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手记｜徽州风水师在上海出生，还藏有雇奶妈协议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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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李”假“胡”

夏日炎炎中，我们来到了安徽歙县李村，目的是想调查了解当地的宗族现状。启程前，我们已收集到该村的一套归户文书。歙县今辖于黄山市，而自宋宣和年间至清宣统年间，地属徽州。依学术惯例，更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所指的李村不是这个村子的真名。

我之所以将此村暂名李村，是因为该村胡姓系出明经胡氏。据族谱所载，明经胡氏一族，鼻祖明经公系唐昭宗三子，为避权臣谋害，明经公年方九岁即被托付给徽州人胡三公照管，由李姓改胡姓，相传千年。直至我们去村里调查时，族中老人还对我们说：“我们是假胡，不是真胡。”

在我们的田野报导人胡伯伯提供的族谱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鼻祖明经府君的名讳之左，还写着“义祖胡三公”。

今日李村的胡氏族人，均系明经胡氏二十七世祖自外迁此所衍后裔，其后又分枝散叶，共分甲、乙、丙、丁、戊、己六派。

能证明李村的明经胡氏六派之别的，除了族谱所载、故老相传，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祠堂了。六派各立支祠，其中庆德堂、尊德堂等祠堂至今保存较好。我们的报导人胡叔叔就是庆德堂一脉的。胡伯伯与我父亲同年，出生于建国初，他早年在上海工作，现在回安徽老家照顾年过九旬的父亲。

庆德堂的中堂木枋上悬着“追远”字匾，典出《论语》中曾子的名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按中国古人之理解，祠堂为祖先魂之所依，坟冢乃先人魄之所藏。祭祠堂神主是为敬奉魂灵，而祭坟冢遗体则为崇祀体魄，两者相依相存，共同维系着中国人的敬祖尊宗之情。

以庆德堂为例，上面照片拍下的只是祠堂的中堂部分，其后的寝室才是敬供明经胡氏列祖列宗神位的地方。到清明等节日时，合族须得共同祭祀。

祠堂中还置有长凳、碗筷等物，我们猜这里平时可置办红白喜事。询问胡氏族人，果然如此。村里有人去世，房内不便安放棺材，更别说放下十几乃至几十桌的酒席了，祠堂宽敞，正好可以用上。好几位胡氏族人还告诉我们，在解放前，如子、媳等有不孝情形，族人会冲入其家，将不孝之人捆住，将猪牵走，带至祠堂，先杀猪吃肉，再责罚其人。

明清时，类似的做法不只见于明经胡氏一族，如江苏《暨阳梓里王氏宗谱》就明确规定，“凡子孙不务耕种，好为赌博，破荡家业，以致为盗者，家长拘其到祠，上告祖宗，下告宗族，严加痛责，使其改过。”笔者走访湖南湘潭尹氏宗祠时，发现其中还有专门关押触犯族规者的小房间。

可见，祠堂既有着敬祖收宗的价值，也具体而微地发挥着族人相聚、惩戒不法族人的场所之功用。

地理先生

明嘉靖年间直至民国，祠堂、祖坟、族谱是支撑宗族的三大精神支柱。与同行的师弟妹们关注点稍有不同的是，我最上心的是祖坟。报导人胡伯伯知道此情后，问我有无兴趣去访问一位地理先生。我当然求之不得。

歙县所称的地理先生，也就是通称的风水师。我们访问的这位先生也姓胡，长相清癯，一看就是久经人事者。

这位地理先生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想了解什么？我尽量回答。”我顺口问道：“您家一直是在本地么？”我没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引来他很决然的回答，“不是，我们家是1962年7月25日搬回来的，我家以前是在上海的。”

我很吃惊地问他为何时隔50多年还记得这样一个具体的日子。向导胡伯伯插话说，“他家以前是在上海做招牌生意的。”他接上话，“这样的日子是刻骨之恨啊。62年时，号召我们支援农业建设，我们就从上海搬回老家了。我们家以前在上海有房子的，我都是在上海出生的呢。”

怕我们不信，这位地理先生说还保留着当年他在上海出生时雇奶妈的协议，问我们愿不愿意看。我们谁都没见过这东西，自然很高兴能见识。虽承蒙这位先生同意，让我们对这份《立雇乳妈协议书》拍照，但毕竟事涉隐私，只将部分不涉人名的内容录出：

（一）乳妈工资每月计币拾捌万元，由甲方按月付给乙方。订期十五个月，如期满要继续，须经双方同意，再行协议。

（二）乳妈在服领孩子时期，须要细心服侍，以合于孩子的健康为主，闲空时还须帮做什事。

（三）所订条件，双方共同遵守，任何一方不得中途为难。如有越规行为，介绍人须保证责任。本协议书一式贰份，各执一份为证。

协议的落款时间是“公元一九五三年一月廿四日”。看样子，传统中国人立字为据的精神，就是在请乳母这样的事情上也是不苟且的。

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这只是这位胡先生给我们看的第一份法律文书。接下来，他一次次带给我们几乎无可抑止的狂喜。一位师妹问有关“共业”的问题，胡先生就拿出清同治年间两姓三堂修庙的协议和账簿，以及他们家拆旧屋时各房人共立的协议。我问风水，胡先生就拿出一本封面已有破损的书给我看，这本书中居然有李村的“地记”。

