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四十：惑与不惑

30岁之前，Sandy 的烦恼是无法成为玛丽苏女主，被从天而降的白马王子拯救。

直到看见美剧《绝望主妇》中衰老的Huber太太站在窗前，幻想着一生愿望的实现。Sandy 顿悟：自己不为想要的东西努力争取，指望别人拯救，结局多半就只能像这样，垂垂老矣时徒留幻想。

如今她43岁，九年前嫁人时已经有车有房。丈夫比她小，彼时一无所有，但她看中对方乐天的性格和关键时刻的担当。

“哎哟，不要说我是中年女性。”她本能地排斥“中年”这个词联结的刻板印象。

在当下的国产影视作品中，几乎没有她这个年龄段女性的位置。40岁上下的女演员们不是化妆扮演更年轻的角色，就是一路向着“市侩”“婆妈”“人老珠黄”的角色人设奔去。逼得网友们硬是脑补出一部《淑女的品格》推上微博热搜，巴巴地盼着俞飞鸿、袁泉、陈数、曾黎四位70后女演员，上演一出独立、优雅、自信的大女主戏。

而现实中四字打头的女人们，则过着更加复杂而精彩的人生，难用“不惑”一笔勾勒。

荷月生于1978年，今年整四十。岳滢比她大三岁，陆蔚比岳滢大三岁。她们仨都至今未婚。

陆蔚年轻时好强。大学毕业进入电视媒体行业，从小记者做起，一路奋斗到制片人。每日忙得昏天黑地，顾不得太多心思风花雪月。30多岁时经历过极其焦虑的日子，觉得在父母身边让他们太过操心，便想办法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城市。

但她并非不婚主义者，也会自我反思：“哪个男人会要你这样的人？让你整天在外面风里雨里去采访。”她知道在父母生活的小城市，流言蜚语难以避免，偶尔想起总觉得自己是将压力转嫁给了他们，不免内疚和自责。

“我看起来像一个失败者。”陆蔚说。语气明朗，甚至带着点笑意。各种各样的眼光是大龄单身最需背负的东西，她早已学会轻描淡写地处理。社交场合遇到不熟的人无意中问：“你孩子多大了？”她只微笑回应“没有孩子”，不再多做解释。

有知情人想介绍相亲，她也不排斥。对爱情和婚姻，陆蔚有着极深的渴望，也常常对自己带的女研究生说，该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谈恋爱。然而见的人多了，也不禁感叹：“到了一定年龄，会觉得好男人越来越少。”

同龄的男性似乎都正处在对“功成名就”欲望极强的阶段，这并不是她喜欢的气息，只让她觉得沉重。还有一些男人，她能感受到对方只是想找一个能照顾自己的人。陆蔚会直白地拒绝，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也想找一个能照顾我的。”

她渴望“灵魂伴侣”。聊得来、有感觉，比车、房、存款都重要得多。

在某大型互联网公司任高管的岳滢也持有类似观点：“我不要你带给我什么荣华富贵，我要的是就是生活里面一个伴侣。”她说着，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丝质面料的袖口微垂，露出一小段细腻光洁的手腕。

几年前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家庭背景深厚，也很喜欢她，因为“没见过这样的女人”——从前交往的很多姑娘大多瞄着他的钱，他也习惯了给人买花买包买东西，付钱从不手软，却终究觉得没什么意思。岳滢觉得他没什么不好，对方的母亲也很喜欢她，就尝试相处了半年。却还是忍不住提了分手，理由是“不合适”。

“其实一个人最怕的是孤独。但两个人的孤独比一个人更可怕。”岳滢说。这段相处最致命的在于，对方感兴趣的东西，她觉得都不感兴趣。散步还是宅居，看电影还是买东西，聊美食还是名表……细节的分歧背后是生活习惯和三观的差异，她无法想象和他共度一生。

还有一个说自己结过婚的男人。岳滢起初并不在意，但后来发现他根本没有离婚。“是他前妻不肯，他确实一直在争取，我也相信他对我的感情是真的，后来他也离婚了。”岳滢回忆。但她心里过不去这个坎，信任对她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

也有人已婚，却明确表示想和她在一起。“他觉得你一个女人没结婚，你就是这样的。”岳滢勾了勾嘴角，妆容精致的脸挂上一丝懒懒的嘲讽。

误解不止于此。职位越来越高之后，介绍相亲的人就不见了。“她们就说，给你找什么样的才能配得上你啊，我们身边真的没有这样的人。”岳滢摇摇头。她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舒服最重要，却无法阻止别人将地位作为头等考量因素。看到她在事业中雷厉风行一面的人，很少愿意去理解她在感情中的被动和慢热。

