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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最亮的星!今天致敬朱光亚
他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两弹一星”元勋
参与组织领导
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制造
他26岁时拒绝美国邀请,毅然回国
将一生献给了祖国
为表彰他对科技事业的杰出贡献
在他80岁时
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朱光亚星”
今天,朱光亚诞辰98周年,致敬!
西南联大“五大才子”之一
早年朱光亚曾计划服从社会主流需要,报考机械专业,临考时他却得了“打摆子”(疟疾),错过了招录。后来不得已才投向了他的“真爱”——物理学,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
1942年,他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就读1年以后,偶遇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物理学家吴有训来中央大学讲学。吴有训邀请朱光亚去西南联大,朱光亚欣然应试并顺利考入该校。在那里,朱光亚师从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众多名师学习。有一次,朱物华教授的无线电学考试题目很难,有人还担心考不及格,结果有个人居然考了100分,那个人就是朱光亚。
翻译家许渊冲有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当年西南联大流行的“五大才子”:“湖北朱、安徽杨,外加许二王,理工文法五堵墙”,“湖北朱”指的就是朱光亚。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6月21日,朱光亚(前排左一)在重庆合川崇敬中学与同学的合影
“回去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
“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这段铿锵有力的文字,出自著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一经公开,就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轰动。
图:《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牵头组织起草这封公开信的,正是25岁的朱光亚。
早在1946年9月,朱光亚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物理课题,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学习的是与“原子弹之梦”最接近的研究领域之一,实验核物理。
留学期间,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四年获得奖学金。教授常夸奖他的考卷工整,“看起来是享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年底,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已有52名决定当时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了自己的名字。
1950年2月底,刚刚获得密歇根大学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不久的朱光亚,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署提供的救济金,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取道香港返回祖国。
他曾是北大最年轻副教授
曾作为翻译参与板门店谈判
回国仅4天,25岁的朱光亚就站在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他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主讲光学和普通物理。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中国当时系统论述核武器知识的学术著作之一。
1952年,被选作板门店谈判翻译的朱光亚,亲眼见到美方谈判代表的嚣张。因为有核武器作底牌,美方代表非常强硬,谈判异常艰难。
这让朱光亚明白: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必须拥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他从零开始
领导创建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
他讲的课被学生称为“艺术精品”
1953年,朱光亚被分配到刚刚建立的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物理系,被学校任命为物理系特殊实验计划组副组长。那一年朱光亚只有28岁。
当时的物理系可谓一穷二白,朱光亚在领导创建物理系的同时,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
虽然教学任务繁多,但朱光亚的每门课都是思路明晰,语言简练,被学生们称为“艺术精品”。他的学生陈佳洱院士回忆说:“听朱老师的课就是一种享受。在教学中,他不仅给我传授各门课的基础知识,还教会我怎么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把握科学的思维方式。”
图:教授朱光亚(右)与学生陈佳洱(左)
“想要捆住我们的手脚
这办不到!”
