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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疫苗之路

【美】大卫·M.奥辛斯基

2022-12-26 17:05

佐治亚沃姆斯普林斯的康复研究所里有一间脊髓灰质炎（或者说小儿麻痹症——编者注）名人堂，陈列室的墙上挂着17座青铜半身像，其中15位是科学家，最著名的是阿尔伯特·萨宾和乔纳斯·索尔克。另外两位虽然在科学上是外行，却依然备受尊敬，他们便是巴塞尔·奥康纳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四个人代表了脊髓灰质炎在大众心目中的整体印象——勇敢的受害者、热忱的基金会领袖和用疫苗拯救生命的卓越研究者。

这间博物馆里没有哈里·韦弗的半身像，也没有太多对他的赞美。和所有曾在国家基金会工作过的人一样，他生活在领袖人物投下的巨大阴影中。但哈里·韦弗有其特别之处。1946年至1953年担任基金会科研督导期间，他找到了那15位脊髓灰质炎专家和其他科学家，成功地将他们四处散落的智慧与精力凝聚起来（有人抱怨说他太专注于脊髓灰质炎），向着一个目标前进。领导脊髓灰质炎运动的是拥有强大感召力的奥康纳，而从科学上构架成功蓝图的是冷静高效的韦弗。

阿尔伯特·萨宾

韦弗没有漂亮的文凭，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教解剖学。有一段时间他研究过脊髓灰质炎和营养之间的关系，这个课题曾经风行一时，最后却无疾而终。在大部分人眼里，他最特别的地方是“恰到好处的大胆与无畏”。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不惮于要求别人去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搞科研的时候，”汤姆·里弗斯说，“你身边常常需要一个哈里这样的人，你知道的，他能……鼓励人们换个角度看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一位分析家。哈里·韦弗在这方面干得很漂亮。”

韦弗认为脊髓灰质炎研究是一门应用科学——为特定问题寻求特定的解决方案。对他来说，解决脊髓灰质炎的方案就是成功研制出疫苗，而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搞出疫苗，显然是因为基金会在科研方面的失败领导。多年来，基金会的受益人各自为战，还常常互相保密，他们不管别人发现了什么，慢腾腾地研究早就搞明白了的东西，实在让人痛苦。韦弗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这么干的人太多了。是时候改变一下了。

疫苗已经成功征服了其他病毒，例如天花和狂犬病。如果疫苗能有效地赋予人类对脊髓灰质炎的抵抗力，那这种疾病很可能就会寿终正寝，因为人类似乎是它唯一的天然宿主。对韦弗来说，疫苗采用活病毒还是灭活病毒根本就无关紧要，实际上基金会情愿同时资助两个方向的研究。重要的是扫除多年来阻碍脊髓灰质炎疫苗问世的障碍。

这并不容易。大笔资金支出、管理和反馈的方式必须作出重大变革。韦弗知道，现在医学院已经取代了独立的研究所，成为生物科研界的主要力量。“事实上，”他写道，今天，那些较好的医学院“更像是从事科研的研究所，而非训练医生和教师的学校。在某些医学院里，支持科研的外来慈善资金也许等于甚至超过了支持其他活动的所有资金”。

韦弗写道，问题在于，现在这些“外来慈善资金”带来的好处不如当初了。医学院管理层很快发现，获得外来的大笔科研资金固然很有面子，但实际上可能造成入不敷出，关键在于间接支出。“接受了外来资金，”韦弗说，“研究机构就必须扩充基础设施，增加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用于维护和公共事业的钱也更多，我这里提到的也只是一部分。”

哈里·韦弗

就任前几周，韦弗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哈佛大学生物系向国家基金会提交了拨款申请，基金会方面已经批准，但学校管理层却不乐意接受，他们抱怨说这笔拨款会增加很多日常开支。韦弗同意支付部分间接开销，具体数额按照他自己写的一个复杂公式来计算。于是哈佛接受了这笔钱。

后来韦弗简化了这个流程。他征得汤姆·里弗斯和巴塞尔·奥康纳的同意，给基金会的每笔资助都加上了一笔“预留份额”，这样就“不再需要我那劳神费力的公式了”。新规则是这样的：

10000美元及以下的拨款，额度增加46％。

10001～30000美元的拨款，头10000美元增加46％，其余部分增加38％。

30000美元以上的拨款，头10000美元增加46％，10001～30000美元的部分增加38％，其余部分增加6％。

这些资金可用于“有利于研究机构作出更多发现的深度研究”，并不受限于受益人最初的预算方案。“我们相信，”韦弗说，“新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机制……更合理地支付研究项目的开销。”这个说法基本上没人反对。

