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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漫步·社群在造|菜场下一站,别离
说实话有点惭愧,明知随着治理拆墙打洞和疏解非首都功能,菜场有望再度成为热点话题,但2015年以后,我始终没有开始后续的系统实证研究。一是,我计划五年做一次地毯式调研,下次应该是2019-2020年;二是,我认为目前的菜场分布情况,是强力政策的结果,不能体现菜场自组织分布的需求。
每被问及菜场是否会消失时,我总是坚定地说“不”。一方面,从我在荷兰生活八年的经验来看,无论城市经济如何发达,管理机制如何健全,菜场这类空间总会存在。但另一方面,荷兰城市中的菜场分布密度远远不及北京,另外,北京三环内五个摊位以上菜场的数量,在2009-2015年已略有下降。
那么,未来北京的菜场命运会如何呢?今年这两次漫步,我观察到一些变化。
第1站:新民菜市场,幸存的赢家
新民菜市场有两部分:东区是个大早市,也叫日易晶盛菜市场;西区叫新民菜市场,一直开到晚上7点。在最近一次地毯调研的结果中,除了新出现的菜场,新民菜市场是唯一有显著摊位数增长的案例。从2009年的156个摊位,增长到2015年的309个摊位。
北京漫步团队在新民(日易晶盛)菜市场(左图),澎湃新闻城市漫步团队合影(右图)。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由作者拍摄或制作。新民菜市场位于二环路与鼓楼外大街的交口,地理位置优越。早在2009年的调研中(跟踪+采访),新民菜市场(下图中M023)的60个被跟踪对象显示出的服务范围就明显高于其他案例(其中M007和M214d的摊位数当时高于新民菜市场)。此外,采访的顾客中有相当数量坐公交车(一般情况下,我在跟踪结束,被跟踪对象临近到家时,才开始采访;而对去公交站等车的对象,采取直接采访的方式,放弃跟踪),他们表示新民的价格是周围其他菜市场的2/3,且种类多样。
2009年6个案例市场跟踪调研的轨迹分布,新民为M023。(图片来源:《流体的城市》,盛强 著)在周边大中型菜场相继消失之后,北京中轴线上的新民菜市场得以幸存至今,实在是个奇迹,难不成是合乎《考工记》中“前朝后市”的制度?
第1.5站:消失的润得立,曾经的王者
润得立市场,曾用名“四环市场”,2014年拆除。2009年调研时,其规模为469个摊位(其中438个在市场内,未计入除食品外的其他摊位,31个为周边街道上的摊位或店铺),当时无疑是二环内最大的农贸市场。
2006年润得立市场西入口罗儿胡同。2006年,我在润得立市场巧遇荷兰旅行团,看惯了故宫长城的国际游客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2015年调研时,发现市场已被拆除。
润得立市场东入口2006年(巧遇荷兰旅行团)与2015年(拆除后)对比。今年3月,再次造访润得立时,发现仍然是一片废弃的空地。与2015年相比,唯一的差别是,当时被临时用作停车场,而现在被大量疑似废弃的共享单车占据。在寸土寸金的北京,这么大片的土地,腾空后竟然闲置了4年。事实上,很多菜场本身就在使用城市的闲置的土地,在没有明确的建设压力之前,是否能让这种自组织的用地方式多存留些时间?
2015年与2018年的润得立市场旧址。有些东西存在的价值,只有在失去之后,才能为人所认识。在2016年数据化设计课的城市调研环节中,我们组织本科四年级学生,对隆福寺的地铁站和菜市场使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调研。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获取了752条步行和骑行跟踪轨迹。
2016年北京交通大学建筑学本科四年级数据化设计课程隆福寺地区轨迹跟踪成果。其中,我跟踪到一位大爷,他在隆福寺买馒头和蔬菜,然后骑车3.32公里到德内大街的一个工地。访谈后得知,他在工地做厨师,为整个工队20多人做饭。此前一直去润得立市场上货,润得立市场拆除后,他才不得已来隆福寺买菜。
润得立市场拆除后受影响的工队厨师,右侧为笔者跟踪的“咕咚”截图。润得立这个级别(250-400摊位规模)的市场,是复杂城市生态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往往支持着城市中不同社群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消失的它,或许可以被其他菜场代替,但也会对某些特定社群带来重大的影响。城市的发展(同时也是城市的价值)应力求对所有社群开放,并为更多阶层的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其实,隆福寺也是京城著名的商圈,1993年火灾后一蹶不振。政府、开发商多次投资复兴该区未果。但20年来,这里早上9点前一直是200以上摊位的繁华早市。有人说,东四即是东市的谐音,看来此地用作菜场久矣。2016年,该早市叫停,隆福寺商圈也再次进入新一轮的更新项目中。
第2站:白塔寺再生,以艺术的名义?
