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东北博弈》：政治斗争中的鼠疫风暴

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事件。熟悉，是因为伍连德博士赴东北领导抗击鼠疫的事迹在哈尔滨早已家喻户晓。陌生，则是因为公众认知往往以纯粹公共卫生视角来理解这次大瘟疫，忽视了清政府派伍连德博士前往哈尔滨，在当时东北实际上沦为日俄半殖民地的背景下，是在整个东北捍卫中国主权的更大政治努力的一部分。作者威廉姆·萨默斯认为，公共卫生事关主权，而对于清政府来说，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在四个月内控制住了鼠疫，而后在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外交家施肇基的努力下，通过精妙的外交斡旋，获得了美国的支持，成功于1911年春季在奉天以东道主身份举办万国鼠疫研究会，将伍连德博士的公共卫生成果转化为中国的政治话语权，遏制住了日本以“协助管控鼠疫”之名，行侵吞中国主权之实的扩张势头。《东北博弈：环境与地缘政治1910-1911》正是从区域化和短时段的角度，把目光集中在1910-1911的哈尔滨、奉天和旅大，运用了疾病生态学的方法，揭示了政治是怎样利用公共卫生作为促进国家利益的工具的，再现了后日俄战争时代的中、日、俄、美、英等多方博弈的东北地缘政治画卷。

首先，这本书最初的目标读者是不熟悉近代中国历史和二十世纪东北亚政治外交史的本科及以上学生，因此，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作者介绍了1910年大鼠疫的基本医学信息以及中国东北在后日俄战争时代是怎样形成分属于中、日、俄的三个相互竞争相互对峙的政治实体的，虽然中国在名义上享有主权，但是日本和俄罗斯控制了大部分铁路，并且在铁路沿线享有治外法权。日俄的权力包括但不限于驻军，运行铁路，开采矿业，发展贸易，建设定居点等。在东北，这样的分割状态可以经受住之前小范围的周期性的腺鼠疫。但是我们不难预判，面对更加罕见传染性更强的肺鼠疫，三方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而且还会把鼠疫和公共卫生问题视为一个政治斗争的机会。作者还简要地谈到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即尽量维持列强在东北的权力均等，不承认任何一家独大，这也为随后美国选择支持中国制衡日本做了铺垫。

在介绍完中国东北和1910年大鼠疫的基本背景信息之后，作者在第三章使用了并列式结构，对比了哈尔滨，奉天，旅大三个地区，三个制度，是怎样应对这次鼠疫大爆发的。这也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首先是哈尔滨，此时的哈尔滨分为两个行政实体，一个是俄罗斯的哈尔滨市，在铁路沿线包含今天的道里区和南岗区一部分，另一个是中国的滨江厅，包含当时的傅家甸和四家子等地，约为今天的道外区。从俄罗斯视角来看，俄方工作的重心有两个，一个是保护海参崴等本土城市不受鼠疫波及，另一个则是巩固和扩张在哈尔滨的影响力，从结果上来看，俄方的目标是达成了。俄方派出的是鼠疫专家丹尼洛·扎博洛尼以及数个医疗队和资金支持，并以武力威胁向傅家甸派出医生和工作人员参与隔离和卫生工作。然而，中国方面虽积极参与公共卫生工作，但是伍连德医生的工作是独立于俄方的。他在到达哈尔滨后进行了秘密尸检，确定了本次瘟疫是肺鼠疫而不是腺鼠疫。此外，伍连德医生还争取到了许可火化尸体，这是切断鼠疫传播的一项重要进展。伍连德医生的成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以瘟疫作为一个窗口来从现代细菌科学的角度了解鼠疫，这使伍连德成了鼠疫方面的权威专家，他基于这次鼠疫所著的《鼠疫防治手册》，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直是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防治方案，他的论文《论肺鼠疫》直到1954年仍是鼠疫研究的标准参考文献；另一方面，他的成功是政治性的，正是因为伍连德在抗击鼠疫中的功劳和科学发现，使得中国能够主导鼠疫预防和疫情回顾的话语权，拒绝了向俄方和日方让渡公共卫生管辖权的要求。

伍连德

其次作者简要介绍了奉天的情况，在这里俄国的影响力在1905年后已经消退，而日本的势力还未形成，因此奉天的鼠疫管理和防控措施是最中国式的。本地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资源不足，大部分人手已经北上赴哈尔滨协助鼠疫防控，在一月中旬，长春到奉天的铁路被关闭，即便如此，奉天的医疗和隔离资源仍是捉襟见肘，没有在切断扩散和传播方面有任何特别的成功。直到哈尔滨鼠疫平息之后，奉天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才显著下降。

最后，是日本控制的旅顺和大连地区。事实上，鼠疫从未真正进入大连，而是被日本严密的隔离制度和军事警戒抵挡在外了，这一方面和旅大地区靠南，不是鼠疫的首发地，日本有较久的时间进行准备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为殖民设计的行政和医疗两套系统。对于日本在台湾、朝鲜、中国东北的殖民医学的性质的总结和论述，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作者认为，日本的殖民扩张，是对欧洲殖民范式的模仿，武力占领，经济剥削，文化同化，都是日本在扩张中使用的策略。而对医学现代性的占有，则是日本殖民议程中的重要工具。后藤新平本人在回忆录中所写的，“殖民政策就是文装的武备，执行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我们必须以中央试验所推进文化侵略，为当地人口提供民粹教育，构建其他学术和经济联系……统治的秘诀就在于抓住人类生活方式的那些弱点……它与殖民政策休戚相关”，则是日本利用医学和公共卫生实现扩张野心的自我注脚。