韦弗还着手改革基金会从1942年开始实行的长期资助政策。这样的资助最长可达5年，它让研究者得以开展更大型的项目。韦弗发现，问题在于基金会根本没怎么追踪受益人的研究进展。“我们的医学顾问委员会不去追踪受益人的年度进展，也不关心他们下一步打算干嘛，”他抱怨说，“要想解决脊髓灰质炎问题，这样可不行。”

韦弗希望长期资助能够更灵活一些。为期5年、总额10万美元的资助就一定是每年拨2万美元吗？他觉得没必要这么死板。他说，什么时候拨多少款应该根据目前的情况，由基金会和受益人共同决定。但韦弗也要求对受益人实行问责制。有突破性进展的项目应该追加资金以示鼓励，而那些原地踏步或进展甚微的项目可以提前中止拨款。关键是把钱交到正确的人手里。

间接支出拨款和长期资助将改变美国医学研究的方式。其他基金会和政府很快就学到了这套模式。哈里·韦弗把资助变成一门艺术。

要制造出有效的疫苗，必须解决三个基本问题。首先，研究者必须确定脊髓灰质炎病毒到底有几种。其次，他们必须为每种类型的病毒找到安全稳定的供应源，以用于疫苗生产。第三，他们必须搞清脊髓灰质炎真正的发病机制——它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路线，以确定疫苗起效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要解开脊髓灰质炎之谜，这三个问题基本而关键。

实际上，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科学家。韦弗所做的是确定整个计划的轮廓，为大家指明方向。在他看来，第一步该干什么十分明确。就任科研督导几个月内，他就启动了基金会历史上最具野心的项目：归类全世界所有已知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成功的疫苗必须为每一种类型的病毒都提供免疫力，而现在没人能确定病毒到底有几种。这项工作需要耗费庞大的后勤资源。他们要定位数百种病毒株，将它们送到专门的实验室，然后进行烦琐枯燥的详细研究。

有的病毒非常稳定，例如天花；而有的病毒十分多变，例如流感，流感疫苗几乎每年都需要更新换代。脊髓灰质炎属于哪种？西蒙·弗莱克斯纳仍坚称脊髓灰质炎病毒只有一种，澳大利亚的研究者觉得至少有两种，还有人猜测至少有三种。谁都想知道答案。

当然，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路只有一条：动手归类。为了监督项目进程，韦弗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里面既有早已成名的研究者，例如约翰斯·霍普金斯的戴维·博迪恩、密歇根的汤米·弗朗西斯和辛辛那提的阿尔伯特·萨宾，也有一些新手，例如匹兹堡的乔纳斯·索尔克。

乔纳斯·索尔克

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并不负责具体的归类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制定基础的科学规则，为结果的合理性背书。具体工作由无名小辈来承担，理由很充分：基金会能找来干这活儿的人只有他们。归类病毒的工作十分枯燥无趣，弗朗西斯和萨宾这样的大牌通常会把这种活儿交给技师或者研究生去干。这不是通往诺贝尔奖的捷径，事实上，正如韦弗本人所坦承：“我知道，整个医学研究领域再也没有比这更无趣的事情。要得出最后的结果，必须无数次机械式地重复一套完全相同的技术流程，测试一个又一个病毒，每周7天，每年52周，整整3年。”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干这活儿？韦弗前往匹兹堡拜访索尔克，十分慷慨地抛出了他的条件。索尔克会连续数年拿到基金会的一大笔资助。医学院因此支出的所有间接费用都可以向基金会报销，包括维护费、公共事业费和保险。虽然索尔克最有兴趣的病毒不是脊髓灰质炎而是流感，但现在的时机恰到好处。“韦弗带来了一条出路，”索尔克回忆道，“匹兹堡最初吸引我的是开放与自由，但后来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象。然后韦弗出现了，他愿意提供资金、项目、人员和设施，而且这一切都由我做主。”

现在，索尔克已经抢到了先机。1948年，他收到了基金会的第一张支票，金额是41000美元，其他途径的资金也接踵而来。陆军重新开始资助他的流感研究，他一直对这方面很有兴趣；莎拉·梅隆·斯凯夫基金会同意资助他的实验室，支付“非脊髓灰质炎研究”的开销。