在菜场漫步第二站白塔寺周边逛后,我们多在讨论反思北京国际设计周活动,或者说是当代艺术对本地生活的影响——相爱相杀。
艺术家往往具有足够的社会敏感性,也容易接受和发掘日常生活的价值。近年来,菜场的话题也往往借助设计周的平台被推入公众视野,然而,事情却往往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白塔寺宫门口的菜市场,用作北京设计周展场之后,再未能恢复其作为菜市场的活力,其周边的街道活力近年来也一直没有起色。不禁让人联想起2015年那个有名的大栅栏天陶菜市场,设计周之后,其市场的功能也没能保留,而被改造成了社区公园。
宫门口东岔2013年与2015年的对比。这一切真的是艺术活动的错?对比2008年笔者拍摄的照片,可以发现,早在设计周之前,白塔寺宫门口菜市场便经历过一次改造升级,从完全没特色一跃成为充满沧桑历史文化感的仿古建筑。这样的投入成本,即便不立刻由摊贩买单,是否会造成未来一段时间经营成本的上升?从2013年街上(宫门口东岔路)小店摊贩的一度繁华,我们似乎能猜出一二。之后的事情,表面上可以归因于治理和疏解,2015年至今,大部分店铺以及宫门口市场自身依然是被围挡的状态。
宫门口市场建筑改造升级前后对比。白塔寺地区新近拆除(2017年)的另一个市场,是在2009年达到121摊位的富国里菜市场。事实上,早在2015年,该市场已经降为80摊位,而在相应的时间段(2009到2015年)宫门口区域的总摊位数也由69降为26。这次漫步,这个市场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加萧条,设计周使用的一些小展场也仍然荒废着。无论是历史文化或当代艺术,暂时还都没能让白塔寺成功再生。
富国里市场(2017年拆除)内部及所在的大茶叶胡同。金瀛便民中心,超市化的菜场
周边诸多大中型菜场的相继关停,似乎为新型菜场的出现提供了商机。下图显示了白塔寺及周边地区各级别菜场2009年至今的关停情况,特别是之前提到的润得立市场、富国里市场及东南方向西黄城根北街上一个消失的市场(忘了名字),2018年开业的金瀛便民中心恰恰位于这个“菜场真空区”。
白塔寺周边地区菜场关停情况。金瀛便民中心此前是西四大街上众多电子市场(商铺)中体量较大的一个。而西四也是京城几个老商圈之一,它的宿命与东四接近,但知名度较低。电子市场转型为菜场,这个现象本身就挺让人唏嘘,令人不禁想起东四隆福寺商圈衰落后的早市。然而,金瀛便民中心这个新型菜场与早市还是有很大差别。一方面,其内部空间品质有了很大提升,达到了连锁超市的标准;另一方面,顾客还是直接向“摊主”付费,省去了排队结账的麻烦。实际上,这个便民中心实行的是统一管理,摊主本身都是雇员,有固定的基本工资。
金瀛便民中心的前世今生。空间品质的提升自然也是有代价的。笔者观察到,油菜的价格为每斤5元,而在原宫门口市场对面的一个18摊位的小型菜场,价格为2.5-3元不等。而笔者在今年第一次菜场漫游时,造访过广安门定居胡同转战小巷内的零散摊贩,油菜价格为1.5元,且周围的居民还在抱怨价格比之前有明显上涨。
一句话:我其实不介意你变美,只介意你变贵。
第2.5站:“穷人乐”的定居胡同
穷人乐,是周边居民对定居胡同的戏称。下图展示了广安门天陶市场和定居胡同在2008年时的规模和使用状态。一个中型以上的菜场,周边往往也伴随着一个繁华的街市。经营市场内的固定摊位,往往以家庭为单位——繁忙时一人在市场内经营,一人在街市上摆摊,充分利用客流量最大化而盈利,这是成熟菜场摊贩的常规经营策略之一。而正式的菜场和街市谁是主角,纯粹是市场决定,但也受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受益于2008年南北贯通的广安胡同,广安门天陶菜市场在2009年聚集了85个摊位,而北侧那条名不见经传的定居胡同(甚至连固定店铺的数量都没超过10个)竟能聚集166个摊位,两倍于正式的市场。
广安门天陶市场及定居胡同街市(2008年)。当然,随着2015年广安门天陶市场被拆除(现状为停车场),当年街市上的摊位数也锐减为40个。而近期的拆违治理政策效果明显,大部分摊贩转入定居胡同两侧更为隐蔽的小巷中,且随着摊位数明显减少,价格也上涨了近5成(原先1元的现卖1.5元),但相对于正式的菜场或超市,其价格优势仍然非常明显。
2018年定居胡同菜店及摊贩经营现状。试图以技术发展来替代菜场的尝试已经多到数不清。早在2005年,便有网络菜场+数小时配送的模式。今天随着互联网与快递业的飞速发展,电商巨头们也多有进军生鲜零售业的举动,而连锁超市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存在。但是,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对传统菜场(更不必说街市)的价格优势形成长期有效的挑战?穷人乐不等于富人哭,早有研究表明,非正式经济是正式经济产生和存续的基础,每一个高端白领业态的运营,都需要背后大批提供支持服务的蓝领,城市是一个共生的系统,过分挤压穷人的生存空间是不利于引进高端产业与服务的。