“得风水者，人财并茂；失风水者，人财稀少”，徽州人的风水观在这份“地记”中一览无余。胡先生称其所修地理之学是从江西学来的。但凡对风水略有所知的人，定晓得江西自唐以来即为风水学之重镇。徽州紧临江西，地理相近，故人文相通。胡先生就着书中的“地图”，给我们讲解了风水学中的“吞吐浮沉”四字。

倾谈已久，同行者打算走了。我意犹未尽，又向这位地理先生请教，“不知‘朝奉’、‘府君’二词作何解？”其实以前读胡适先生的书时，我已知道“朝奉”是指徽商当铺中的主事，但我看到李村墓碑上所刻以及胡氏族谱所载，在先人名讳前所加衔要么为“朝奉”，要么为“府君”，似乎是指逝者曾经商或从政，但不可能所有人都当商人或官员吧？所以很想听听地理先生的解释。

胡先生说：“朝奉是指务农的，府君就是当官的人死后的尊称。”懂了，徽州人经商成风，即使一介农夫，为顺应时俗或抬高身价，也会在墓碑及族谱上缀上“朝奉”二字。

没想到的是，胡先生怕我不懂，居然又拿出一本书给我看，以为佐证。这本书中，有比明清律典所载五服图更完整的服制关系，比如妻、妾的关系在书里就表现得很明显，妻不为妾服丧，顶多称其为“故妹”；而妾须为妻服丧，称其为“先主母”。

一页页拍摄这本书时，我真的很感激胡先生。对于几位素昧平生的人，他几乎是有求必应地拿出各种珍藏的资料给我们看。将心比心，如果一群陌生人来我家，我是绝做不到这一点的。

徽帮老人

李村之行中，还有一位让我们甚是感激的老人，他就是我们的向导胡伯伯的老父亲。老人家当时已92岁高龄，尚能拄杖而行，思路清晰，只是听力稍稍有碍。我是真想多向这位老人请教些问题，他一辈子的阅历是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望尘莫及的。只是问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时不时静默了，知识、经历撑不住，问不下去。

现在且以第一人称，按时间先后顺序，将老人家口述的内容简单整理如下：

“我以前读过书，十几个学生请一位先生。各家轮流请先生吃饭，我们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了十八九岁，要娶老婆了。那个时候订婚要钱啊，现钱就要一百块。我们家里穷，娶不起，老早就在家里养了一个，就嫁给我。我老婆家比我们家更穷。那个时候子女多，五六个，七八个，养不起就送人了。我们家的就是送来的。女的十七岁的样子就要结婚了，二十多岁结婚的少。”

听老人家讲到这里时，我突然想起了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关于“童养媳”的一段话，“在女孩很小的时候，男孩的父母领养了她。她未来的婆婆甚至还要给她喂奶，并一直要抚养她到结婚。如果这女孩是在她丈夫家中养大的，那么婚姻的一切复杂程序如做媒、行聘、接亲船、轿子等等都不再需要了……婚事的费用，可以缩减到少于100元。我曾观察到，有许多从幼年起就被未来的婆婆带领大的女孩子，十分依附于她的婆婆，就像一个女儿对母亲一样。特别是，如果这家真的没有女儿，情况就更是如此……故婆媳之间的纠纷，即使不能完全避免却常常不是那么尖锐。”

接着听胡爷爷细述人生：

“结婚后，家里穷，因为我一个堂哥在上海做生意，我也就去了，当学徒。我是41年去的，从深渡坐船，走新安江去杭州，再到上海，要七八天呢。那个时候杭州是日本人管着，一边道是日本人走，一边道是中国人走，中国人要通行证啊。如果没证，就给汉奸送钱，他们收了，就放走。

当学徒先要当三年，没得工资的。我们老板一间店子卖茶叶，一间店子卖布，我是在布店。到了56年，店子公私合营了。我的工龄就是从56年开始算的。解放前，路不通，我几年才回一次；解放后有探亲假，就一年一回了。

我们以前家家都有山，山上的树好大啊（老人家作双手合抱状），后来‘大炼钢铁’，就都砍掉了。我们的地不多，以前的大地主也就十多亩地。”

当老人家讲到其从商经历、婚姻生活时，我又想起了另一位著名徽州人胡适之先生所讲的，“徽州的耕地甚少……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语，叫‘一世夫妻三年半’。”

胡爷爷因着娶的是童养媳，又因了解放后有探亲假，才避免了“一世夫妻三年半”。只是可以想见，那几百年里徽帮商人辉煌的背后，又有着多少家庭的心酸。

从徽州返回，已有些时日了，只是时常还想起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人。徽州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以祠收族，经商养家，那陶冶于千百年家风商俗而特有的徽州气质，才是最令人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