第四章也是本书的核心章节，作者介绍了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召开和进程。在日本要求参与奉天鼠疫防治的行政管理后，总督锡良承受了巨大压力，于是，他接受了美国的建议，邀请各国医学专家赴奉天合作成立国际组织，调查和预防鼠疫。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中国虽然处于相对的弱势，仍然抵制一切将这个科学委员会赋予行政职能的尝试。把会址设在奉天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这里不是外国的势力范围。作者认为，万国鼠疫研究会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引进国际社会的援助，制衡俄国、日本势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进行现代化的一个自我表达：正如俄国和日本使用现代性来合法化其在中国东北的存在一样，伍连德医生的科学贡献和防治鼠疫的突出成绩加强了中国在东北行使和捍卫主权的国际声誉。

万国鼠疫研究会开会之情形

在第五章中，作者引入了一个关键的方法，那就是疾病生态学。为了让读者对于鼠疫的源头了解得更加具象，作者通过对莱比锡和维也纳染料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欧洲对旱獭毛皮的需求，使更多的东北人为了利益加入到旱獭毛皮贸易中。作者生动地描写了汉人的捕猎方法要比传统满族蒙古族猎人的捕猎方法更容易捕捉到病旱獭，从而加大了感染鼠疫的风险。作者发挥了他在现代细菌生物学上的专长，将中亚确定为1910年这次鼠疫的最可能来源。作者把对这次肺鼠疫的理解和认识作为二十世纪人类生物医学进步的一个开始，即第一次把人类行为和生态中的宿主和微生物联系在一起，对于不熟悉环境史和对公共卫生感兴趣的读者来说，不失为一个难得的了解机会。

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再次回到了地缘政治上，讲述了鼠疫是如何和东北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作者认为清政府对鼠疫的相对成功的公共卫生努力和举办万国鼠疫研究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扩张，但是却无法阻止日本对中国东北“不可避免的”全面入侵。同时，1911年的革命和随即而来的乱世使得清政府在1911年的成功显得无关紧要了。

在后记中，作者指出成功的公共卫生举措必须基于国际共识和合作，乐观地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找到了钝化国家利益的方法，能够劝说国际合作来面对全球健康问题，并保持广泛的科学可信度。但是作者也发出了对世界卫生组织受到地缘政治干扰，损害了全球公共卫生使命的担忧。本书著于2012年，但是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仍在全球肆虐，各国之间缺乏合作，世界卫生组织和传染病专家的争议被高度政治化的当下，作者的担忧仍然显得有现实意义。

本书对于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历史的介绍，有着很大的作用。然而作为读者，我认为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即把疾病生态学和地缘政治这两个学科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全书主要是在探讨地缘政治，但是只在第五章单独探讨了疾病生态学，以至于看起来第五章看起来是来自另一本截然不同的专著，第五章里的重大发现并没有改变本书其他部分中地缘政治的已经广泛形成的观点。这样一来，作者意图分析和研究的“医学科学对瘟疫的利用”和“地缘政治对瘟疫的利用”并没有达成平衡，在作者的叙事中，地缘政治才是主导。

此外，作者主要依赖英文资料，只有少部分俄文资料，没有中文和日文资料。而其中的俄文资料，也都是来自俄罗斯本土的，没能够追溯到本地的哈尔滨来源。因此而无法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其他学者对俄文、中文、日文史料的出色挖掘和新看法。同时，作者大量地引用了来自英美档案馆中的外交通信，但是却没有加以批判。通常，外交官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进行观察，他们的信息未必准确，不加批判地采纳他们的叙事的同时，也采纳了他们的偏见。不得不说，在材料的运用上，缺乏本土视角，缺乏自下而上的视角，限制了这本书提出新观点的潜力。

作为哈尔滨人，从小就在报纸上看过伍连德博士的事迹，耳熟能详，自然是有很深的感情。这本书是首次系统性的把1910年东北大鼠疫介绍给更多的读者，我是非常欣慰的。很多哈尔滨人对于二十世纪初沙俄殖民罪行不了解，可能大概有一个“我们关系好”的印象，而没有意识到沙俄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存在是为了最大化帝国主义利益，但是很遗憾，当本书讲到了沙俄在哈尔滨的殖民和扩张的时候，因为缺乏本地的中俄文史料，作者无法还原出当时的沙俄哈尔滨市议会和清朝滨江厅道员之间的权力交锋细节以及权力是如何被运用的。当然，考虑到本地档案本身就很难获得，这种挑剔是不公平的。

本书最初的读者群体是不了解中国的西方本科及以上学生，因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部分章节存在着不必要的重复。然而，对于希望了解疾病生态学和公共卫生史的研究者和学生来说，本书仍是一部优秀的参考读物，可以帮助了解方法和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