收藏者和怀旧者对字母文字打字机的收藏规模。在不止一个方面，中文打字机给我们的印象都不太像一个打字机。

演员汤姆·汉克斯也是一位打字机收藏家

当我们准备研究和认识这一机器，乃至更广阔的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时，我们要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再次回到关于声音的隐喻上：如果一提到中文打字机的声音我们就联想起安德森的乐谱、汤米枪和宝莱坞的“哒哒哒”，那我们还能听到它说了什么吗？这是本书在方法论上面对的主要挑战。

根据读者的不同立场，本书给出的答案可能要么乐观得天真，要么悲观得过分。我的确相信能够书写一部中文打字机的历史，并触及更广阔的中文技术语言现代性的历史，但前提是必须抛开一切听到它“本身”的声音的幻想。从来不存在这样的听觉空间——一个独立的、不受干扰的录音棚等待历史学家去重建。而一旦我们能重新发现中文打字机，它就将借此得到正名，恢复自己应有的地位。中文打字机的可听性曾经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妥协的频域，它始终与西方“真正的”打字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完全被裹挟其中，但又与其全球声音景观区别开来。在倾听中文打字机时，我们无法奢求将自己隔绝于一间和平宁静的隔音室中，通过高保真的音响来仔细分辨它的声音质感。相反，我们更像是身处一个嘈杂的咖啡馆，乐声此起彼伏，我们在其中努力分辨它那微弱的声音。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一部“以中国为中心的”中文打字机史——或者中文现代性史。

本书英文版封面使用了上海“双鸽牌中文打字机”广告画

从方法论上讲，我在本书中的态度可以被表述为“抗争性的”（agonistic）：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写出一部单一的、和谐的、无争议的、盖棺论定的中文打字机历史，而是希望为不和谐、矛盾甚至不可能性留出足够的空间，甚至将其视为富有成效的、积极的，更贴近人类历史实际形成的方式。因此我认为，如果要听到中文打字机说了什么，我们就必须对自己长期以来关于技术语言学现代性的种种预设进行审视和解构（目前这项工作对历史学家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同时放弃只要有了批判性反思就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些预设的念头。在过去的十年里，不论我如何专心地倾听中文打字机，不论我如何努力地避免将萦绕脑际的、由雷明顿打字机和QWERTY键盘发出的音律视为自然，我始终无法听到纯粹的中文打字机的声音。

“舒氏中文打字机”演示

当然，中文打字机会发出声音。甚至也有与《孟买之音》的“哒哒哒”相对应的拟声词，但找起来并不容易，在流行文化里也没有前者那么广为人知。对于中文打字机声音的相关描述，我是从尘封的档案当中找到的（来自那些真正使用和接触过的人），我发现，中文打字机所发出的这种特殊的节律和音调，有点类似于马蹄声般的“嘎哒嘎哒嘎哒”（gada gada gada）声。其中，“嘎”形容的是打字机的一系列初始动作的声音，即按下揿手杆，金属活字便被输送到卡字杆，撞击滚筒；“哒”形容的是第二个动作的声音，即卡字杆回归原位，金属活字被送回字盘阵列的原位。

不过，声音和可听性是两回事。即使当我亲耳听到中文打字机“嘎哒嘎哒”的节奏，在我头脑中回响的还是由安德森的打字机所构成的背景音。虽然这种“嘎哒嘎哒”的声音有它自己的节奏，但就速度而言，我的头脑仍然会忍不住认为它是由“真正的”打字机发出的一段时长30秒的“哒哒哒”当中的一个半音或全音。

原标题：《他们前赴后继研发中文打字机，让古老汉字向现代世界突围｜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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