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不作书面决定直接强拆的行为时有发生，造成救济困难

“在不动产征收当中最容易出现片面追求行政效率而牺牲正当程序，甚至不作书面决定就直接强拆房屋的事实行为也时有发生。”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第二批“征收拆迁典型案例”时指出：直接强拆行为会给公民寻求救济造成困难，“法院不宜简单以原告举证不力为由拒之门外，要格外关注诉权保护”。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观察到，过去三年里，全国法院一审受理征收拆迁类诉讼呈现递增趋势，2017年达到当年行政诉讼案件总量的17%，涵盖了征收拆迁中有关征收决定、安置补偿和强拆实施环节等争议。

房屋附着物遭强拆被判违法，最高法：要格外关注诉权保护

最高法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显示，陆继尧在取得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现济川街道）南郊村张堡二组138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并领取相关权证后，除了在该地块上出资建房外，还在房屋北侧未领取权证的空地上栽种树木，建设附着物。2015年12月9日上午，陆继尧后院内的树木被人铲除，道路、墩柱及围栏被人破坏，拆除物被运离现场。当时有济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在场。

此外，作为陆继尧持有权证地块上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曾多次与其商谈房屋的动迁情况，其间也涉及房屋后院的搬迁事宜。陆继尧认为，在无任何法律文书为依据、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街道办将后院拆除搬离的行为违法，故以街道办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拆除后院的行为违法，并恢复原状。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一审认为，涉案附着物被拆除时，街道办有工作人员在场，尽管其辩称系因受托征收项目在附近，并未实际参与拆除活动，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经查，陆继尧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位于街道办的行政辖区内，街道办在强拆当天日间对有主的地上附着物采取了有组织的拆除运离，且街道办亦实际经历了该次拆除活动。作为陆继尧所建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工作，拆除非属动迁范围之涉案附着物的动因，故从常理来看，街道办称系单纯目击而非参与的理由难以成立。

据此，一审法院遂认定街道办为被告，确认其拆除陆继尧房屋北侧地上附着物的行为违法。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不动产征收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片面追求行政效率而牺牲正当程序，甚至不作书面决定就直接强拆房屋的事实行为也时有发生。”最高法在评价此案典型意义时指出，强制拆除房屋以事实行为面目出现，往往会给相对人寻求救济造成困难。

澎湃新闻注意到，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起诉人证明被诉行为系行政机关而为是起诉条件之一，但是由于行政机关在强制拆除之前并未制作、送达任何书面法律文书，相对人要想获得行为主体的相关信息和证据往往很难。

“如何在起诉阶段证明被告为谁，有时成为制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的主要因素，寻求救济就会陷入僵局。”最高法表示，此案有两点启示意义：一是在行政执法不规范造成相对人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简单以原告举证不力为由拒之门外，在此类案件中要格外关注诉权保护。二是事实行为是否系行政机关而为，人民法院应当从基础事实出发，结合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等法律理念和生活逻辑作出合理判断。

征收拆迁仍是司法监督重点领域，“引导公众依法维权”

据最高法统计，2015年、2016年、2017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征收拆迁类诉讼分别约为29000件、31000件及39000件，占当年行政诉讼案件总量的13%、14%和17%左右。

澎湃新闻观察到，上述八起典型案例中被诉行政行为的类型，既有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安置补偿裁决，还有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协商达成的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机关通过意思表示明确作出的紧急避险决定，也有实施主体不明确的强制拆除行为。

此外，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既包括了安置人口确定、违约责任认定、补偿范围大小等行政执法的实体问题，还包括了强拆主体推定、评估报告审查、利害关系认定等程序问题。

“征收拆迁仍是社会矛盾的集中领域，仍是司法监督的重点领域。” 最高法行政庭庭长黄永维表示，第二批“征收拆迁典型案例”涉及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征收等行政管理事项，涵盖了征收拆迁中有关征收决定、安置补偿和强拆实施环节的典型争议。

“法院通过诉讼监督，及时纠正行政机关在征收拆迁中的违法行为，同时确认行政机关合法行为的效力。”黄永维表示，典型案例旨在为法院继续审理好此类案件提供一定的裁判示范；促使行政机关在城市化进程中秉持尽责担当的理念，依法行政，规制侵犯群众权益的违法行为，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运用手中的法律法规，依法诉讼、依法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