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禅研究班第四次研讨会：铃木大拙禅学与井筒俊彦哲学

素有世界汉学研究重镇之称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研究课题“说不可言说：以禅的语言和翻译为中心的话语行为及其思想表达的跨学科研究”于2022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先后举行了四次研讨会。第四次研讨会于2022年12月18日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行。研讨会活动采取经典会读和研究成果发表相结合的形式。课题组成员20余人分别以线上和线下的形式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会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大会议室。

该课题简称为“禅研究班”，由当代著名禅宗学者何燕生教授担任班长，德籍学者Christian Wittern教授担任副班长，成员以著名学者古胜隆一、出口康夫、气多雅子、末木文美士、石井修道、江静、赖住光子、吴疆为首，聚集了活跃在日本、中国乃至欧美等地区的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学科的诸多著名学者，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时隔40余年来又一次以禅学为课题内容的研究班，40年前的禅研究班班长是已故著名中国禅宗史专家柳田圣山。不久前举行的第四次研讨会，有一个学术亮点，即下午召开的以铃木大拙和井筒俊彦两位思想家的禅学思想及其对话的议题。据了解，以铃木大拙和井筒俊彦的思想对话为内容的研讨会，在日本似属第一次，为我们了解铃木大拙与井筒俊彦之间的思想联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线索，特别值得介绍。

上午进行经典会读，由课题负责人何燕生领读，延续了之前举行的三次关于道元《正法眼藏》《办道话》卷的研讨内容，主要包括《办道话》中两段日语原文所涉及的用语释义、相关文献的出处及其所涉及的思想内容、现代日语翻译、中文翻译等问题，具体讨论了《办道话》作为日文古语的表达特征以及所涉及的中世日本、中国禅佛教思想关系。在讨论环节，研究班成员古胜隆一（京都大学教授）、和田有希子（早稻田大学研究员）、李瑄（四川大学教授）、重田美琪（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员）等学者先后发言，就道元《办道话》的写作风格和表达文体及其现代日语翻译和中文翻译等细节问题，进行讨论，十分热烈。何燕生指出，《办道话》虽由古日语写成，但其中夹杂着许多汉文，并具有骈文表达的一些特色，可以承认道元书写《办道话》时，应该受到了古代汉文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此外，何教授还指出，《办道话》原文中出现的许多佛教用语，在禅宗典籍中并不多见，而在真言、华严、天台的经典则经常出现，因此，这些为我们从思想上考量《办道话》的成书背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道元撰写《办道话》并不只是为了教化弟子，同时也回应了同时代其他佛教宗派思想的问题。

下午的研究成果发表会，由关西大学教授水野友晴和多摩美术大学教授安藤礼二担任。

第一场，水野友晴以《⼤拙の“⼤地”の思想と禅との関係性の考察》（《大拙的“大地”思想与禅的关系性考察》）为题发表，由关西大学名誉教授井上克人主持，花园大学专任讲师饭岛孝良担任评议。水野友晴主要以铃木大拙《日本的灵性》一书中对“⽇本的灵性”的关注及其与“大地”思想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铃木大拙对禅的理解。

首先，水野友晴概述先行研究情况，指出铃木大拙所理解的“日本灵性”是宇宙论意义上的普遍性与日本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一种产物，因此，铃木禅学的重要概念“日本的灵性”，兼具特殊性和普遍性。此外，关于铃木的“大地”，水野指出，对于“个体”而言，“大地”有着积极和消极意的双重面向的意涵，同时被理解为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根源或基础。故而，当“大地”和人不再直接关联，而是由技术和抽象概念夹杂其间，就会产生人的异化和“大地”破坏的问题。接着，通过考察铃木大拙初次访美时完成的《妄想録》，水野认为此时的铃木大拙将“禅”理解为“⼤化に即くこと”（合于大化之物）。在目睹了充分发挥人的“了知分别”而发展出的西方近代文明传统后，铃木大拙从两方面对“道”展开论述，一方面是对了知分别而言强调宗教意义的道，另一方面是原原本本地表达“大化”运行的“道”。水野同时指出，这一时期的铃木大拙还没有将“日本的灵性”直接视为“具体之物”， 而在《妄想録》以后的时期，特别是在《日本的灵性》中，发展出并非单纯的特殊或普遍，而是从看似矛盾的“具体的普遍”角度来理解“大地”和“日本的灵性”。普遍性在与“个体”的关系中呈现出来，并非离开“个体”而抽象地得到保有，这体现出从《妄想録》到《日本的灵性》期间铃木大拙思想上的延续和转变。

