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力量干预与叙利亚危机的多层博弈

叙利亚内战形势图（截至2018年4月2日）。右下色块说明文字（自左至右、自上而下）依次为：俄罗斯-伊朗-阿萨德政权控制区、“伊斯兰国”控制区、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区、叙利亚库尔德人控制区、反对派/基地组织侵入区、土耳其/反对派控制区。图片来源：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2018年4月14日，美英法三国借口叙利亚政府方面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而对叙利亚展开的残酷轰炸，再次把已经延宕七年之久的叙利亚危机拉入了全世界的视线。

美英法的霸道行径不仅是21世纪再次上演的“强权即公理”悲剧，也彻底体现了美国和西方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道德伪善，及它们作为全球治理领导者权威的崩塌。围绕叙利亚危机的复杂博弈的长期化将使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叙利亚将因更深度地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而继续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美英法对对叙利亚进行轰炸前后，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明显升级，沙特表示将组建部队进入叙利亚作战，此前土耳其也对叙利亚阿夫林地区的库尔德人武装发起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军事行动，而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重要目的则在于遏制支持巴沙尔政权的伊朗，这一切都凸显了外部力量围绕叙利亚的博弈在进一步复杂化。

因此，本文重点介绍外部力量围绕叙利亚危机复杂博弈的历史演变、各方的主要诉求和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叙利亚危机的趋势和前景，以帮助读者认识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

一、外部力量博弈叙利亚的演变

（一）2011年3月至2013年8月

自2011年3月内战爆发至2013年8月化学武器危机爆发，这一时期外部力量围绕叙利亚的斗争主要表现为支持叙政府和支持叙反对派的两派外部力量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外交博弈，以及西方对叙政府的军事恫吓。

这是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和英法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对叙进行干涉的时期，也是支持叙反对派的外部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土耳其也是叙反对派的重要支持者；美国尽管支持推翻巴沙尔政权，但具有一定的被动性，甚至某种程度上有被阿盟和欧洲绑架的色彩。

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于2011年8月和10月、2012年1月和2月四次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避免了201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经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模式在叙利亚被复制。期间有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对阿盟和西方外部力量加大对叙危机的干预发挥了重要影响，其一是2011年10月利比亚战争结束，助长了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在叙复制利比亚模式的欲望；其二是2012年5月胡拉（Houla）惨案的发生，促使阿盟和西方以人道主义危机和“保护的责任”为由推动对叙利亚的干涉。（胡拉是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一片由三个村庄构成的区域。2012年5月25日，这里发生针对平民的屠杀，至少108人死亡，死者中包括49名儿童和7名妇女。——编注）

由于在联合国框架内受阻，美国及其西方伙伴和阿盟推出了“叙利亚之友”大会，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对叙反对派进行支持，并于2012年2月和2013年4月分别在突尼斯和土耳其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美国呼吁俄罗斯与中国参加会议，但俄中以叙政府未受到邀请为由拒绝出席会议。在第二次“叙利亚之友”大会上，美国承诺向叙反对派增加价值约1.23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及非杀伤性武器装备，总额达2.5亿美元。

此外，2012年6月，美国联合俄罗斯、联合国和阿盟在日内瓦启动了有关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进程，但叙利亚政府仍被排斥在首次会谈之外。

（二）2013年8月至2015年9月

在这一时期，代理人战争和围绕反恐问题的博弈构成分别支持叙政府和叙反对派的两种外部力量斗争的主要内容。

2013年8月，叙首都大马士革东郊古塔镇发生化学武器攻击事件，反对派称有上千人死亡，并指责当局发动了此次化学武器攻击，当局予以否认。

由于认为叙当局触碰了美国设定的“红线”，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授权奥巴马政府对叙发动军事打击，十余个国家支持对叙动武。但最终，因奥巴马政府接受俄罗斯“化武换和平”方案，动武计划未能实现。此次危机的和平解决，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外部力量放弃以战争方式干预叙利亚危机，这场危机转向双方各自支持反对派和政府军的代理人战争。美国主要负责对所谓的“温和反对派”提供武器和培训，沙特等地区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2014年6月，“伊斯兰国”正式宣告诞生，这不仅使反恐成为叙利亚危机的主要议题，也使叙利亚战场态势向着更加不利于叙政府的方向发展，巴沙尔政权一度岌岌可危。反恐问题也促成外部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形成了美国、俄罗斯、沙特主导的三大反恐联盟，并以反恐为名进行地缘政治博弈。在外交领域，叙政府的处境有所改善。此前的2014年1月，叙政府代表获准参加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谈。

