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伊朗的政治变局；美国例外论的不同表现

从伊拉克到伊朗：走上错误的老路？

在过去的一周，中东的政局围绕着伊朗发生了两大重要的变化：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以及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就像《纽约客》所说的，虽然两件事各有独立的铺垫过程，但是我们不该将它们分开观察。促使以色列向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设施开火以及美国选择在这一时间点退出伊朗核协议的直接导火索都是同一件事：4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以色列国防部报告称，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发现了大量的“伊朗文件”，声称伊朗“大规模地撒了谎”，伊朗并没有向世界坦白其过去的所有核设施。尽管联合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始终表示所有突击检查都显示伊朗仍然遵守着协议的条款，尽管伊朗核协议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占主导的文件，并不依赖于伊朗方面的说法，但是在内塔尼亚胡的报告之后，美国即宣布退出核协议，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大西洋月刊》将最近这一系列事件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小布什的决策过程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2003年2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向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个报告，其内容与之前提到的内塔尼亚胡的报告有惊人的类似之处：他也指出，伊拉克欺骗了国际观察员，实际上伊拉克在地下存放有大量的化学武器。同样，国际观察员也反对了鲍威尔的说法：时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巴拉迪认为对伊拉克的武器检查没有问题，而欧洲的部分主要国家也不同意美国的看法——法国与德国明确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小布什政府为了让巴拉迪下台，甚至开始监听他的电话。整个反巴拉迪计划、支持伊拉克战争的“鹰派”指挥官是谁？约翰·博尔顿——而他现在正是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大西洋月刊》指出，15年之后，美国似乎正要走上一条错误的老路：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是没能摆脱2003年的思路。按照这一条思路走下去，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举动是符合逻辑的：博尔顿指出，正是因为核协议阻止了美国制裁伊朗，因此伊朗能够“横行中东”——而实际上，更本质的原因却是当年博尔顿大力支持的伊拉克战争削弱了伊拉克的力量，才让伊朗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博尔顿以及内塔尼亚胡的说法所存在的漏洞与2003年的博尔顿和鲍威尔极其类似：他们都正确地指出了伊拉克和伊朗过去曾经开发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都没有证据证明在国际监视之下，这些武器仍然存在。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伊拉克战争已经证明这一漏洞是致命的，今天的美国政府仍然选择采信博尔顿的说法。

《大西洋月刊》提到这种奇怪逻辑背后的三个原因。首先是美国的政党政治。在美国共和党内，仍然有大量的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正确的——这不是出于任何扎实的分析，而只是“对共和党的忠诚”。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是这种政党政治的极端体现：他并不十分关心伊朗核协议中的具体内容，而他自从竞选以来就宣称这一协定是“糟糕的交易”，纯粹是为了破坏奥巴马的政治成就。奥巴马任内最重要的两大成就，第一是国内的医改——最终共和党没能用自己的方案将其取代，因此特朗普就转向第二大成就，即伊朗核协定。无论它是否是遏制伊朗核武器的有效手段，只要是奥巴马任期内完成的，那么共和党就要破坏它。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外交政策辩论中普遍对以色列的好感。犹太人在美国政界的强大影响力以及美国历来对以色列的支持，意味着当以色列正由内塔尼亚胡这样的总理主导时，伊朗的问题显得尤其突出。美国始终感到它必须在外交上帮助以色列抑制伊朗。但是正如《大西洋月刊》和《新共和》都指出的，自从1953年以来美国的在伊朗的外交政策不仅错误频出，实际上还帮助了伊朗：首先他们协助英国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萨台，只是因为这位伊朗左翼领袖想要推动石油企业国有化。随后他们在伊朗树立了巴拉维王朝，支持沙阿（Shah）对伊朗民众进行大规模压迫。美国又没能注意到1977年伊朗的革命风潮，在伊朗人质危机中做出了致命的错误决定。2001年美国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萨达姆倒台，2014年美国联合80个国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这些都是在为伊朗清扫他们周边的敌人，使伊朗能够在被美国打击的国家里建立自己的势力。因此，尽管在意愿上美国始终试图帮助以色列，但是实际上在伊朗问题上几乎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媒体的封闭性和“健忘症”。尽管欧洲各国都反对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这也是第一次欧洲与美国完全对立——美国的电视和报纸上仍然充斥着美国人自己的评论，这就让美国普通民众的视野显得十分狭窄。另外美国的舆论界体现出强烈的健忘症，几乎从来没有人想起博尔顿在伊拉克战争时期扮演的角色，所有人都完全被当前的伊朗问题迷住了双眼。这种实际性的、缺乏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也导致许多人会去支持这些看似合理、实际荒唐的外交行为。

美国例外论的不同表现

在所有这些国际政治外交的表面因素之下，《大西洋月刊》从历届总统对于“美国例外论”的不同倾向来解释美国采取的不同外交策略。《大西洋月刊》将美国例外论分为两个部分，即“责任例外论”和“权利例外论”：前者来自于二战期间美国的海外战争，因为美国独特的“民主传统”，因此美国有责任维护世界的秩序；后者则来自于美国在一战后拒绝加入国联，因为美国的独特性，它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遵守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历届总统在这两者上的不同倾向，使他们表现出了不同的外交政策。例如小布什较为倾向于权利例外论，在他任内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仍然表现出了对国际责任的担当；奥巴马则倾向于责任例外论，因此美国加入了巴黎协定，但是他缺乏国际合法性的无人机打击活动则是权利例外论的体现。

特朗普任内的美国政府因此尤其突出地表现出权利例外论的倾向——事实上它几乎放弃了所有责任例外论。博尔顿无疑是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体现：长期以来他都强烈支持美国用武力打击其他国家，但是却反对国际秩序的建立，例如他反对国际法庭的存在，因为他担心这种法庭可能会用来制裁美国人。换句话说，特朗普和博尔顿主导的美国外交政策只强调美国的主权，美国是国际法中的例外，然而其他国家都必须遵守国际法。因此，美国可以随意退出伊朗核协议，想象伊朗会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像原先反对伊朗核协议的人所说的那样，除了核武器之外也停止弹道导弹的开发以及停止在叙利亚建立军事影响力。但是，在美国失去信用的同时，很难再让伊朗相信美国还会遵守任何新的协议。

当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可能直接接受这种单方面的美国权利例外论。因此，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之后，世界将要面对众多的危机。首先，美国与欧洲之间将会出现明显的裂痕：随着美国表示即将重新制裁伊朗，它要求欧洲各国的企业也必须逐渐终止在伊朗的投资和商业活动。这对于欧洲国家的经济将会带来影响，面临损失的是欧洲各大企业的工人。因此，直到现在欧洲仍然在努力说服伊朗，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核协议还能继续维持。但是它能维持多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与美国最终如何协调关系——欧洲会不会允许美国制裁他们那些在伊朗有利益的企业？

第二个危机，也是最令人担忧的，即这一事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当朝鲜正在走向无核化的过程中时，美国在伊朗的举动无疑会使朝鲜怀疑任何有关无核化的协议是否有价值。如果因此而造成外交磋商的失败，面对两个核危机的世界无疑将会十分紧张。

无论如何，看起来美国在退出核协定之后，并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伊朗再次回到某种协议当中来。这与伊拉克战争又有相似之处：推翻萨达姆之后的小布什政府同样不知道应该怎样占领伊拉克。许多特征都指向同一个观察：美国似乎又在走上2003年的错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