也不仅仅是钱的事儿
当超市代替了菜场,或者非正式经济走向正式化,就意味着雇员代替了摊贩,交易的过程也就丧失了更多弹性。此次漫步的伙伴们不断提到菜场的氛围,以往摊贩与熟客间少不了唠家常,这在超市化的市场中很少见。的确,有时间逛菜场的往往是中老年人,社交活动是他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此外,胡同中日常出行购物的行为,也为居民扎堆聊天提供了机会,而小店菜摊甚至公共厕所周边的“街头工作者”更成了这些聚集的催化剂。
2016年夏和2017年冬,我带着工作室的研究生做了一个研究。下图展示了我们在平日和休息日各一天中四个时间段,实地在街头观察记录的社会聚集状况,绿色叶片的大小代表居民数量多少,橙色叶片代表街头工作者数量多少。从其比例可以看出,夏季该地区的100个聚集点中,含街头工作者的有30个,占比30%;冬季由于天气原因,聚集人数和位置都有明显减少,但由于购物出行仍是必要的,由此引发的社会聚集占比有明显提升。在冬季此区域的33个聚集点中,含街头工作者的有14个,占比42.4%。附带说明,本调研的方式不是简单街拍,而是根据居民聊天内容,排除了纯购物排队询价等目的性较强的交往活动。
2016-2017年夏季和冬季白塔寺地区街巷中社会聚集的类型、规模与空间分布。这个统计的结果展示了街头小店和菜场对社会聚集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冬季,富国里市场(右上角),甚至在街区中心通向该市场的路径处形成了明显的聚集中心,而随着这个菜场的消失,在不同季节会对居民的聚集产生什么影响,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
一个城市或一条街巷的“温度”不仅体现在它能创造多少价值,提供多少便利,也体现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不同社群之间的交流提供支持。通过交流,人们才能认识到彼此的存在和差异,才能学会如何与他者相处,而不是试图驱赶或逃避。生活在好的城市空间,本身即是一种正面的教育。试图逃离盛夏,终会面临严冬。
第3站:香厂路的变迁,人本主义街道的标准反例
香厂路位于北京前门大栅栏街区以南,虎坊桥街区内。香厂路的菜场由街市和小巷内一个集中的市场构成。2009年,这个街市的规模可达102摊位,而市场则比较萧条,仅有18个摊位。2015年,随着对街市的治理管控,街市的摊位数下降为41个,而市场里则升为39个。
香厂路地区及周边地区菜场关停情况。
集中的市场与街市在管控下必然此消彼长,但在真实的数据下很容易算笔账。2009年到2015年,香厂路总摊位数(市场+街市)减少了40个,跌幅为33%。事实上,如今这个跌幅只会更高。下图显示了2007年与2017年香厂路和香厂路市场的对比。市场被重新装修成绿色,对小巷里的氛围影响不大;然而,2017年街道被栅栏分隔,完全改变了街市的面貌。
香厂路菜场2007-2017年的变化对比。上图中,香厂路10年来的街景对比绝对具有教科书般的意义。反映了当下街道空间设计的通病:以栅栏保(Kong)护(Zhi)行人,为机动车优先分配路权。从香厂路的东端走到市场门口小巷与之相交的位置,街道长度共110米。这段曾支持近百个摊贩的路段,如今停了16辆汽车。而为了停靠这16辆车,靠围挡限定保护出来的路面空间,为停车空间的2.5倍。这有效地管控了摊贩的沿街摆摊行为,并将他们赶回了市场。胜利?!看看街头的生活,一个可以穿着睡衣走来走去的街道,一个孩子们可以安全玩耍的街道,一个本地人与外地人混杂,空间使用效率超高的充满人气的街道消失了。
那么赢家获得了什么,16辆车中有9辆是摊贩使用的货车!也就是说,最多只有7辆私家车在停靠。而为机动车划分出的路权,又被摊贩变相占据了。从创造的价值来看,地上画着停车线,以每辆车每小时要付10块钱、16个车位每天停满10小时的上限计,停车收入总计1600元/天,合48000元/月。这相当于多少个摊贩的月收入?北京不同地区差异较大,但绝不会超过10个。所以,先别谈什么社会效益或公共空间活力,也别提国际上的人本主义街道理念,就谈经济利益,这样的街道原本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被降低了多少?