（三）2015年9月至2017年1月

在这一时期，俄罗斯通过军事介入扭转了叙内部力量对比，进而推动叙问题重回政治解决轨道；同时，支持叙政府的外部力量相对上升，而支持反对派的外部力量相对下降。

2015年9月，普京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出其不意地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展开大规模空袭。此举推动叙利亚危机进入新阶段，实现了扭转叙利亚战局、推动叙利亚危机重回政治解决通道、令俄自身摆脱乌克兰危机压力、在战略上重返中东等多重战略目标。

2015年10月底，叙利亚问题有关国家外长会议在维也纳召开，各方达成共识，强调应由联合国主导叙和平进程，寻求叙全国范围停火，进而重启叙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2015年11月，第二次叙利亚问题外长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围绕叙问题政治解决、停火止暴、人道救援、反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路线图达成共识。这构成了随后安理会决议的政治基础。

2015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254号决议，就叙利亚政治过渡提出6个月内停火并组建联合政府、18个月内起草新宪法并进行自由选举的“和平路线图”。这是2013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就叙利亚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

2016年2月，美国与俄罗斯宣布叙利亚内战停火协议，叙政府军和反对派表示接受。2016年3月，俄罗斯宣布从叙撤军，叙问题日内瓦和谈同月启动，双方围绕尊重叙领土完整、拒绝外来干预、叙未来由其人民主导、共同打击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等问题达成共识。

在2016年至2017年初，叙政府军不仅收复阿勒颇、霍姆斯等重要城市，也收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大片领土，奠定了在叙消灭“伊斯兰国”实体组织的基础。美俄在反恐问题上的共识增加、土耳其叙利亚政策的转变和俄土从对抗走向接近，是叙问题重回政治轨道的重要原因。

（四）2017年1月以来

在这一时期内，支持叙政府的俄罗斯、伊朗等外部力量持续发力，最终建立了叙问题日内瓦机制之外的阿斯塔纳机制，并通过建立“冲突降级区”对抑制叙军事冲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影响叙问题的两大外部力量围绕巴沙尔政权和反恐等问题的分歧依然严重。

经2016年底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的酝酿，由三方发起的会谈于2017年1月23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主要目标是在叙战场实现停火和建立停火监督机制。由阿斯塔纳系列会议形成的叙问题解决机制被称为阿斯塔纳机制。

2017年5月4日，第四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签署了“冲突降级区”备忘录，以降低冲突烈度，缓解人道主义危机。这是美俄双方达成的妥协方案，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同意俄罗斯主导“冲突降级区”的工作，加速了叙政府军打击恐怖主义军事行动的胜利。2017年11月22日，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总统在俄南部城市索契举行会谈，就叙问题的最新进展、出路等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并签署联合声明。

为落实2015年底达成的叙问题和平路线图，叙利亚问题第四轮会谈于2017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本次会谈在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框架下就政治解决叙问题设立了政治过渡、修订宪法、举行大选和反恐等主要议题。此后，在多轮日内瓦会谈中，由于双方在巴沙尔总统去留问题和恐怖主义认定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会谈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果。

由此可见，伴随俄主导的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机制的形成，加之此前形成的西方主导的联合国框架下的日内瓦机制，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出现了两个美俄主导的并行机制，且呈现出阿斯塔纳机制作用不断增强的态势。这也是美英法再次以化武危机为名对叙利亚进行轰炸的重要原因，其目的就在于削弱俄罗斯对叙利亚危机的主导权，避免俄主导叙问题政治解决和战后重建。

二、叙利亚危机博弈各方的诉求与政策

（一）美国

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呈现出战略犹豫和战略谨慎的特征，其实质是伴随美国实力衰退，美国领导和控制中东的能力严重下降；尤其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使美国抑制住了通过战争对巴沙尔政权进行更迭的战略冲动。