索尔克的实验室位于匹兹堡市立医院，这里也是治疗传染性疾病的地区中心。“二战”后的岁月里，青霉素之类的“魔药”广泛使用，医院里的人大幅减少，所以空出来了很多没用的地方。索尔克很快占领了这些地盘。到1949年，他已经占据了整整两层楼，其中一层是实验室、办公室和玻璃器皿消毒室，另一层专门用来养猴子，包括“通风设备、笼子、清理笼子的设备和一台焚化炉”。讽刺的是，脊髓灰质炎病区现在是医院里最大的病区，这个事实不断提醒着他们时间紧迫。一位护士回忆说：“救护车在外面排起了长队，每天都有十六七个新入院的病人。我们有一位住院医生晚上从来没在床上睡过安稳觉，最多和衣在小床上躺会儿。我们护士也从来没回过家。要离开那地方，你必须经过几个房间，然后你总会听见孩子哭喊着请求来个人替他读信，或是要杯水，要不就是问你她怎么动不了了，你实在狠不下心一走了之。那里充满了悲伤、恐惧和无助的愤怒。”

索尔克的事业蒸蒸日上。从1949年到1953年，他从基金会获得了近百万美元的资助，另外还有用于间接支出的25.5万美元拨款。陆军的流感研究资金和其他一批较小的捐款合计也有14万美元。在那些年里，他的实验室拿到的外来资金占整个医学院的90％左右。

索尔克用第一笔钱雇用了“关键人员”和“次要参与者”。他挑选的是那些既与他志同道合，又像他一样痴迷于工作的人——他们会把眼下的枯燥工作视为伟大事业的基石，他们的机械劳动将带来拯救生命的新疫苗。团队的早期成员包括细菌学家吉姆·刘易斯、总技师拜伦·本内特、动物主管托尼·彭科和办公室主任洛兰·弗里德曼。刘易斯负责对付猴子：接种病毒、抽血、解剖、采集组织。他还负责从这些灵长类动物身上切除器官，以备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之用。本内特负责管理设备、处理刘易斯提供的组织和血样。本内特喜欢喝酒，他曾在陆军医疗队服役，因此得了个“少校”的绰号；在同事眼里，他是实验室的“中流砥柱”，“喜欢一个人独自干活”。洛兰·弗里德曼是匹兹堡本地人，她来应征索尔克的私人秘书时以为这是份临时的工作，结果她却在这里干了40年。

到这个庞大的计划成功启动时，一个关键的问题已经有了部分答案。现存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有几种？戴维·博迪恩表示至少有三种，1949年，他发表了自己的成果。博迪恩的研究打破了“所有脊髓灰质炎病毒都一样”的幻象。但是，由于他的实验采用的样本数量较少，那么如果扩大样本范围，也许还会发现更多种类的病毒。如果真是这样，比如说基金会的归类项目发现了4种、5种甚至15种不同的脊髓灰质炎病毒，那么疫苗研制就会面临大麻烦。

索尔克的实验室完成了大量测试工作。利用脊髓灰质炎患者及其家人的粪便、喉部培养样品和死亡患者的神经组织，他们仔细检查了数十种病毒株。索尔克收到的很多样本来自基金会的其他受益人——

来自弗朗西斯博士实验室：得克萨斯、马奥尼、赫鲁堡、明尼苏达

来自萨宾博士实验室：欧贝、腾、沃尔、里克、芬、弗洛、霍普克、霍夫、皮尔

来自保罗博士实验室：罗森塔尔、邦内尔、格里奇、瑟尔

来自博迪恩博士实验室：科迪、埃尔金斯、史密斯、格林利夫、威克利、维特尔

每份样品都附有简单的说明，例如：“明尼苏达病毒源自依斯琳·蔡斯太太尸体解剖获得的组织，解剖日期：1946年7月24日。疫情发生时患者居于明尼阿波利斯，延髓型脊髓灰质炎发作三日后死亡……样品以玻璃安瓿封装，干冰冷藏。”

或者，“马奥尼病毒……源自一只恒河猴，该恒河猴摄入了帕特里夏·马奥尼、玛丽·马奥尼和弗雷德·马奥尼三人的混合粪便悬浊液。粪便采集日期：1941年9月10日。以上三人居于俄亥俄州阿克伦市，曾接触脊髓灰质炎患者但并未患病。该病毒已依次传播了6只猴子，玻璃安瓿封装，干冰盒冷藏。”

后来我们发现，马奥尼病毒是毒性最强的一种。是否应该用它来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哪怕是灭活病毒疫苗？未来的几年里，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本文摘自《通往疫苗之路：小儿麻痹症流行往事与创造历史的公共卫生实验》，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