她和第一个男朋友相识10年，相恋5年。对方比她大，也很能赚钱。岳滢读书时两人感情很好，裂痕出现在毕业后——男朋友不想让她出去工作。那时年轻的她说得坚决：“我哪怕只挣一千块钱，如果有一天想给我妈，我可以全部给我妈，我也不想伸手管你要。”

20年后的今天，岳滢想，如果再有一个人让她将生活的重心放去做其他的事，一起花更多时间来享受生活，她可以接受：“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也不是没有喜欢的人。但岳滢没法将纸捅破，因为同在一个行业，对方职位又比她低。“可能年纪大了就会想得多吧。”她笑着说，脸上却带着一点无奈。

艺术家荷月更洒脱。她形容自己早年“有一段时间是渣男吸铁石”——在一起两三个月，受很深的伤害，两三年都缓不过来。后来渐渐有了自我疗愈的能力，婚姻观也日渐开放。对如今的她来说，一纸婚书实非必要。

“如果两个人的动机不是出于对方资源共享，而是愿意帮助对方成长、互相滋养，这样的搭档关系我觉得也很好。但那个纽带一定不是一个孩子或者一张纸，而是内在有一个契约，就是让对方成为更好的人。” 荷月说。

她甚至觉得，好的两性关系是即使结婚了，如果在某个阶段，双方生命成长的需求不一致，就应该要赋予对方自由。

陆蔚身边有很多朋友，结婚多年日子一地鸡毛，常来向她诉苦。有一次闺蜜拜访，母亲正好在侧，等人走了忍不住感叹一句：“不结婚也好，免得我女儿受人欺负。”旁观多了，陆蔚觉得自己确实更自由自在，也更拿得起放得下。但母亲还是担心她老了无人陪伴。

岳滢的母亲十多年前生重病时，也是千叮咛万嘱咐：“你要找一个人，不然以后我们走了，你连个家都没有。”后来父亲有一年说戒酒：“我要多活几年陪你啊。”岳滢一下子哭了，觉得太让他们操心。

没有岳滢那么高的收入，陆蔚对养老的焦虑最终回归到经济层面。原本从不考虑的商业保险也渐渐开始买，还会主动关注台湾、日本好的养老模式，找朋友一起讨论。她父亲身体不好，母亲在照顾。她偶尔也会想：“如果哪天我也这样了，谁能尽心尽力照顾我呢？”

生育的坎

年逾四十五，陆蔚唯一后悔的是错过了生孩子的机会：“哪怕后来婚姻不幸福，我离婚了，都可以。起码孩子是生了。”所以看到关于冷冻卵子、人工授精的报道，陆蔚都很支持，只可惜自己年轻时没有那么多可能性。

岳滢在40岁前怀孕过一次。孩子的父亲是她已经确定不想嫁的人，她觉得不应该为孩子结婚。可她也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我自己的这个观念还是挺传统的。”她说。思来想去，岳滢最终没有把孩子生下来。

生孩子这事儿，单身母亲荷月曾忐忑过很久。

怀孕之前，她已经专注当代艺术创作四年。在一个会上和其他女艺术家交流，有人坚持不要孩子，即便提起两次打胎时痛哭失声；也有人已为人母，明确地告诉她：生小孩会让你对生命有更深的灵性体验，长期而言有利于创作，但怀孕后五年之内，不要想出什么好作品，因为根本顾不过来。

荷月最终下定决心，是因为她喜欢的艺术家玛丽娜•阿莫维奇在年逾五十时被人问及：功成名就，还有什么是特别想要的？玛丽娜说，“我非常想要个孩子。”

“我那时候想，哇，我不想50岁起来哭啊，”荷月说，“养个小孩最多二十几岁就出去了，但是我做艺术可以做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生育的危机感早就有。37岁那年，她月经不调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不是正常嘛，你这个年纪以后卵巢功能会慢慢不好了。荷月好郁闷，觉得像判刑一样。

39岁时，她生了。怀孕期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决定放缓做艺术的节奏。

产检都是一个人去做，做羊膜穿刺时医生喊：“孩子爸爸过来签字！”她说没有父亲，对方就很为难，最后还是荷月的母亲去签了字。“要家属陪同的，我就是每次都要说没有家属。”她依然笑着，语气却并不轻松。

孩子出生后上户口，政策是允许的，但她至今记得在窗口遭受的冷眼和轻视。被刁难的时候，荷月的母亲甚至焦虑地哭出声来，怕外孙女成为黑户。

意外地，荷月收获了和父母关系的改善。从孩子身上看到了生命的珍贵之后，她突然明白，无论自己过得怎么样，在父母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宝。“更懂得珍视自己。现在的包容性也高很多。有个孩子，瞬间柔软了。”她说。

