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思辨｜“过智能化”的生活，需要破解技术的神话

2022年9月，上海商场。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过智能化”的生活

智能手机已广为普及，智能家居亦不新鲜。大到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小至医用纳米机器，展开了一幅“智能”从各方面覆盖人们日常生活的图景。不过，抛开宏观的未来图景和高精尖的前沿进展，“智能”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很大程度上，并不那样令人惊奇赞叹。

作为消费者，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标榜智能的家居，并没有原本功能的提升，反而使简单直接的操作变得“曲径通幽”；知名连锁快餐推出一系列名称大同小异的小程序，要翻来覆去跳转才能优惠下单；“国际化”的超市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呈现订单界面，让顾客徒增麻烦。

用“智能”命名，本意蕴含了降低认知成本、用更简单而合乎直觉的方式实现同样功能。但在上面列举的这些境况中，“智能”成为单向度的：方便了身居幕后的管理者，连累了操作和执行者与用户，建构了一道所有人都难以幸免的“数字鸿沟”。

2022年11月，上海公园。

有感于这样的状况，有学者用“过智能化”来概括这些“为智能而智能”给公众带来的负面体验。在“过智能化”的生活中，“智能”技术成为高于产品功能用途或服务体验的主体，并成为使用这些功能、享受相应服务的前提门槛。如果我们计算其中的受益与支出，不难看到，以“智能”为名展开的种种“升级换代”，最终大为提高了认知成本，并将它们从企业运行的内部转移到外部。

作为其反拨，一些人投入了“数字极简”的潮流：把手机换成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功能机，停用通讯软件、短视频平台等App，以寻求“回归现实”。另一些人虽然无法彻底拒绝数字生活的“诱惑”，也发展出“不登录”“不点赞”“不关注”“不评论”的“反算法实践”，通过干扰“智能”广告推荐与内容分发程序，来对抗“过智能化”中无形的剥削与操控。

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在《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一书中提出，数字极简主义是一种“对抗电子通信的外在虚伪性的‘人肉堡垒’，一种利用这些创造在事实上所创造的种种奇迹的方式，而拒斥它们的神秘性质，以防它们颠覆我们建立有意义而满意的生活的人性冲动。”他主张，让数字智能技术回归到工具性的地基上，受人选择地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参照“数字极简”的主张，我们也可以说：“过智能化”是一种“为智能技术而智能技术”的冲动，它依附于“智能”技术的神秘性之上，而脱离其最初提倡的功能意图。技术仿佛成为具有自主价值的事物，只要标榜“智能”就意味着有价值，尽管这种价值可能只对少部分人成立。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悖论：一种高度强调计算性的技术，在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经济运作中，何以反而获得了神秘性？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常识”的短语，即“技术驱动”。

“技术驱动”的神话

未来的生活是由技术驱动的。新的日常生活、社会形态、城市营建等无不如此，而且数字技术将成为其中首当其冲的部分。对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已屡见不鲜。但是，这里所说的“技术驱动”究竟是何意味，实际并不明确。

表面上看，数字技术诚然已是人们当前生活状况中的一环，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可以预见，这些技术在营建新的城市设施、实现新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组织方式过程中，将继续发挥建构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种种变革的确是通过相应技术实现的，并在这个意义上由技术驱动。

2022年11月，上海公园。

但只承认这一点，显然并不是“技术驱动”在语用上的主要意图。更多时候，它和种种技术激进主义的观点相互交织渗透，将技术塑造为超出社会有形和无形规约的一股独立力量，如同电力本身，既可以用来驱动车辆，也可以用来驱动磨坊。“为技术而技术”的“智能”，就是这种意义下“技术驱动”的产物。它脱离了人们的真实需要乃至客观存在的规律，只因为技术被赋予了超越这些需要及规律的“变革”力量。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人们对于电话、广播、电视到计算机、互联网的未来想象总是相似的，它们总体上都构成了“技术神话”的组成部分。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数字的崇高者》（The Digital Sublime）中对此作出了总结。按照最新流行的技术神话，计算机技术将使人们“超越时间（迎来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使人类体验经历划时代的转换”。“过智能化”可视为这种“技术改变和超越一切”的神话在现实中的投射：无论它们实际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谋划和部署这些“智能”场景时，人们相信它将带来正向的收益和改变。

技术神话虽然具有神秘的色彩，但它的产生并不是神秘的，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涉及社会的全部主体，即便技术专家一开始往往倾向于消解这类“神话”，但他们也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了这种神话的要素，而与之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最后转变为某种形式神话不自觉的拥护者。

2022年9月，上海外滩。

不过，说“技术驱动”是一项神话，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纯粹的谎言和盲信的谬论。莫斯可认为，技术神话同传统民间文学意义上的神话具有类似的功能，使得技术神话为理解相关技术提供了“通向有价值的理解的切入点”——“神话通过提供超越的路径，使人们摆脱日常生活的平庸，从而让个人和社会获得活力。它们为另一种现实提供了一个入口，后者曾以对崇高者的承诺为特征”。

例如，关于互联网的“神话”将网络空间塑造为一个“神圣空间”，崇高者位居其间，而人们的蜂拥而至又将这种神话从“故事”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其结果是，当人们相信网络空间超越了过去人们所理解的时空、历史、经济范畴时，就更倾向于无所顾忌地投身网络世界之中，并认为自己正在“开辟一个新世界”，这在客观上使它获得了繁荣。

以技术经验认识技术神话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Myths We Live By）中，哲学家玛丽·米基利（Mary Midgley）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或多或少都有赖于神话这个“强大的符号网络”，由它提供“解释世界的特定方式”。她指出，如果对认识与阐释所依赖的“神话”熟视无睹，那么就会“盲目地穿行于由他人主要建构的神话和愿景之中”。这将比单纯的诉诸机器或技术，更难使人们真正意识到所往何处。

这一观点对破解技术神话造成的困局，具有相当的意义。就此而言，关键不在于消灭技术神话（它在事实上也很难被消灭），而是在于是否意识到其中存在着一个“神话”；是直面神话，还是对此视而不见。

当然，选择直视环绕我们的种种技术神话，实际总是需要将“技术”与“神话”的部分分离，将有关技术如何运转的认识同附加其上的种种意义、围绕它展开的种种叙事相分离。

不过，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所有人都掌握技术原理等知识，做到这点也并不现实。作为替代，人们或许可以将此前只是被动接受和应对的技术体验，重新整理、提炼为一种有意识的技术经验。

“数字极简”和“反算法实践”就可视为某种初步的尝试。尽管它们还只是从否定性的方面总结了与黑箱般的“智能”技术打交道的经历，但一种更具建构性的技术经验，或许正需要人们从与“智能”技术一次次的交手中有所领会，借助它来重塑被“过智能化”了的生活。

（作者朱恬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