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延佳︱人类学家在赌场：真实的澳门博彩业是怎样的？

刘昭瑞：《蝶变：澳门博彩业田野叙事》，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出版，763页，138.00元

倘若不是因为赌场，澳门在大多数国人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城。在经历了星爷、发哥和华仔等众多香港影星的轮番银幕轰炸后，澳门赌场上的各类赌王、老千、幕后老板和古惑仔成为国人认知澳门的重要影像参照。但真实的澳门博彩业，却甚少在中国大陆媒体中曝光。以至于很多人提及港澳地区，想到最多的就是以赌场为中心的黑社会。2011年6月，当我告知父亲即将要去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两个月之时，他非但没有替我高兴，还忧心忡忡地跟我说：“香港和澳门那些地方的人都是好赌的，你去了之后要万般小心，切不可染上赌瘾！”

殊不知，当我还在香港中文大学交流之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刘昭瑞教授就已经开启了前后持续四年多的澳门博彩业田野调查，后于2017年10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蝶变：澳门博彩业田野叙事》（上、下卷）一书。刘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侧重于考古和宗教人类学。向来较为低调沉稳的他，居然做了博彩业的研究，令国内不少人类学圈子的朋友感到惊艳。而这本书另一位神秘的作者霍志钊，是刘昭瑞的博士生，但我们对他所知甚少，网络上找到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山大学澳门校友会会长”，曾任“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在此理念的影响下，这本七百六十三页的大书，主要依据数年田野调查积累的材料，分十三章呈现，力图为世人介绍“底层”视角下澳门博彩业的真实状况。上册包括第一至第七章，下册则是第八至第十三章。作者开篇介绍澳门的基本历史与现状，随即在第一章介绍了澳门赌场的四个不同类型：本土资本赌场、美资赌场、混合资本经营的赌场和港资赌场。从中我们不仅得知澳门“博彩”一词肇始于1982年澳门立法会通过的《澳门新博彩法》，更明白各类资本进入澳门赌场，是2002年赌权开放之后的事情。不同资本类型进入澳门之后，发展路向各具特色，不仅促使澳门博彩业发展成为澳门当地的支柱产业，同时也将澳门博彩业纳入到世界博彩市场体系中。

在第二章中，作者主要介绍了在世界各地博彩业都取得发展的过程中，尽管澳门仍处于领先地位，但要面临远东地区赌场、俄罗斯及中亚赌场、南亚次大陆诸国赌场、印支半岛各国赌场和东南亚各国赌场的严峻挑战。在此情况下，得益于澳门政府的支持及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澳门的博彩业在2013年达到顶峰，当年营收三千零六十七亿元，创了历史纪录。但随后不久，澳门博彩业进入低潮，自2014年以来持续走低。进入第三章后，作者将视线放到赌场周边，为我们呈现了与赌场相关的各类“社团”、当押业、色情业等不同寄生行业的状况。以赌场为中心构成的复杂社会生态，对澳门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基于前述“整体观”的学术诉求，作者不仅关注赌场周边人群生态状况，同时对各种相对“隐性”的要素进行介绍。作者在第四章指出，赌场作为一个资本与利益角逐之地，赌场会通过各种各样“软”环境的营建来达到利己的目的。无论是赌场中基于视觉和味觉而开展的氛围营造，还是针对各类“风水”而开展的空间布局，都是为了促进赌场盈利。

尽管如此，澳门博彩业毕竟是政府正式批准的行业，其行业规范是长久发展的根基。因此，作者在第五章介绍了澳门政府如何通过各种手段监管赌场，而赌场内部又如何借助高科技等各种手段来实现内部自控。就政府层面而言，2001年通过的《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是一个基本的法律约束。在此基础上，还于2004年通过实施《娱乐场博彩或投注信贷法律制度》，力图加强与博彩相关的金融市场之经营与管理。