生完孩子，物质是首当其冲的拦路虎。荷月单身做纯艺术时，每月只花几千元。女儿出生后，仅雇保姆每月就需7000元，加上杂七杂八的开销，月月上万。荷月出了月子就上求职网站找工作，还花500元买了 VIP服务，但脱离职场四五年的她，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得到。

“我必须去想怎么自己养这个孩子。”荷月说。那时能挣到任何一点钱的工作，她都愿意尝试，包括在酒店教瑜伽，来回三小时报酬只有200多元。后来脑子转过弯来，推了所有低薪的活儿，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做艺术类商业营销方案。

现实如预期般残酷。做艺术需要大块空白的时间让自己沉浸，孩子出生后，荷月的时间变得极其碎片化；做母亲本身也是陌生的体验，她花了大量时间自我学习。业务开创期，谈客户放在第一位。但她尽量保持工作时间的弹性，能每天有空陪女儿。

相比荷月，岳滢过得轻松得多。常有同事问，你怎么那么有精神头啊？她就笑：“不是我精力充沛，是你们比我更辛苦，除了工作回家还得带孩子，还有老公。”她同时清楚地明白，相比起很多同龄人，自己手握十倍高薪，也是源于不同的选择。

“35岁以后我的生活状态就定性了，就是事业和孩子。”律所合伙人张筱云说。

1974年出生的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与《盗梦空间》的剧情相反，陀螺永不停息才是现实。

早上7点起床，张筱云一边刷牙，一边大脑就开始高速运转：今天要做哪些事，先后顺序怎么安排，孩子的辅导班要调课怎么办，谁接送，周末时间如何调配……手机备忘录里记满了孩子的事，工作的事则记在本子上。

所幸丈夫能理解她的工作，家里还有老人帮衬。周末她和丈夫分工，孩子一人管一个；虽然两人都经常出差，但尽可能提前商量协调时间，很少出现夫妻都不在家的情况。

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很难像刚结婚时那样，将重心放在彼此身上。“时间是有限的，还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张筱云说。

最近孩子在升学季，各种琐事令人焦头烂额。律师又是一个需要花时间不断学习的职业，年轻时她常做的逛街、朋友聚会，如今一年也难得有两三次。

生活归根结底，都是平衡与妥协的艺术。边创业边带娃的Sandy深有体会：“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她把家庭和工作平衡得很好，那一定是鬼话。如果真的同时能完成的话，那也一定不是她自己的功劳，一定有很有能力的人帮她。”

平时她带孩子上钢琴课，忙的时候让老公代劳一次，回来之后孩子晚上练琴，各种情况老公一问三不知。她发火：“那你待在一旁干嘛！哪怕拍个手机录像，回来可以看看呢。”老公一脸无辜：“房间里太吵了，叮叮咚咚的我脑仁疼，不想待。（乐谱）我也看不懂。”

早上叫孩子起床，Sandy会先拉开一点窗帘让光透进来，然后温柔地唤醒孩子，实在不行就放音乐；如果有起床气，还要安抚一下。换成老公，这一切会化为一句简单粗暴的大喊：“起床了！”画面转眼变成孩子又哭又闹、大人手忙脚乱。

好在除了在孩子教育方面非常依赖她以外，老公做家务还是很积极的。对比身边很多忙于工作不顾家的男性，Sandy觉得老公还算是不错。她也设想过做全职妈妈，但预计到生活质量将大幅下降，夫妻俩一商量就作罢了。

2016年，Sandy开始做内容创业。注册公司、财务、法务、招人面试……每一件琐事都牵扯精力。生活节奏也随之忙碌。最宝贵的就是午饭时间，要么安排宴请，要么就让同事带份外卖，一边吃一边改稿。她要争取腾出晚上的时间回家陪孩子吃饭。

创业前她报名了一个在职研究生，老师每个月从香港过来连上三天课，不能迟到，不签到不允许考试。工科出身的Sandy 本以为会很容易，能拿全A，最后所有课程都是C+. 老师在上面讲课，她在后排打开电脑偷偷工作。和班级同学关系也很疏远，因为很少交流，大家聚餐时她又要回家带小孩。“我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坑。”Sandy苦笑。

去年父亲生病，她回老家一趟，油然生出感叹：“我特别幸运的是，有个特别顾家的哥哥。”她很难想象，如果自己还要肩负照顾父母的责任，日常会是怎样的鸡飞狗跳。想想公司里的80后和90后独生子女们，她深表同情。

