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15：到底谁来为自然环境负责？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开幕式。图片来源：Lian Yi / Alamy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自然保护协议谈判中，针对公共财政的讨论一直是重要的胶着点。

融资缺口巨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评估显示，到2025年，自然保护和优化管理的投资规模需要比目前水平增加一倍以上，达到每年3840亿美元。

2021年10月，COP15第一阶段会议以“线上+线下”方式在中国昆明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宣布，将推出一项总额15亿元（约合2.33亿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在蒙特利尔主持了COP15第二阶段会议开幕式，并承诺从2023年/2024年起的七年时间里，向加拿大土著领导的自然保护项目拨款8亿加元（约合5.9亿美元）。

自称是国际生物多样性资金最大捐助方的欧盟去年承诺将其2021-2027年的捐款增加一倍，达到70亿欧元（约合74亿美元）。但欧盟委员会环境总干事弗洛里卡·芬克-胡伊杰（Florika Fink-Hooijer）在COP15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海外发展援助永远不足以填补资金缺口。她说，我们需要各方资金来源提供支持，而不仅仅是公共资金。

“私营部门在为生物多样性提供资金支持方面潜力巨大——全球GDP的一半都依赖于自然，”她说。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私人资本仅占自然总投资的17%。该评估呼吁私营部门在未来几年将投资规模提高“几个数量级”，协助实现自然和气候目标。

前所未有的商界关注

商界对生物多样性的兴趣正在迅速上升，尽管仍远不及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新闻办公室的数据，在COP15上，21,000名注册人员中约有1,000名企业代表。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以往任何一次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并且涵盖了金融、旅游和水泥生产等多个行业。

“这种商界关注度是前所未有的，”商业自然联盟（Business for Nature）执行董事伊娃·扎贝（Eva Zabey）说。”这里大约90%的企业以前从未参加过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

COP15共历经四次延期，最终移师加拿大蒙特利尔。图片来源：Joe Passe / Flickr / CC BY-SA 2.0

多项商业倡议在COP15期间或前后启动。例如全球公域联盟（Global Commons Alliance）的“问责加速器”（accountability accelerator），该项目希望帮助填补企业保护和恢复自然承诺中的潜在漏洞。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自然向好”类似于气候变化领域的“净零排放”。相比于那些寻求建立“自然向好”概念的企业，全球公域联盟希望“先行一步”，确保企业承诺以科学为基础并拥有充足资源支持。此外，它还希望帮助那些向公司施压的团体做出改变。

另外，世界基准联盟（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推出了一个“自然基准”，对全球最具影响力的400家公司在自然保护和恢复方面的进展进行了评估。联盟研究发现，只有5%的公司对其运营和商业模式的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影响进行了科学评估，而对气候影响展开评估的企业比例高达50%，两者差距明显。

“自然基准”还发现，企业很少披露其业务是否位于或靠近生物多样性高度优先地区，也很少有企业承诺尊重土著人民权利。报告发现，在治理、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影响方面，得分最高的公司仅获得55分（满分100分）。

该联盟表示，在其排名中，一些得分最高的公司反而是那些此前因丑闻而受到公众密切关注的公司。例如，巴西淡水河谷（Vale）在基准排名中位列第四。淡水河谷是巴西两座尾矿坝的所有者，这两座尾矿坝在不同的事件中坍塌，导致数百人死亡，采矿废物污染了河流。

淡水河谷可持续发展执行副总裁马卢·帕瓦（Malu Paiva）表示，第二次事故于2019年在布鲁马迪尼奥（Brumadinho）发生，后果更严重，却成为了企业的“一个转折点”。她在COP15会外活动上表示，18个月前她还曾犹豫是否加入该公司。“坐在这里并不容易，我们了解过去，但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新的时刻，”她说。

世界各地企业普遍使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框架开展气候变化报告。近日，该组织提议对其2016年生物多样性标准进行更新，初步修改意见涉及供应链全程报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报告，例如污染和资源过度开发；生物多样性对人权的影响，如对土著人民和工人的影响；强调特定地点的数据，确保企业对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地点保持透明。

强制披露

事实上，许多参加COP15的企业正在推动对私营部门的风险、依赖性和影响进行强制报告。这一义务是在蒙特利尔商议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目标15中提出的。

在COP15召开前，包括英杰华投资公司、法国巴黎银行、达能、雀巢、荷兰合作银行、罗氏、塔塔钢铁和联合利华在内的330多家商业和金融机构致函各国政府，呼吁在2030年前通过关于评估和披露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对自然影响和依赖的强制性要求。根据毕马威咨询人员在10月对世界各地公司的调查，5800家公司中只有大约40%报告了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

▲厄瓜多尔南部孔多尔山脉，夜间一只正在休憩的厄瓜多尔角蛙。图片来源：Morley Read / Alamy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许多重要的环保组织支持并在谈判中与企业合作，实地合作开展自然恢复项目。然而，国际地球之友和一些土著居民代表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在一份非常关键的报告中，国际地球之友指责商界对《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进程施加了“企业俘获”（corporate capture）游说影响。该组织认为，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真正驱动因素会损害大多数企业的经济利益。“他们确保自己在场展示合作的善意——但却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避免了强加给他们的不便或会影响他们经济利益的措施。