美国介入叙利亚危机的动因包括捍卫民主价值观、反恐、遏制伊朗、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盟友绑架等多种主客观因素。外交和舆论施压、借助地区和西方盟友、经济制裁、低烈度军事打击，以及援助、训练、武装反对派等，构成了美国介入叙利亚问题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但美国始终把发动战争更迭叙政权排除在政策选项之外，这是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的美国政府叙利亚政策的延续性所在。

特朗普执政一年多以来，实施“限穆令”、遏制伊朗并挑拨沙特与伊朗对抗、打击“伊斯兰国”、修补盟友关系并推销军火谋利、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等，构成了其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美国中东政策日益呈现出道义缺失、战略性弱化和战术性加强等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色彩。

叙利亚问题并未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重点，反恐问题和巴沙尔去留成为其主要关切，前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后者。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团队成员多次表示打击“伊斯兰国”具有优先性，暗示巴沙尔政权去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美国对叙反对派的支持甚至有所下降，包括停止中央情报局向叙“温和反对派”提供武器和训练的秘密项目。2017年4月和2018年4月，尽管美国先后两次发动或主导对叙军事目标的打击，但都只是一种战术性的有限打击。

（二）俄罗斯

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具有突出的战略性特征，并呈现出从战略局部到战略全局的拓展、从战略游移到战略坚定的强化过程。

俄叙利亚政策的要害在于：通过叙利亚政策带动俄罗斯重返中东，摆脱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战略压力；通过军事行动打击“伊斯兰国”，掌握战略主动权和道义制高点；通过拉住伊朗组建盟友体系，同时发展与土耳其、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国家的关系，借以分化美国盟友。这些做法都具有极强的战略性。

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以后，俄罗斯便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叙政府给予全方位的支持，维护中东唯一盟友的政权安全、捍卫俄在叙海军基地塔尔图斯港的现实利益、防范伊斯兰极端势力渗透是其主要考虑。但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前，俄对叙战略尚有一定的保留，舆论也一直有俄罗斯是否会抛弃巴沙尔政权的猜测。

2013年化武危机化解后美不愿发动战争的意图明确化，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利用叙利亚与西方博弈的战略需求强化，而同年“伊斯兰国”的崛起和扩张以及叙战场形势日益对巴沙尔政权不利，这一系列因素促使俄于2015年9月军事介入叙利亚，并且其作为具有张弛有度的特点：既通过“以打促谈”促使叙危机重回政治解决的轨道，又通过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实效彰显了道义，从而在战略和道义层面取得巨大的双重收益。

俄还利用2016年土耳其政变、美土矛盾加剧等机遇，成功使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软化，并通过发展与沙特、埃及、以色列等美国盟友的关系扩大在中东的存在，分化美国的盟友体系，同时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反恐合作，进而弱化了反对叙政府的外部力量的统一阵线。

2017年，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在军事和外交领域收获颇丰。在军事领域，俄助力巴沙尔政权收复失地，解放被反对派和极端组织控制的大片领土，彻底扭转了叙战场态势，并不失时机地于2017年11月宣布从叙撤军，向国际社会释放政治解决叙危机的信号，同时向美国施加压力。在外交领域，俄罗斯于2017年1月建立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主导的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机制，成功在叙建立“冲突降级区”，既实现了推动叙战场停止冲突的外交成绩，也在战场有效剥离了极端组织“支持阵线”和叙利亚反对派。

尽管在叙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俄罗斯也深知叙问题的复杂性和俄罗斯自身国内经济困难等因素的制约。这也是俄罗斯对西方轰炸叙利亚保持克制的原因。

（三）土耳其

自叙利亚危机形成以来，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变化最具戏剧性，但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危机的最初动因是加入欧盟受挫，从而在外交方面试图利用“阿拉伯之春”的机遇重返中东，增强地区影响力。同时，土耳其试图影响地区转型国家的发展方向，推广“土耳其模式”。