其次，水野还讨论了“镰仓时代”问题。水野总结指出，镰仓时代是日本人“灵性自觉”史的所谓“始觉”时期，法然、亲鸾等被流放到远离都城的地方而与“大地”直接接触的生活经历，刺激了“大地”中蓄积和酝酿的“日本灵性”的觉醒。然而，在铃木论述镰仓时期“日本的灵性”的作品中，很少涉及镰仓时代的禅。关于这一问题，水野提出两种推测性说法。其一，镰仓时代之所以在《日本的灵性》中受到关注，是因为法然、亲鸾流放地方和武士阶层的抬头都意味着对地方的关注，这种意义上的“日本的灵性” 就是地方的时代精神史。但是，这样纵向和横向的宗教和精神性交流，不仅仅在镰仓时代出现，在其前后的平安和室町时代也曾出现过，应该注意它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其二，灵性的自觉具有多重面向，净土思想中，从阿弥陀如来的悲愿到具体的“自我”，灵性依着自上向下，朝向其活动的目的地——“大地”。 而与此相对，禅思想中，则是自下而上，“空”是其目的地，而“大地”是居于底层的基础，又是由下而上对人的一种制约。

对于水野的报告，饭岛孝良进行了精彩而又丰富的评议。饭岛首先概括水野的报告内容，补充了水野报告中所涉及的铃木大拙关于“日本的灵性”与“镰仓时代”相关联问题的内容，对铃木大拙“灵性的日本自觉”这一提法中的“业系苦”与“灵性”与“即非逻辑”相关联的问题，也进行了补充说明。此外，饭岛还从镰仓、室町、德川时期公案禅的定位入手，简述了铃木大拙关于日本禅思想史的观点，以及日本的禅、净土、华严与铃木大拙所说的“灵觉”的关系；补充了近代真宗教学代表人物之一——曾我量深的“众生的心灵”观和“国土”观等话题。最后，饭岛向水野提问，内容涉及铃木大拙初期著作到《日本的灵性》时期铃木禅思想的转变情况，“大地”对“个体”而言，所具有的积极性意义和消极性意义的关系，以及“镰仓时期”禅思想中所谓“自下而上”的提法、地方民众的精神性和宗教性推广的具体实例等。对此，水野一一进行了回应。

接下来第二场安藤礼二的报告题目是《鈴木大拙の神秘主義·井筒俊彦の神秘主義》（《铃木大拙的神秘主义·井筒俊彦的神秘主义》），由京都大学教授古胜隆一主持，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末木文美士担任评议。

报告的前半部分，安藤主要围绕铃木大拙与威廉·詹姆士及其著作《宗教的経験の諸相》（中译本《宗教经验之种种》）的关系，对铃木大拙的“纯粹经验”等相关内容展开讨论。通过考察铃木大拙写给西田几多郎的一封书信原件，安藤指出，铃木大拙在1902年就开始关注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而西田几多郎《善の研究》（中译本《善的研究》）受到了铃木“纯粹经验”论述的影响，因此也间接地受到了詹姆士的影响。经由亲自参加过詹姆士讲座的比阿特丽斯·厄斯金·莱恩（Beatrice Erskine Lane）介绍，1907年铃木大拙得到了詹姆士的献词和《プラグマティズム》（中译本《实用主义》）一书，由此可见，铃木大拙和詹姆士有过直接的交流。此外，通过考察大拙阅读过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中的眉批、重点标注，安藤认为“神秘主义”和神智学的内容正是当时铃木大拙的兴趣之所在。安藤报告的后半部分，主要讨论了井筒对空海的理解情况、井筒俊彦的神秘主义。安藤认为，井筒对空海的理解，有过度倾向于来自“绝对一者”的“流溢说”的特征，而这与其所受空海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安藤教授同时还指出，空海思想的形成，受到了不空和景净（Adam）的影响，其中具体分析了空海所依据的《菩提心论》《大日经》《金刚顶经》的义理。安藤教授认为，井筒对空海的理解，实际上来源于空海思想自身。空海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创造论特色和“流溢说”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井筒并不像竹村牧男所批判的那样，误解了空海，而恰恰是正确把握了空海的思想。但这种正确理解，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井筒所受到的批判，其实空海当时也已经受到了，这其中仍有很多地方需要进行充分的研究。

针对安藤的报告，末木文美士特别就“灵性论”和“神秘主义”的相关话题，进行说明，指出应该从更广阔的东、西方宗教思想视野中审视铃木大拙和井筒俊彦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井筒俊彦的意识论与密教之间的相似点，进行了补充说明。

研究会最后由课题负责人何燕生做总结发言，代表课题组对此次研讨会发表和点评、主持人等各位研究班成员以及线上、线下研究班成员的积极参与，表达诚挚谢意，对明年研究班学术活动寄予殷切的期待。

此次研讨会时值年末，日本有举行“忘年会”的习俗，会后，在京都市内一家具有日本特色的料亭举行会餐，部分成员参加了活动。至此，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禅研究班第四次研讨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