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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彼得·沃森:欧洲领先的时代已结束,中国回到世界前沿
翻开《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一书,映入眼帘的便是扉页上的这句话。而这番概括归纳非同小可,自人类直立行走与取火直至20世纪初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均被收入这部煌煌百万言的巨著中。作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是英国著名思想史学者,曾任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以恢宏的思想史作品闻名于西方世界,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中更是以一己之力写尽了人类智力全貌。
近日,《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75岁高龄的彼得·沃森带着这套分为上下册的思想史巨著,前来中国巡讲。5月13日,澎湃新闻记者在上海采访了彼得·沃森。他认为在由重大政治事件主导的传统历史叙事之外,关于人类思想智识的历史也值得探索。而《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一书,正是他交上的答卷。
彼得·沃森“做了多年新闻记者,对学术界很了解”
澎湃新闻: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一书中,你谈到了哲学、宗教、政治这些比较抽象的概念,也谈到了较为具体的语言符号、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等等。那你是如何定义思想的,又是如何选取本书所提及的思想的?
彼得·沃森:大多数人认为思想或多或少是比较抽象的,认为哲学、政治和宗教理论才是思想,但我对思想的理解更广。并且我试图去探索物体、发明和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我所选择的物体和发明都是思想的产物,或者是那些改变我们思维的事物,我希望贯穿全书的是一种思想和体现思想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时钟,它体现了有关时间的思想,并且它的确改变了我们使用时间、理解时间的方式,以及我们安排生活的方式。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澎湃新闻:你为何要写作《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这部思想史的通史?
彼得·沃森:这部著作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BBC做的一段以赛亚·伯林的采访。作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1909年生于俄国,几乎亲历了整个20世纪。采访中伯林被问到,在他的一生中最令他感到惊奇的是什么事。他回答说,他经历了一个可怕的世纪,有世界大战和大屠杀,有暴乱和饥荒,人类显示出没有人性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也度过了幸福而充实的一生。在他看来,20世纪人类的思想智识非常精彩而丰富。
伯林的采访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历史不止是由重大政治事件联系起来的政治史,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历史。在残酷的政治之外,艺术、文化、科学和哲学,以及其他一些智力活动都非常有趣,但有关它们的著述却远远少于政治史。于是我决心尽量避开政治,写一部思想史。我首先完成了《20世纪思想史》,它的中文版将于明年上市,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虽然更早出版中文版,但它是我后写的,它一直追溯到19世纪末期,是《20世纪思想史》的续作。这样两部著作合起来,完整地展现了整个人类思想观念的历史。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写作《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的?
彼得·沃森:我做了很多年的新闻记者。幸运的是,当我在《泰晤士报》工作时,我的编辑把思想当作新闻来对待。每当有学者提出了新想法,我们就会去采访他们,然后把这些新的思想写成新闻。这样的记者经历让我认识了很多学者,对学术界也很了解。所以当我打算写这部书时,我首先确认了各个领域都有哪些重要的学者,然后我去与他们见面和交谈,他们告诉我我所不熟悉的与这本书相关的内容,以及他们对其他学者的看法;而每当我写完一个章节,我都会把写好的内容发给他们,询问他们的意见。这种写作方式这很花时间,但这是我的方式。《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的写作倚赖了众多学者的权威,虽然由我执笔,但它参考了很多来不同领域学者的想法,比如伊恩·威尔逊和B. F. 斯金纳;并不局限于历史学家,还有心理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等等。
“历史并没有统一的方向”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出,你认为有三种最重要的思想,即灵魂、欧洲和实验,能否简单阐述这三种思想?
彼得·沃森: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我需要确立一些原则,帮助我理清思路,去应对浩繁的历史。我选择了灵魂,欧洲——作为一种思想,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以及实验。
很多人会质疑,为什么我选择灵魂,不是上帝,上帝更有普适性。我并不否认这一点,灵魂和上帝确实有很多重叠,但灵魂的概念超过了上帝。因为它在历史中不断发生,人们并不是在外界寻找真相和信仰,而是审视自己的内在,这在耶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中国的儒学、波斯的拜火教、印度的佛教、犹太前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之中,灵魂的概念都有所体现。12世纪的教会引入了告解,让人们深入地审视自我的行为;宗教改革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马丁·路德说你不需要通过教会来接触上帝,你可以自己直接与上帝对话。浪漫主义认为人有两个自我,一个隐藏的自我 ,一个真正的自我,两个自我之间需要相互接触,产生关联。潜意识则是对内部世界的科学解释,在我看来,灵魂和潜意识是一回事,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思想。
实验产生于11世纪的欧洲,它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方法,也是引领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民主依赖于你在生活中能够发现和证明什么,而不是你有多接近上帝或国王。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章是关于欧洲的。欧洲作为一个地域,并不仅仅是地域,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思想。欧洲的崛起始于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它最终发展为一种世俗社会,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在欧洲产生了个人主义,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人类全体的一部分,或者上帝的所有物,而是拥有个人权利的个体。经历了文艺复兴,人们不再关注死后的世界,而是享受现世的生活。
在古代,欧洲一直落后于印度、波斯、中国等国,但之后它就取代了东方的位置,不断发展并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这是我们公认的。欧洲领先的时期大约有1000年,或者更短;而今东方和非西方文明已然崛起,中国回到了世界前沿,所以欧洲领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为了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需要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词汇,而我将上述的思想概括为“欧洲”。
澎湃新闻:通过灵魂、欧洲和实验这三种思想的概括,你是否想指出历史发展的某种方向?