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至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之前，其政策核心是全面支持叙反对派，并不惜与俄罗斯对抗。这期间，土耳其主持召开了“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为叙反对派提供组织平台和国外活动的大本营；扶植叙国内反对派，并提供各种支持；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态度暧昧，纵容其消耗巴沙尔政权；支持同属突厥人的叙利亚土库曼人反对派力量；不惜与支持巴沙尔政权的俄罗斯发生摩擦，甚至在2015年11于土叙边境附近击落了一架俄战机。

该阶段土耳其在叙问题上采取激进政策，主要动因在于加入欧盟受挫，转而在外交上利用“阿拉伯之春”重返中东，力图通过影响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推广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新土耳其模式”，增强地区影响力，谋取中东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第二阶段为2016年7月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以来。其重要变化是从坚决反对俄罗斯转向积极改善俄土关系，并于2017年1月加入俄主导的阿斯塔纳机制，达成设立四个“冲突降级区”的协议。

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国还多次表达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推动叙停火和政治解决叙危机的意愿。2017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三次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访问了土耳其，两国总统一年举行四次会谈，重点讨论了叙利亚局势、改善并重整双边关系等议题。

尽管土仍未放弃巴沙尔必须下台的政策，但由于叙利亚库尔德人势力不断坐大，叙利亚难民问题压力倍增，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恐事件，美土和美欧关系龃龉不断，土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终于不断走近。另一方面，土耳其与美欧在“居伦运动”、库尔德人、叙利亚难民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使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呈现出不断恶化的态势。（居伦运动是对土耳其流亡思想家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1941—]及其追随者的统称，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全球信众可能多达500万人。——编注）

2018年1月20日至3月18日，土耳其跨境对叙利亚阿夫林地区实施了近两个月的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旨在清除库尔德人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并通过后续行动在土叙边界沿线建立起“安全区”。

此次军事行动的短期目标是驱逐阿夫林地区的库尔德人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并把该地区控制权转交土耳其扶植的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控制从阿夫林至幼发拉底河岸的广阔区域，遏制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更进一步讲，土耳其的目标是沿着900公里长的土叙边界在叙北建立纵深30公里的“安全区”，并将大量滞留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阿拉伯难民迁移至“安全区”内，实现支持自身扶植的“叙利亚自由军”，通过改变叙北人口结构割裂库尔德人控制区域，通过建立土叙边界隔离区斩断两国库尔德力量的联系，进而维护土耳其南部安全等多重目标。

目前来看，土耳其将进一步通过军事行动打通叙北部所谓“安全区”，总统埃尔多安于2018年3月25日宣布，近期将继续东进攻打叙利亚城镇。“安全区”的扩大将使叙北部地区人口地区分布更加复杂，加剧阿拉伯民族与库尔德人的矛盾，进而加剧叙利亚的碎片化，并有可能使“伊斯兰国”残余力量获得发展空间。

（四）沙特阿拉伯

沙特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既定政策仍未改变，虽实现无望，但沙特仍是叙问题政治解决的重要破坏者和搅局者。

沙特介入叙利亚事态的动因在意识形态方面，即试图通过推翻巴沙尔政权，彻底清除总部设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复兴党）所主张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挑战，进而确定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东的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沙特作为泛伊斯兰主义的中心，一直与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推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存在竞争关系。伴随埃及衰落、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崩溃，叙利亚已经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最后的堡垒。颠覆巴沙尔政权无疑有利于巩固和扩大沙特主导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地位，确立沙特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

其他方面的动因主要出自教派矛盾和对抗伊朗，即通过支持叙利亚的逊尼派反对派推翻什叶派支派阿拉维派的巴沙尔政权，削弱乃至肢解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新月地带”。

沙特的具体介入手段包括：为叙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活动平台；支持叙极端组织消耗巴沙尔政权；在叙利亚和平进程谈判中顽固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为叙和平进程设置障碍。在2017年11月末至12月举行的第八轮日内瓦和谈中，代表叙反对派的“高级谈判委员会”中，据说受到沙特支持、态度强硬的利雅得派在36人的代表团中占据28席，他们的“倒巴沙尔”立场令叙政府代表团推迟参会，甚至一度返回大马士革。