澳门赌场

由于博彩业是一个集高风险和高回报于一体的行业，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加大了赌场管理的难度，各类违规、违法案件层出不穷。常见的手段有：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利用假的兑换码来参与赌博等。这种状况的持续，不仅促使澳门博彩业管理部门在从业人员准入、法律法规的完善、监管力度的加大等几个方面进一步规范对博彩业的管理，同时也迫使赌场内部由场区经理、工务、荷官、巡场、监场等不同职位人员构成较为严密的管理与监察系统，以维护赌场和赌客的基本权益。其中，澳博系统的拣牌部和监洗部构成赌场监察系统的核心，而经验丰富的检察员及更为精确的电子监控系统，成为赌场监察的重要保障。

而与上述作弊手段相关，作者在第七章介绍了赌客的各种“赌戏”和“谋略”。所谓“赌戏”，指的是“赌场与赌客、赌客与赌客之间互动的各种赌法”，作者在形式上将“赌戏”分为纸牌类赌戏、非纸牌类赌戏和电子赌戏三大类。纸牌类有21点、德州扑克、加勒比扑克、赌场之战等几种玩法。在介绍非纸牌类的赌戏时，作者还介绍了“番摊”、“牌九”等较具历史传统的赌戏，而花旗骰和轮盘则是西式赌戏的代表。此外，赌场盛行的还有“百家乐”和各类博彩机。

在这几大类赌戏里游走，作者在下册重点描述了与赌场行业生态最为紧密的几类人：荷官、赌客、中介人以及扒仔。作为“代赌场坐庄”的人，荷官在赌场盈利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者在第八章介绍说，荷官身份随着博彩业的发展而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老一代荷官主要在家长式管理下发展，虽然有任人唯亲的现象，但是很多人的企业归属感较强；新一代荷官不少都由外地人担任，必须经过正规的面试和十八天左右严苛训练才能上岗。由于资深荷官收入颇丰，故近年报名培训荷官的人非常多，其中很多都是三十五岁以上月薪八千以下者。赌场通过工作表现、客户服务和考勤来对荷官进行考核，其中最基本的要求是准确分牌、能用心算快速算出赌客赔付和所得数、能快速解决赌客提出的问题等。此外，荷官除了提供优质服务外，最重要的就是确保赌场盈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要求荷官有很强的洞察力，能遏制运势特别好的赌客，所以每个赌场都有一些“手硬”的荷官压阵。

此外，作为一个规范的行业，博彩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大学教育里的博彩专业的发展。然而，与老一代荷官的企业忠诚度较高不同，新一代的荷官虽然有很强的业务能力，但在市场的驱动下，对企业的忠诚度“几乎为零”。

除了工作在一线的大量荷官，赌场中的主角当然是各类赌客。作者在第九章介绍了活动在赌场上的各类人群。一类是寄生群体，以游走各个庄台为生，另一类是来自不同地方的赌客。按地域分，赌客人数最多的分别是内地赌客、香港赌客和澳门本地赌客。其中，内地赌客还分早期赴澳赌博的广东豪赌客和后期不断涌入澳门的北方豪赌客。不同地区来的赌客之赌博心态不同，大部分是非职业赌徒，但也有一部分职业赌徒。与影视作品中虚构的各类赌场高手不同，澳门赌场中的职业赌徒很少有非常厉害的高手。澳门当地报纸曾经分析了世界顶尖职业赌徒的三个主要类型：“第一类是IQ特高，受过专业统计及数学教育的高才生；第二类多来自一些IQ特高，曾在各类棋赛、牌赛上脱颖而出的高手；最后一类则是自己与赌分割不开，经历失败后，在自我控制方面忽然顿悟的高手”，并认为“港澳台和大陆的华人职赌者只是勉强见于第三类之中。”

既然大家都不是“IQ特高”的那一类，大多数赌客基本上都在通过心理暗示给自己的赌博行为寻找合理性依据。部分赌客会根据自己的运气好坏来评判赌局的变化，但还有一些赌客则从风水、五行、禁忌和吉祥物等方面给予自己更多心理安慰。

