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制度改革是关键

【编者按】

5月11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讨会暨‘西方供给侧经济学译丛’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并作为“西方供给侧经济学译丛”总序作者做了主旨报告。

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至关重要性，田国强用三句话概况：第一，要搞清改革的逻辑，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要有大的格局和宽广的视野；第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制度改革是关键，根本的现代市场体系不可替代；第三，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只有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识，才能把握中国崛起的命运，实现良性发展和长治久安。

以下是澎湃新闻整理的田国强教授的发言内容：

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套书发行的重要意义，另外就是为什么要发行这套书？也是为了庆祝今年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讨论下一步怎么走？我本来为此准备了发言PPT，比较长，没有时间照着讲，就大致讲讲我的想法和观点。从199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上海最大的好处是思想相对解放，改革的前提就是思想解放，因为改革是自我变化，思想不解放不行。我们编了这套书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用三句话总结我的观点，我也想结合当前国内改革和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国际形势、中美经贸关系紧张，谈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至关重要性。核心的观点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要搞清改革的逻辑，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要有大的格局、视角和宽广的视野，总结中国发展变革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所在，找到经济社会长远良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十九大报告是非常重要的纲领性的全局宏伟蓝图，是从经济、社会、政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个视角谈问题的，所以要有大的视角，不只是看三年、五年，不是看短期经济形势，而是要看长远的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这也是这套书的宗旨。

第二个观点，制度才是最关键的。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供给侧改革是关键，根本的现代市场体系不可替代，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又着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里面有解读，以前是和，现在改成逗号，着重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同时政府发挥更好的恰当的作用，而不是更多的作用，只有通过根本性制度变革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实现三者各在其位又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就是今天会议的主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

第三，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只有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识，才能把握中国崛起的命运，要实现良性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求真务实，思想解放最根本的就是要实事求是，但现在许多做法离实事求是越来越远，现在更多的是过度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理想状态，理想状态和现实有距离。小平改革开放最基本的问题是实事求是，也是马克思最基本的原理，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央的大政方针只能停留在报纸中、口头中、媒体中，而不能真正落实，经济问题不能过度地意识形态化，改革是倒逼的，国际国内的形势要让我们认识到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要用明道、树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改革方式进行系统改革，我反复从改革制度重要性、紧迫性和改革的方式方面强调这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关心中国的改革，也同时关心当前国际经贸摩擦和创新方面的主题，是因为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一系列内忧外患的问题，比如说国内就是十九大总结的不平衡不充分，十九大的文件里面从效益、创新、实体经济、环境保护、民生、脱贫、教育、卫生、医疗、保险等方面阐述，其中有一段话非常准确坦率地谈到了我们为什么要深化改革。特别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怎么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面临当前经济下滑，但说到改革，不是简单地说应该做什么，而是首先要解决的是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是市场还是政府做？是国企还是民企做？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没有方向感，只能仍然是以往的三重三轻做法：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重国富轻民富。我们迫切需要又好又快的高质量发展，会越来越紧迫。如何做到又好又快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经济学没有研究，早有大量的研究。许多已出版的经济教科书中，如前年出版的拙作《高级微观经济学》中，不光谈经济效率，更多的是谈的如果改进市场效率、解决市场失灵，如有效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生态问题、教育问题、解决贫富过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可能充分平衡发展。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弄清楚，不解决，改革大政方针就难以落实，就会让人迷惑和导致各种争论，出现各种声调，甚至是怀疑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包括当前有一股思潮，简单地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将个体和民营经济等同于私有经济，将公有经济等同于国有经济，意识形态化、教条主义一旦严重，就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而是从特定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基于主观意识的偏激。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把马克思的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巨大成就，就是把中国的现实和马克思的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才取得的成就，但现在下面各级部门对中央全会文件、政策的落地，执行力都有比较大的偏差。改革的走向一旦没有方向感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我们政府的官员就无所适从，没有安全感，企业家、知识分子纷纷跑路，比如企业家大量移民，信心不足，大众没有方向感就会过度关心政治，任何一个国家过度关心政治，这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美国现在也有点过度关心政治。一旦各种杂乱声音出现，就不能或难以形成上下一致的共识。今天是内部的讨论，我说得比较坦率，这是内忧方面现象。