目前，除继续坚持巴沙尔下台，在谈判中支持叙反对派外，沙特并无更多手段。但在美国轰炸叙利亚的影响下，沙特称将向叙派出由沙特领导的伊斯兰国家多国部队。但是，油价长期低迷导致的财政困难，国内改革压力，在也门、卡塔尔等多线与伊朗角力等问题，都对沙特的叙利亚政策构成了掣肘。

（五）伊朗

总体而言，伊朗支持巴沙尔政权的政策不会改变，但内外制约因素增多。

伊朗之所以介入叙利亚危机，既有维护伊朗现实利益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是什叶派与逊尼派复杂博弈的反映。具体原因包括：维护自黎巴嫩南部经叙利亚到达伊拉克、最后回到伊朗的“什叶派新月地带”；通过叙利亚问题增强对黎巴嫩真主党等力量的领导和控制；维护自身安全和抗衡沙特、美国，等。

伊朗和叙利亚关系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伊朗和叙利亚尚处于对抗状态。在1968年叙利亚与伊拉克关系恶化以及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得到了一定改善。

上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共同反对以色列的目标使伊朗和叙利亚合作的政治基础得以加强。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使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关系正式形成。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采取了支持伊朗、反对同属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的政治立场，同时允许伊朗革命卫队在1982年黎以战争中进入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训练真主党武装，共同抗击以色列。

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关系一度因叙利亚参与中东和平进程而疏远。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叙利亚国力持续衰落，尤其是在黎巴嫩问题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孤立，使叙利亚对伊朗的需求不断扩大。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叙利亚和伊朗安全环境恶化，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的下一个目标，此时伊朗和叙利亚同盟关系再度得到加强，突出标志是双方于2004年签署战略合作协定。

从本质上来说，伊朗与叙利亚之间的战略同盟是一个缺乏意识形态基础的实用主义联盟。叙利亚的复兴党所奉行的世俗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朗奉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之间格格不入。因此，从双边的角度看，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突出，伊朗既没有向叙利亚输出革命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诉求，叙利亚也无效仿伊朗神权模式的动机。但从伊朗对外战略以及中东地区格局的角度看，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中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因素。

尽管叙利亚和伊朗政权性质不同，但叙利亚的掌权者为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两国均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中的逊尼派存在矛盾，因此伊叙同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伊朗抗衡沙特主导的逊尼派阵营，这也是伊朗在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的原因之一。

（六）以色列

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叙利亚政策相对低调，其重要关切在于安全问题，尤其是十分忌惮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势力在其周边的扩张。伴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存在不断增强，以色列的叙利亚政策渐趋激进，并主要采取导弹袭击的方式精准打击伊朗和真主党在叙的军事目标。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以色列对伊朗在叙目标的打击呈现出不断升级的态势。

以色列当然是美国阵营内的核心成员，但其在中东变局中的政策总体低调，而近期政策渐趋激进，主要原因是其宿敌伊朗的地区影响尤其是在叙利亚的势力不断扩大，迫使其不断与沙特走近，双方的合作大有从秘密走向公开之势。同时，以色列在叙利亚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的对抗更趋强化。从未来态势看，以色列加大对叙局势介入的趋势有可能进一步增强。

三、余论：当前叙利亚危机的态势与前景

第一，围绕叙问题的战略博弈进入混沌期。突出表现是，美俄既对抗又合作（有俄罗斯专家称这种局面为“混合冷战”），双方对叙政权看法分歧严重，但在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反恐问题上又保持合作。

第二，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外交斗争进入了复杂相持期。政治解决成为主要方向，但各方围绕巴沙尔政权去留和恐怖组织界定等问题的分歧严重。

第三，围绕叙利亚问题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支持叙政府力量的方向发展，但两大阵营都在总体上都呈内部分化复杂化的态势。

第四，尽管叙利亚冲突演变成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低烈度冲突将长期化。如近期无人机对俄驻叙军事基地的轰炸，以色列对叙发动军事打击，土耳其对阿夫林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发动的军事打击，西方近期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等。

第五，国内因素对各大外部力量叙利亚政策的掣肘加大，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等都是如此。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叙利亚危机或将进入政治解决艰难和低烈度冲突并存的僵持期。

（本文由作者对其2018年5月11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举办的学术讲座“叙利亚危机背后的中东乱局”的讲稿改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