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彭希哲：人口模式变化下的中国老龄化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完成了人口转变，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以后，不断提升的人口预期寿命和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使得中国人口老龄化开始了加速的进程，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全社会都在关注的问题。

一

1978年，中国已经实施了近十年的以“晚稀少”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已经从1970年的5.8下降到2.8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63年的3.3%，下降到1970年的2.5%，再降到1978年的1.2%。年度出生人口数在1963年高达2954万人，整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平均每年出生2404万人，七十年代下降到年均2179万人，到1970年代后期更下降到1800万左右。中国在1979年开始推行以鼓励独生子女为主的新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并在1980年9月25日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的形式在全国各地普遍实施。在当时，三十岁以下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不到总人口的5%，中国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相当年轻的社会。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尽管人口增长已经开始减速，但仍被认为“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

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这30多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社会快速转型的4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在这个期间持续走低，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期已经低于更替水平（每个妇女一生生育2.1个子女），此后长期徘徊在1.5左右，成为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口的预期寿命则在此期间稳步上升，从1982年67.8岁增加到2017年的76.4岁。就一个国家而言，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动因是出生人口的减少和以人口寿命延长为标志的老年人口的增多。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这40年间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开始了老龄化的进程。

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超过7%）即表示该人口进入老龄社会。中国老年人口的比重（60岁及以上）在1982年时为7.62%，1990年为8.57%，2000年提升到10.33%，第一次达到了老龄社会的国际标准，其后老龄化进程加速，到2017年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7.3%。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也从1982年的7682万，增加到2000年的1.3亿，2017年的2.4亿。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人口趋势，发达国家早于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根据联合国人口司2017年的预测，在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94个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160个左右。

二

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有一些显著的特征：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中国老年人口预测到2050年代达到峰值，在4.3亿左右，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并将在这一状态持续很长时间。也就是说，当印度在十多年以后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时，中国将始终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增长到14%一般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 而中国只有27年，仅与日本相仿，快速的老龄化使得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准备时间很短。

中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动态势有很大的差异，上海在1979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而青海等省区至今还尚未达到老龄社会的标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巨大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区域性老龄化进程的差异。中国的东南部地区由于吸纳了大量来自中西部省区的年轻的流动人口，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近年都有所缓解， 广东省就是一个典型。而在内陆省区，由于年轻人口的迁出和中老年流动人口的返迁，老龄化呈加剧的态势，重庆就是这样。同样原因，中国农村老龄化的态势也较城市更为严峻。

除了以上人口学特征以外，中国老龄化进程还受到政府政策的很大影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中国生育水平下降的早期发挥着最重要的影响，其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育观念变化的作用则越来越大，这可以从近两年国家推行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有限得到验证。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对中国未来的持续稳定发展非常必要，但不会改变老龄化的基本态势。

2015-2035年是中国老龄化进展最快、波动最大的时期，也是未来社会抚养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时期，尤其2018-2021年还将出现短暂的“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现象，是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和战术储备的最好的机遇期。

老年人口高龄化主要表现为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比升高，并稳定在较高的水平。2015年中国高龄老人规模为3039万，在老年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20%。2032-2037年将是中国高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高龄老人将接近1亿人。

与老龄化进程相伴的是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在人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家庭模式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人口普查的口径，中国家庭户规模在不断缩减，全国家庭户平均规模从1990年的4人下降到2010年的3.1人；家庭结构不断简化，一人户和一代户比重持续增加，而二代标准核心户（即夫妇与未婚子女户)也从1982年的48.20%降到2010年的33.38%；1982-2000年间中国家庭户的户均老年人数量稳定保持在0.22-0.24人，至2010年陡增至0.41人/户，与此同时的户均孩子数量却从1982年的1.48人陡降至2010年的0.51人，平均每个家庭少了差不多1个孩子；老年人居住模式出现结构转变，纯老家庭逐渐增多，家庭养老能力呈整体弱化趋势。当然家庭户统计数据的变化不能否定家庭功能在新的历史阶段仍然得以基本维系，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现代科技的使用延伸了家庭的功能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变化了的家庭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支持。

三

老龄社会在中国还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人们对老龄化自然存在着担忧甚至恐惧，最主要的反映在未来劳动力减少、养老金的长期平衡，医疗和长期照护压力等方面。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在过去的30多年间持续增长，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远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巨量的劳动力资源使得中国能够收获人口红利。这一态势到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缓慢下降，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的年轻人口的生育行为。

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按照经典的人口红利理论，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在中国还继续开启着，并将一直延续到2030年左右才会最终关闭，届时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正在不断提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去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中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从1997年的100万人猛增到2017年700多万人，这为中国以不断提高的劳动力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来补偿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中国是在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和初步完善的过程中就面临了老龄化的挑战，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相对完备和长期运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也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中国要实现养老金缴付的长期平衡和在不同人口群体间的基本平等所要应对的挑战和困难更加严峻，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则有限。

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众整体健康状况和疾病谱的变化，高龄化的进展给医疗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健运行和长期护理制度的建立带来巨大挑战。中国老年人口的中重度失能率约为3-4%之间，按照这一比例进行推算，2017年中国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口规模约为720-960万，这部分老年人口是长期照护服务的刚性需求群体。《全球阿尔兹海默症报告（2015）》的预测显示，中国有超过950万认知症患者，占全世界认知症患者的20%。到2030年，中国认知症患者预计将达到1600万。在提高全体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的同时，为超过千万的失能失智老年人口提供医疗照护服务直接考验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应对能力，事关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有关计划生育的公开信时，已经意识到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会在40年以后导致人口老龄化，提出“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配合干部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在1982年颁发了有关干部离退休制度的相关文件，但在整体上老龄工作没有纳入政府议事日程。随着199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国企改革的开展，国家相关部委陆续出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农村扶贫计划等逐步得到完善和健全。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此后199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确定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劳动保障部、财政部等25个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这一时期，中国的老龄政策与老龄机构建设并重，并逐步完善。

四

中国的老龄工作在进入21世纪以来稳步发展，“十三五”期间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 5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老龄化问题讲话强调，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等举措为老有所养配置了更多的资源，以养老服务和养老医疗保障为核心的老龄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背景下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理念和举措，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更为有效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从国家行政体制的高度作出了安排。

应对老龄化挑战并不只是政府的职责，老龄化挑战也不仅仅是如何为老年人口提供公共服务。老龄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传统的建立在年轻人占人口绝大多数基础上的相关的制度安排等都需要根据老龄化发展的态势做出调整甚至重构。每个人、家庭、社区、单位，乃至整个市场、社会和政府都会适应这种人口学变化而调整资源配置、生产和生活方式、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代际平等和多主体共同分担责任应当成为更加重要的治理理念。

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根据各自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建立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项目，为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社会经济情势的快速变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家庭伦理、人口经济大国等基本国情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途径。中国老龄化的长期进程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在时间上基本同步，老年人口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内涵之意，老龄中国也应当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