国际地球之友列举了抵消、自我认证、自我监管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替代”措施的例子，这些措施给人一种行动的印象，同时向企业保证它们不必缩减业务或利润。该机构认为，在COP15上推行的“自然向好”概念属于“漂绿”，允许企业通过改善其他地方的生物多样性来抵消生物多样性的损害。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地球之友项目协调员塞缪尔·吉尔伯特（Samuel Gilbert）驳斥了推动强制报告的商业行动。“行动只专注于一个过程——报告。这个范围太局限了。当由企业主导他们希望披露内容的过程时，我们就必须提出质疑，”他说。

国际地球之友国际森林和生物多样性项目协调员内尔·马里恩（Nele Marien）补充说:“对大多数公司来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盈利。他们的任务不是拯救生物多样性。”

马里恩（Marien）承认一些公司比其他公司表现更好，但她表示，报告不会减少环境破坏或人权侵犯等问题。“他们希望强制规定的主要报告类型是业务风险。但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的是拯救生物多样性，而不是拯救商业，”她说。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草案的目标15包含一项提议，即企业应对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包括处罚和损害赔偿。然而，谈判者现在一致同意取消这一条款。

商业自然联盟、资本联盟和商业信息披露组织CDP 等“强制要求”运动（ Make it Mandatory）的支持者发布了一份报告，并在一系列政府建议清单中提出了针对违规行为的执行机制和措施。上文提到的企业致函没有提到强制执行。不过商业自然联盟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如果希望就强制评估和披露在全球层面达成一致，各国将必须在国家层面上定义这种情况，包括所有强制执行机制。

土著居民人权机构国际生存组织（Survival International）的机构顾问西蒙·考斯特（Simon Counsell）在博客中写道，与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低于工业化水平前1.5摄氏度水平的气候变化目标不同， “自然向好”不是一个基于科学的目标。

“它将《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推向了主观、不确定和潜在滥用的方向……它回避了许多问题，比如它指的是谁的自然，以及它在遗传多样性、濒危物种、濒危种群和生态系统方面意味着什么，”他写道。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在谈判中，对企业参与COP15的怀疑也是显而易见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强调了助力恢复自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支持当地人民生计的项目之间的联系。近年来，这一概念在气候谈判和其他国际论坛中逐渐获得关注。然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些缔约成员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它是对企业抵消机制的认可。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气候和能源领导人、前秘鲁环境部长曼努埃尔·普尔加-比达尔（Manuel Pulgar-Vidal）在COP15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一说法表示失望。“仍有七八个国家反对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写入蒙特利尔协议。

“有人说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或者是一种抵消机制，这不是真的，从来都不是这样。也有人说它不包含人权措施，这也不是真的——采纳这一机制的两项决议中都包括人权举措，”他说。

“他指出，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进行谈判的所有国家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另外三次（有关气候、荒漠化和湿地的）联合国缔约方会议以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就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达成了一致。”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唯一尚未承认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公约。如果它不这样做，这将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大损失——正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能够定义它的含义，所以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则会由其他一些组织来完成这一任务，”他说。

一名海洋科学家在土耳其的卡斯-凯科瓦（Kas-Kekova）海洋保护区进行海草修复工作。海底草甸只覆盖了0.1%的海底面积，但却储存了全球18%的海洋碳。图片来源: Alamy

自然向好

同样，来自商业自然联盟的扎贝表示，“自然向好”意味着在2030年前首先减少负面影响，然后增加正面影响。她承认，企业会发现，目前很难宣称自己是“自然向好”的，因为这需要“价值链上的彻底变革”。

她为强制报告运动辩护。“CDP数据显示，披露信息的公司会采取更多行动。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现在我们只是在摸索中前行，”她说。

水泥生产商豪西蒙（Holcim）公司首席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官马加利·安德森（Magali Anderson）表示，该公司几年来一直在进行自然影响披露。“它的确显示了企业在哪些方面产生了影响，以及企业的优先项应该放在哪里。”

她说，豪西蒙最大的影响是它的900个采石场。该公司与专家合作，评估如何逐步恢复采石场生态，而不是等待采矿作业完成后再采取行动。她说，这项行动让一种在西班牙已经消失了20年的兰花重现身影。“报告的确推动我们做出了改变，而不仅仅是种几棵树就宣布完成了自然修复工作，”她说。

扎贝表示，许多谈判者很高兴在COP15上看到来自商界的支持。她承认，企业需要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并补充道:“我们需要更为审慎，并承担起责任。”

不过她警告称，企业不应“捆绑在一个群体中”。

“我鼓励通过对话和协议了解这些公司如何以积极的方式利用其影响力。《生物多样性公约》非常清楚地表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框架，商业和金融将是实施这一框架的关键角色之一，所以现在将我们排除在外反而是一种倒退行为，”她说。

编者按：本文完成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第十五届大会（COP15）期间。COP15已于19日正式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最新解读将稍后呈现。

本文首发于中外对话网站。

■ 凯瑟琳·厄尔利，自由撰稿记者，《环境学家》前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