《赌神2》邱淑贞经典剧照

而与赌客的心理不同，与赌场相关的“中介人”、“合作人”、“扒仔”是基于生计的角度来从事也博彩业相关的职业，“中介人”（赌厅厅主）、“沓码仔”和“扒仔”构成了赌场生态的一个系统。澳门《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对“中介人”有明确定义：“在娱乐场推介幸运博彩者，其工作系给予博彩者各种便利，尤其是有关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及消遣等，收取由一承批公司支付之佣金或其他报酬。”

“中介人”、“合作人”是澳门博彩行业的重要角色，其中，“中介人”多为各个赌场中赌厅的“厅主”，做得最大的可以做到上市公司；而“合作人”又称为“沓码仔”（junket operator），是赌场经纪人，以介绍赌客获取佣金，这个约一万人的从业群体，据称一年曾为澳门带来两千四百亿直接收益。与前两种被确认为合法的职业不同，“扒仔”作为专门向赌客推销高利贷的人员，被视为一种灰色职业。由于个体的身份可以不断转变，因此三种群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沓码仔”作为合法的职业群体，其行业规则也异常复杂；“扒仔”与赌客之间存在密切利益关系，因此在引诱赌客方面无所不用其极。

总体而言，博彩业作为澳门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影响力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伴随其中的“新移民”问题、违法犯罪问题和赌客心理问题等，都成为澳门特区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作者在最后一章探讨了澳门的“控赌之路”。作者首先在学理层面介绍了社交赌博（social gambling）和病态赌博（pathological gambling）之区别，并指出有百分之三十的参赌者有可能成为病态赌博。而以赌为题材的影视剧、网上的赌博交流区和博彩广告则成为催生赌徒的重要大众媒介。

鉴于因赌博而出现的种种问题，澳门特区政府于2007年推出“负责任博彩”（Responsible Gambling）概念，而澳门六大博企自2009年7月起不定期参加类似“负责任博彩推广周”的活动。尽管特区政府一直想在“控赌”方面有所作为，但从实际效果看，并没有实质性进展，“控赌”之路遥遥无期。

总体而言，作为一本七百六十三页的厚书，尽管作者文笔很流畅，但因篇幅很长，加上要穿插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本书的整体叙述较为细碎，可读性并不算特别强。由于是“田野叙事”，作者在兼顾全面的基础上，主要是强调资料的丰富性，并在资料梳理基础上完成了本书的撰写工作。尽管作者力图结合历史与当代，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和各类文章资料展开叙述，但仍留下些许遗憾。

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作者早就意识到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对博彩业研究的贡献与局限，但是在行文过程中，却未对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做太多阐明，甚至也没有与其他学科领域研究展开对话，而且书的末段亦未做整体性的论述，故这让本书的学术对话色彩减弱。

另一方面，作者强调研究策略的“整体性”和研究视角的“底层性”，我们虽然看到了围绕澳门博彩业而形成的各类业态，并对澳门博彩业的从业人员、行业形态和发展过程有了进一步认知，但是并未看到太多澳门民众对博彩业的看法，也未能听到管理者太多的声音。如此一来，尽管我们了解了大量具体信息，可是澳门博彩业在澳门社会体系中扮演的具体角色及其社会反馈，仍未能凸显，在此意义上讲，“整体观”只是针对博彩业的一个整体，而非基于澳门社会的整体。

当然，出现这些状况，并不能全都归咎于作者，毕竟他们在书中已经清楚说明，在真正开展田野过程中，很多管理层是无法接触到的，因此，作为中文世界首部基于系统田野调查而写就的著作，这本书全方位展现了澳门博彩业的基本状况及其走势。这不仅为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澳门社会提供了参照，为我们理解当代博彩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一手材料，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在博彩业研究中的诸多可能性。于此而言，这本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会载入博彩业研究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