如今生活三大主题：事业、学习、家庭。如果要排个序，会是怎样的？

“小孩肯定是第一位的。”Sandy 回答。

Sandy 创业是个意外。她原本在传统媒体，年轻时拼过命，也经历过办公室政治， 40岁已做到总监职位。家就在报社附近，每天吃完午饭到单位，泡壶茶，笃笃定定开始工作。一点上班，六点下班，回家陪陪孩子，手机上随时刷刷新闻，有工作就安排下去。

直到投资人拿着200万找上门来，三番五次地怂恿她出来做自媒体。从此过上了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日子。“在报社是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创业以后晚上还是不睡觉，但早上要起床。”Sandy 笑言。

心更累。内容创业和带新团队都很费心力，Sandy每天早上信心满满地出门，晚上充满挫败感地回来。等小孩睡着后就开始思考，今天有什么问题，明天的问题怎么办。“每天晚上破碎一遍，第二天早上又重塑一个自我，打了鸡血一样。”日日循环往复。

半年前合伙人出了问题，团队也受了影响。从前头沾枕头就能睡着的Sandy整夜整夜地失眠，早上起床看到镜子，都厌恶那个憔悴邋遢的自己。“你看你看，白头发都是那时候长出来的。”她低头扒开一层层头发，指着脑袋说。

“焦虑来源于无知和无能。”她自己总结。实在觉得无能为力，她干脆携家带口出国待了半个月，走之前和手下的总监讲：“（文章）你觉得质量OK就发，不OK就干脆停更。”那15天的照片里，她容光焕发。回来后，她想办法让合伙人退出，又换了团队里的一半人。

她并不后悔创业。传统媒体式微，原单位在她走后调整了架构，她打趣说，如果不自己革命，现在估计要下岗了。创业的持续学习和快速成长，也让她觉得很有意思。

最近她心态越发松弛，早上去湖边跑步锻炼身体，什么工作都不想干的日子也会约小姐妹喝个下午茶、讲讲八卦。穿着衬衣和牛仔裤、扎着马尾的她，体态依然年轻。“我想我可以在40多岁的时候保持20多岁的状态，我的理想是60岁还能保持。”Sandy说。

同样曾为媒体人的陆蔚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做记者时生活不规律，肠胃不好，还总值夜班。有一次春节，同学大年初一打电话来拜年，她还在值班，心情非常崩溃。同学在高校工作，说，“要不我给你写个简历，你考虑下转行？”

职业倦怠，婚恋未卜，加上对规律生活的向往，陆蔚答应了。年后很快就收到了回音，她如今回想，36岁那年的转折顺利得像是命定。

现在每年两个假期，陆蔚一定会出门远游。放假前夕领导总说，写论文最好的时候到了。她有时也想，是不是应该追求高一点，把心思都放在学术上。但想来想去，还是选择出去放松。她说自己是随缘的性格，知足常乐，对生活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

“追求的东西不是特别操之过急，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再急也没有用。”陆蔚笑着说。

过了40岁，无论经历和选择有多大的差异，用荷月的话说，都是“自我觉醒的过程”。

大学毕业后荷月做了十年白领，和很多人一样，跳槽、升职、读MBA……物质带来快乐，但快乐很短暂。看到迅速升迁的同事，她心里没有羡慕，也没有向上爬的欲望。最困扰的时候，她半夜睡不着，睁着眼问自己：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吗？你要拿你的生命做什么？

35岁那年，工作很不开心，在一位学艺术出身的朋友邀请下，荷月以合伙人身份开办了一家文化公司。做了一年，公司没赚钱，她却机缘巧合地发掘了自己对当代艺术的兴趣。荷月决定转行做纯艺术。

在此之前，她有两个忧虑：第一，做艺术能不能养活自己；第二，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才华。“进入全新的领域，没有人听说过你，你需要证明你自己。而且艺术这东西，万一你真的没有天赋呢？”

后来在北京见一位诗人朋友，对方问她：先别说这两个问题，你先说，你有没有极深极深的渴望？

荷月瞬间就明白了。

经过四年的专注创作，她开始在艺术专业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作品被收藏，也参加了国内外艺术机构的展览及驻地。与35岁时相比，她对自己40岁的最大感受就是：更自信，更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不再因外界的评价而恐慌，也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时光。

如今的荷月笃定而平静：“你是奔着生命的意义去的，奔着创造自我、不断开发深处的自我去的。你没有恐惧。”

她希望年轻的女孩们能发现自己内在的裸钻，然后把它打磨成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荷月说，自己虽然不是精英，但是能以想要的方式生活着，也是一种成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陆蔚、岳滢、张筱云、荷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