不“误”正业,这一切背后的规律到底是啥?
虽然这不是学术论文,但也摆脱不了学术的责任。接下来,我会从建筑和城市专业的视角谈些看法,尽可能简明扼要。
首先要表明,我不认为目前的管控是当下各种问题的根源。比如,白塔寺的衰败早在政策介入之前便已有端倪。菜场的兴衰是宿命,除了经济发展和生活习惯变化,更主要的是城市空间的问题。
然后再解释:先从刚才熟悉的香厂路案例谈起。
首先,香厂路的问题在于,过度考虑了机动车的穿行流量,而低估了步行者流量的需求。完全依赖街景地图,当然有很大偶然性。2017年9月,在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选修课“数据时代的空间分析与设计”中,十几名来自北交大、天津城建大学、中央美院的硕士研究生在香厂路周边174个街道截面上,以手机视频的方式记录了平日和周末各一天中4个时间段的各类穿行交通流量(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行人)。我们发现,之前街景中提到的香厂路那个路段的实测日均机动车流量为33-51辆/小时。而即便在街市已经被大大削弱的情况下,步行流量仍在435-540人/小时。
如果说改造前车流量低,或许可归咎于大量占街摆摊的摊贩阻断了交通。设置栏杆后的情况则直接说明,此街道机动车使用的需求非常低,完全没有人车分流的必要,栏杆反而限制了行人自由的穿越道路两侧,对商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那又是什么决定了一条街道上通过的各类交通流量?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应该是功能,因为人们出行是被各个具体的功能吸引。但实际上,与功能相比,街道与其他街道的连接关系更为重要。简单来说,这个连接关系指的是街道的长度和与其他街道的交叉情况,而非街道的宽度。
而这种连接关系的强弱,可以用一系列空间句法软件计算的参数来量化描述。下图展示了虎坊桥地区这174条街道截面的人车流量与各空间句法参数的关联,从中可以看出,1公里半径整合度参数和7.5公里半径穿行度,分别与人、车流量有较好的关联。
各半径空间整合度与穿行度和虎坊桥地区实测人车流量的决定系数。知道这个又有什么用?首先,如果一条街道越短,与其他街道交叉少,则意味着它在整个街道系统中越偏僻,穿过它的人就少。而香厂路市场恰恰位于这样一条街巷上,相反,香厂路街市的位置则优越得多。因此,过去十年来,只有强有力的管控手段(比如加栅栏)才能有效遏制街市相对于市场的空间优势。每个以市场为出行目的地的行人,都顺便会路过香厂路,市场越成功,香厂路获得穿过性的流量就越高,其商业潜力也就越好。而相反则不然,以香厂路上某店铺为目标的行人,很少会路过香厂路市场,也不会给位于小街巷上的市场带来什么机会。
其次,但可能也更重要的问题是:似乎知道实测流量就足够得出香厂路车流量需求不高、商业潜力更好的结论了,要软件模型做什么?答案非常简单:城市规划设计者是做设计的,不是做城市管理的,了解现状的意义在于发现规律,并利用规律预测未来。特别是对于城市设计者来说,街道的连接关系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在设计图中按设计概念来延伸、打断、新开一系列街道,也就是说改变本地街道系统与城市街道系统的连接关系。
基于数据支撑,具有预测力的空间句法模型,就可以量化检验设计方案的效果,比如更科学地判断哪条街道该以步行为优先,来分配路权。也可以更合理地分配城市功能,判断哪条街道该做城市商业街,哪条街道该做社区服务型的商业街(比如街市)等等。这种综合了交通与规划学科特色,串联了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设计环节的新型设计方法被我称之为“数据化设计Data-informed Design”, 自2015年在北京交通大学建筑学本科和研究生的设计课和理论课教学中均进行了广泛的实践。