现在说外患，国际环境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好的，我之前一直以来对中美关系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因为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好不到哪里，由于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受到国际社会欢迎，在经济方面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有许多互补的地方，所以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改革开放基于建立现代化市场体系，进行国际分工和合作，大家是在一个地球村的概念。但是现在围堵中国的现象日益严重，国际经贸关系、贸易纠纷日益严重，中国已经连续21年成为反倾销调查最多国家，连续10年成为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现在贸易纠纷越来越严重，要高度警惕，高度重视，否则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也同时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但有一些媒体和学者，煽动中国极端的民粹主义和极度民族主义，缺乏自信，看国外什么都是阴谋论陷阱，国家主义取得优势，用行政力量支持有关产业，现在什么都讲要靠自力更生。我们确实需要自力更生，一个国家的竞争就是资源竞争、人才竞争、制度竞争、技术竞争和话语权竞争，但是按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说，是社会化生产，现代化工业体系就是一种社会化的体系。当今世界是一个高度融合、社会化生产、国际分工合作，超越了国家边界，核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这点想不清楚，后果严重，会出现大问题，我是非常担忧的。

这次中美经贸摩擦，中兴不仅无法抵挡，华为、阿里、联想等都同样严重依赖美国技术。中兴事件暴露出来的软肋让国人产生了很强的忧患意识，这没有错，但大多反思集中在“我们缺芯”和“要自力更生”的层面。中国不只是缺芯，真正缺的东西更加深层，不能头痛医头、脚疼医脚。从大国到强国是前面提到的五个竞争，而真正关键是能让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和国家能长治久安的基本制度的竞争。我们在总结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展望未来，一定弄清楚什么是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成就巨大。应像实验物理一样，要研究和找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将其他变量固定。同理，对总结中国改革成就也应该是如此。许多人在总结经验时，却将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总结为，主要是政府主导、国企主要、党的领导、社会稳定所致。这些当然都是重要因素，不可否定，但这些不都是改革开放前就早已有的要素吗？

客观地说，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基本放弃计划经济，也就是政府的干预大幅度地减少，民营经济大发展从而使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而取得的。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实验物理学的基本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那就是，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稳定之外，新的因素是：较大程度上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内对外的竞争、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样的基本制度性市场化环境要在改革下才能取得。然而，现实中，许多的改革正在往回改，又回到政府主导的老路，就是一旦遇到问题，就回到老路，就想到或仍采用政府主导的方式去解决，其负面作用很大。

那么，下一步怎么走？中国过去40年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字，就是“放”和“开”的改革。中国要在竞争中赢得胜利，只有一条路，就是更大的改革，更大的开放，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国际社会肯定是最欢迎的，并且还需继续韬光养晦！将许多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一旦过度意识形态化，就往往会被认为这不是内部矛盾，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一种敌对关系。我们怀念小平讲话，因为是中国式的改革，邓小平对外关系的基本定调就是韬光养晦，但是我们感觉到媒体大众的极端民粹主义和极度民族主义，造成了放弃了韬光养晦。对中美关系江泽民主席在1993年制定了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并且在过去有五次的中美定义关系，感觉越来越微妙，从早期的1997年中美联合声明，是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第二次定义的是2005年是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用合作性关系积极全面地合作，后来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现在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不是提得过早？或者对中美新型关系有一个比较确切地定义，更为清楚可能会好些。定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能让美国紧张了，它觉得是要和它对着干，现在开始采取行动了，我最近看到的报道，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找工作都可能不能进美国实验室。

总的来说，我们要深化改革，改什么？我提一下最重要的几点，第一，基础性的制度改革才是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第二，激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有赖于基础制度环境的改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不是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靠垄断，主体靠国有企业，而是靠竞争，竞争导致利润下降，从而逼着企业去创新，创新导致垄断利润，更多企业就会跟进，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但创新的成功率不到5%，国有企业很难承受这么大的风险，因此竞争性行业的技术创新主要还得靠民企，而不是靠国企。十九大有三大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加了逗号，第二大亮点就是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改成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优，这是很大的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个亮点就是首次在党代会文件中提到了民营企业，并强调要鼓励支持其发展。第三，就是良性发展呼唤，我和林毅夫教授是30年的熟人和朋友，我提出“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定义从来不会改，去年12月份在北大国发院专门举行一场辩论会，我和林毅夫是主角。有限政府范畴所限定的服务和维护的作用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内涵是相当不一样的，比如在中国制度转型中，我们的政府应发挥很大的有为作用，比如说深化改革，比如说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清除负面清单，解决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其优点就是从经济上是包容性发展。第四，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平衡充分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良性发展呼唤国家治理、市场化和社会规范制度供给的综合改革。经济包容性、国家治理能力就是依法治国和政府执行力，以及社会包容的核心性的提法，我总结的这些东西都是十九大文件里有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将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改革的重点，强调要实现产权激励，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管理模式，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服务的新政府是社会包容和和谐的体系，一定是综合性治理性改革，一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因此，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和任务：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提升国家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执行力；三是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但没有时间了，就不展开了。总之，通过深化改革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解决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非平衡结构，建立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组合，才可能实现平衡、充分的良性发展。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主办提供的速记整理，经演讲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