彼得·沃森:历史并没有统一的方向。从东方领导世界转变为西方领导世界,这可以看作历史的一种方向;由于科学的存在,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理性;人们的生活向民主化发展,国王失去他们的影响力,议会取而代之,这也是历史的一种方向,但它并非必然的趋势,在某些地区并不适用。我想历史发展存在一种总体趋势,但历史中也有很多变化与转向,并不是始终顺着某一方向发展的。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认为,概括出历史的总体趋势是很难的,但不去概括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世界,我作出了一些概括,例如提出灵魂、欧洲和实验的概念。
“为宋文明而着迷”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中写作非西方的部分,对你来说是否有挑战?
彼得·沃森:我并不觉得困难。在书中我用了两章的篇幅写中国文明,两章写伊斯兰文明,一章写印度 ,还有一章是写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美洲原住民文明的。这些地区都很有趣,蕴含着丰富的思想。
我找了一些研究这些地域文明的学者帮我翻译相关的材料,他们的帮助让我的书更加可靠。比方说,关于中国的部分,我主要依靠在伦敦工作的中国人。因为我们有一个研究东方和非洲的学院,有一些中国学者在那工作。我可以每天或每周与他们见面,讨论他们所读的,以及我所写作的,都很方便。
澎湃新闻:关于中国思想,你比较感兴趣的部分是什么?
彼得·沃森:我尤其为宋文明而着迷,因为它比欧洲的大变革发生得更早。宋代产生了大量的创造发明,例如印刷术、陶瓷彩绘、纸币、科举考试等等,它们都是对世界文明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其中科举考试是为公务员系统培养人才的,它的重要性看似不明显,但与之类似的思想后来在欧洲变得很流行,我是说在大学诞生之后。
鉴于中国社会当时的繁荣,它应该在8-10世纪就能发展得很完善了,但这并没有发生。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内容,我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中也进行了阐述。
澎湃新闻:《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问世以来,你是否有想要改动和补充的部分?
彼得·沃森:如果让我重写这本书,我会把女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上周我在巴黎,跟很多法国学者讨论了女性在思想史中的角色。不仅仅是现在,还有17-18世纪,女性的意义都非常关键,因此我想将思想的讨论扩展到这一方面。但说实话,我并不想写更多了,因为这套书已经很厚了,我在其中讨论了太多问题。
澎湃新闻:正如你前面所说,从事思想史的研究著述,你是为了梳理重大政治事件之外的另一种历史。你是否将其看作是对传统史学的颠覆?
彼得·沃森:通过观察历史,我们能明白我们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的,会看到在历史中的一些新阶段,一些过去的事情会再度发生。对思想史的研究,能让我们看到人类思维的发展和变化。
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例子,1214-1414年,我管它叫“精确的年代”。在这个时期,很多创造发明自己就能产生新的思想,继而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例如加减乘除等数学符号就发明于那个时期,还有标点符号的发明,音符的发明,钟的发明,眼镜的发明,透视图的发明……这些都在同一时期诞生。于是突然之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与以往不同,变得更为准确和细致了。
还有一个时期,我管它叫“从怀疑论到达尔文”(from doubt to Darwin)。它始于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结束于1859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这一时期大约有200年。在这段时期,罗马神学的思想消退了,但生物学的思想还没有产生,所以那时我们的哲学思想发展到了顶点。那是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因为我们不再受限于宗教信仰得以更自由地思考,但还没开始理解生物。所以我们有了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有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例如罗素、康德、黑格尔、霍尔德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在牛顿和达尔文中间这段时期诞生的。
所以,从思想史的视角你能从另一个角度定义不同历史阶段。它并没有取代正统的历史叙事,而是修饰和丰富了它。
澎湃新闻:您曾是一名新闻记者,为《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观察家》等媒体写过专栏。那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新闻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彼得·沃森:我做了很多年学术界的新闻报道,对学界及其运作方式非常熟悉。新闻的核心也在于探索发现,这与学术是共通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的写作也是建立在大量的采访与调研上的。
我认为,我的新闻写作经历对于这本书主要的作用在于,我认为新闻记者的写作比学者更为清晰和生动,所以我在写作中做了很多努力,希望我的书在具备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能表现得生动而引人入胜,正如新闻报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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