从城市尺度来看,北京菜场近10年的数量变化我已经在2016年那篇《天朝菜场十年》中说过,这里简要重复:2005-2009年北京三环内5个摊贩以内的菜场数量在农改超政策影响下不减反增3个;2009-2015年菜场数量确实减少了20多个。
在这里我想多谈谈这些菜场是如何分布的,也进一步解释下为什么我认为影响一些菜场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空间。
首先,先抛出一个一开始让我们都有点意外的结果:菜场的分布和居住的密度没什么关系。在近期的一篇研究生获奖论文中(刘星,2017清润杯论文竞赛),我们分别测试了北京三环路内菜场数量密度(特定可达范围内5摊位以上菜场的数量加和)、规模密度(特定可达范围内所有菜场的摊位数量加和)与居住密度之间的关系,其决定系数均未达0.1。
其次,从街区街道连接形态来看,笔者在针对各社区级商业服务业中心分布的研究中发现,各街区是否能支持社区级商业功能聚集,受该街区的街道连接形态影响。简言之,对外有更多出口,且这些出口所在道路等级较高的街区,更支持社区级功能聚集(下图左);街区内部街道空间复杂(平均深度值高)的街区,更支持社区级功能聚集(下图右)。
街区街道空间形态对社区级功能聚集的影响(盛强,国际城市规划,2012)。最后,从城市尺度空间连接状态演变来看,此前提到过萧条中的白塔寺与隆福寺分属北京的西四与东四这两个悲情商圈。从下图可以看出,它们辉煌时(1987)位于北京内城中重要的交叉路口,而1997年平安大街的贯通则分流了东西向的交通,导致东四与西四商圈不断的被周边新兴的商圈所超越(南锣鼓巷和后海是平安大街建设最大的赢家)。
1987-2006北京城市尺度空间连接(全局穿行度)变化(盛强,《流体的城市》,2017)。作为社区级功能代表的菜场,正如前面研究所展示的,它们的存续并不简单依赖周边的居民,同时也包括了周边其他城市商业。比如,菜场摊贩常常用三轮车或电动车给周边的餐馆进行配送。总之,大到一个商圈的兴衰,小到街区内商业潜力的分布,都受到不同尺度范围街道空间连接的影响。
菜场下一站:宿命的别离?
那么,菜场的未来会如何?从过去十年的趋势来看,1-3个摊位的微型市场越发碎片化分布,更多地深入街区内部。而大型批发类市场,即便没有政策压力,也在逐渐远离城市中心。下图显示了过去几十年北京比较成规模、但大都已消失的批发市场。1980年代的德外市场被1990年代的大钟寺取代,而在2000年后新发地市场则迅速崛起。其他诸如红桥市场、广安门市场等也都相继消失。而与百姓生活作为密切的中小型市场,在这一轮政策下正在迅速淡出我们的视野,它们是否会回来?下一站的菜场,是否会真的迎来宿命的别离?
北京批发型市场的变迁(盛强,《流体的城市》初稿插图,后删除)。香厂路是此次城市漫步的终点。回学校路上,我路过北京职工服务中心,对比它十年前的样子,可见近年来对城市面貌的整治效果。这个正面的例子,很大程度上复原了这个建国初期建筑的原貌。从2007年的“北京技术交流中心”到如今的“职工服务中心”,建筑的名称和形象变了,但服务的对象始终都是劳动者,区别应该仅仅是服务方式。
北京职工服务中心今昔对比。
劳动者该分三六九等吗?肯定没有。那对不同的劳动者的服务方式该有差别吗?应该有,因为他们有不同的需求,而城市应该为他们的需求提供多样的空间。
相关阅读资料
盛强,刘星.社区级中心发展演变的空间分析[J],新建筑,2016(1)
盛强.社区级活力中心分布的空间逻辑——以北京三环内222个街区内小商业聚集为例,国际城市规划,2012,27(6)
盛强.菜市场的等级与路网层级结构——对北京三环内菜市场的空间句法分析[J],华中建筑
刘星.不同规模等级菜市场分布的拓扑与距离空间逻辑初探,2017清润杯论文竞赛一等奖
《流体的城市——空间句法北京实证研究案例》盛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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