1959年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时,核武器的研制还是一片空白,最困难的是刚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技术人员专业知识不足,不少人从未见过铀是什么样子。
60年代王淦昌与聂荣臻(中)朱光亚(右)在核试验基地
当时的核武器研究院,朱光亚说既像工厂、又像学校,是个有些奇特的研究机构,当时各个实验室天天晚上灯火通明,每个人的情绪都处于激发状态。当时讨论工作的氛围是,无论是权威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可以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写划划,学术气氛非常宽松、民主,是真正的“群言堂”。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期,美、苏、英签订了《部分禁试条约》,这一条约签署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获得核武器,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
朱光亚在调研后写出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还说“我们绝对不能上他们的当。我们不仅能试,反而还要抓紧时机,时不我待”。他和科技人员开座谈会时,大家都说:“想要捆住我们的手脚,这办不到!”这件事增强了他们攻克地下核试验技术难关,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的信心和决心。
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醉酒
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晚上
1962年,第九研究所向领导人提出将在两年内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为此,朱光亚亲自编写了我国核武器的两个“纲领性文件”,这两个文件对后来的原子弹研制工作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晚的庆功会上,朱光亚喝醉了,据说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醉酒。
1965年,中央领导人宴请核武器研制与试验部门代表,钱学森坐在周恩来总理左边,朱光亚坐在右边。钱学森负责导弹,朱光亚负责核武器。
图:钱学森(左)与朱光亚(右)
1967年6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年9月,朱光亚参与组织指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中国地下核试验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994年6月,朱光亚成为中国工程院的第一任院长。
1999年9月18日,朱光亚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直到这时,朱光亚才从幕后被推到台前,他的事迹才渐渐开始为人们所知晓。
“清苦一点不好吗”
很长一段时间,朱光亚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然而,他的心中依然明白,研究核武是无奈之举。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诗中写到“像蘑菇一样的原子弹很可爱”时,他非常生气,批评儿子:“原子弹是很恐怖的武器!”“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
关于战争的武器,永远都不能过分美化。
面对荣誉,他依旧清醒,只希望全人类都能保持清醒。
多年来,朱光亚对子女的教诲就是“清苦一点不好吗”,他的子女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慕奢华、耐住清贫,是父亲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胜过世间任何有形的资产。
1996年10月,朱光亚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币。颁奖头一天,他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要把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他还反复叮嘱不要宣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是中国工程院也没人知道这件事,外界更是无人知晓。
从活泼到缄默
工作使他“像换了个人”
有一次朱明远问大姑:“为什么我父亲总不爱说话?”大姑说:“你爸小时候可不这样儿,那时候他可爱说话了,亲戚邻居都很喜欢他。后来我去北京看他,他就像换了个人,不咋爱说了,几个人聊天,他就只听别人说,偶尔笑笑、点点头。”
从一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朱光亚是活跃的,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时,他与几位同学一起发起成立“真善美”小组,彼此相互激励。当年的“真善美”小组成员后来有4位都成了院士。
那时的朱光亚还很喜好音乐,并与另外三位同学成立了四重唱小组。在西南联大读书和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时,他都是校合唱队的成员。那时期,他和同学泛舟、草坪聚会、唱歌、讲演,留下了很多照片,他是中国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回国时,他带回了近百张古典音乐唱片,一到周末闲暇就会放几张听。
在北大任教时,朱光亚还经常和学生打篮球,球技惹人注目,还被人误认为是刚入学的研究生。
“父亲是个缄默的人,不爱表达自己的观点。”朱明远说。他试着理解父亲的缄默:“可能因为工作性质改变了,由此也改变了他的性格。一个是工作需要保密,不能乱说,另一个是他的职务是在技术上拍板,关系重大,不能随便表态。李政道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到过,当年搞核武器的这群人,每一个都是帅,朱光亚作为‘众帅之帅’能让这群人配合得这么好,挺难得的。”
朱光亚在中国工程院办公室
“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这么多年来,写朱光亚的文章很少。朱光亚之子朱明远曾回忆,父亲常说一句话:“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许多文章都曾试图写下朱光亚的个人事迹,可却总是被他本人退回,就算是在“两弹一星”元勋中,他的名字也是最后被解密的一个。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朱光亚说,“可这件事情不寻常——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改变世界的一件事!那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挺直脊梁的一件事!”
朱光亚在原子能院指导工作
朱光亚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在自己的岗位上足足驻守了49年,以低调、谦虚的姿态,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鞠躬尽瘁。
2004年12月
国际编号10388号小行星
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朱光亚望着群星闪耀的天空
淡淡地叹息,他说自己不敢当
2011年2月26日
朱光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
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
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
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
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
如今,那颗遥挂在天际的“朱光亚星”
成为了人们对这位核事业开拓者
永久的追忆和思念
原标题:《他是最亮的星!今天致敬朱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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