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信仰的私人书写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在《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这样讲解中国的信仰变局：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去过中国的人都不难发觉，在许多地方道观与神庙已不复存在，道教庆典与仪式也难得一见。如果我们将这种状况与一百年前的中国相比，其变化之大令人惊叹……

如果说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的生命密码，母亲却是到了七十岁的生日这一天，才解锁这个密码。

母亲1948年生于潮州，她的名字里有一个“岳”字，潮州话读ngak，短促而响亮的入声字。在潮州这样强调女子温良恭顺的传统社会里，一个女孩子是不会用“岳”这样的硬气大字来做名字的，母亲所在家族的姐妹们，多用“春”、“丽”、“秀”来做名。母亲自小住在潮州城中心西马路的深巷子里，整条巷子都是同一个宗族的后代，平日里，大家都叫她“阿岳”，不知道的人以为这是在称呼一个阳刚大汉呢，谁知应声的却是脆生生的女声。

外公育有三女一男，母亲排在老二，在她之前外公生了三个女孩（两个在抗战期间夭折了），男丁迟迟未能出现。母亲一直认为，或许“岳”字蕴含着外公对于男丁的祈盼，因此她也从未问过外公给她取这么一个硬气的岳字，究竟有何真意。

心理学家说，名字形塑了一个人的自我心理期待。母亲确实就是这样的。比母亲晚两年出身的舅舅占尽了父母的疼爱，她认了这样一种女子的“老二命”，于是也就一直以“岳”字的硬朗来期许自己——不与弟妹争吃穿，初中一毕业就进厂当工人，年年工作先进，23岁就被选为共青团潮安县常委，后来嫁了当兵的我爸，放弃了潮州工作，到湛江当了军属，1980年代复员回潮州，很不容易找到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工作，没几年就遭遇下岗，之后在私人老板的小货仓里打工，天天骑着大三轮车送货，扛着百斤重的货品上下楼梯。

印象中，母亲从来不讲究衣着打扮，小时候我经常羡慕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别人的妈妈”，不免抱怨几句，总是惹得母亲严厉地呵斥：“姿娘仔穿得‘花娘花艇’（潮州话），得不到别人的尊重！”成年之后，作为一名反省“性别塑造”的女性学者，我有时会追问自己对于“打扮”的罪恶感从何而来，这时候，母亲名字里那个“岳”字就会成为根源之一。然而屡次探问母亲这个字的含义，母亲总是推以“当年你外公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之类的理由。

去年四月底，父亲母亲到北京来小住一段时间，恰逢4月24日（三月廿八日）是母亲农历生日，还是七十大寿（潮州人一般以虚岁为寿年），于是我提议到泰山去过寿。4月24日那天上午，七十五岁的父亲和七十岁的母亲步伐矫健地登上泰山极顶，气喘吁吁跟在后面的我还在感叹，过生日的母亲，元气就是旺盛啊。经过碧霞祠之时，听到钟鼓声震、赞韵袅袅，身穿大罗天袍的道士们鱼贯而出，在东岳大帝神像面前顶礼膜拜，原来正在进行“庆贺泰山神东岳大帝圣诞祈福法会”。母亲站在观礼的人群里，神情庄严，突然间，她捏紧父亲的手，喃喃地说：“原来我是这个岳！原来我是这个岳！”

三月廿八日，东岳大帝圣诞。在泰山碧霞祠的圣乐之中，母亲仿佛穿越回到她出生的69年前那一个清晨，在省尾国脚的广东潮州，一名女婴呱呱落地，她的父亲虽然失望于她的性别，然而一想到这是一个在东岳大帝降凡的神圣时刻出生的女孩，于是把“岳”字作为祝福放在她的名字里。

“原来父亲是为了记念东岳大帝的圣德啊！”母亲至此恍然大悟。走出碧霞祠，她立刻拨通大姨的电话，告诉她这个大发现。“父亲饱读诗书，他取的名字一定是有这么深意的。”电话那头，大姨又说，但是没听过潮州人拜东岳大帝的。“潮州城确实没见过东岳大帝的神位…..”母亲自己也困惑了。而且潮州距离泰山二千多公里，就算是现在，“五岳”“东岳”对于潮州人来说也是遥远的存在。在母亲的潮州朋友圈里，没有几位登过泰山的。

寻找潮州城的东岳大帝信仰痕迹，解锁外公留下的名字密码，于是变成我的一个研究课题。

东岳信仰最早源起于泰山崇拜，后来经过帝王封祀、道教介入、香社兴起等不同途径的传播，发展成影响全国的信仰。北宋的宋真宗通过封禅泰山等一系列神道设教的国家行为，使得东岳信仰迅速推广开来，各地广建东岳庙或东岳行宫。明代正式将各地东岳庙列入官方祀典，万历四年，张居正为北京东岳庙撰写《敕修东岳庙记》中记：“国朝正统中，益恢崇之，岁遣太常致祭，熯旱则祷焉。”有明一代，形成了 “东岳之庙，遍于天下”（明孝宗《重修东岳庙碑》）的信仰格局。潮州虽然地处“省尾国角”，却是华南较早开发地区，隋朝开皇十二年（592年）置州府于潮州，此后历经韩愈、陈尧佐等州官之儒家教化，宋代潮州已被称为“海滨邹鲁”。从宋元时期地方州府的宫观建置来考虑，潮州建有东岳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笔者搜遍现存的6种明清潮州地方志，未能找到东岳庙的文字描述，所幸，在明代《永乐大典》现存卷五千三百四十三的潮州府城池图上找到了。

这张地图被认为是宋、元、明三代城池图的重叠，图上明确绘出庙宇计有：开元寺、玄妙观、城隍庙、关王庙、三皇观、二圣庙、东岳庙、净慧寺、五王庙。由于潮州府治由宋代到近代从未变更过，对照现在地图，明初潮州的东岳宫位于城西的西湖山上，于二圣宫之右。这张地图无疑是潮州东岳庙存在的确凿证明。明嘉靖《潮州府志·卷八·杂志·寺观》记载的庙宇，只有开元寺、玄妙观、城隍庙在《永乐大典》出现过，这大概反映了明代永乐年间到嘉靖年间，潮州的信仰格局曾经发生较大的变局，东岳庙、三皇观、二圣宫等道教宫观退出历史舞台。就算是宋元时期地方州府“标配官方道观”的玄妙观，到了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也成了《潮州府志》所云“今废”的状态。在潮州府下辖的各县，东岳庙被侵占或挪用，明隆庆六年（1572）潮阳知县黄一龙在东山的东岳庙旧址营建韩祠，奉祀潮州刺史韩愈。揭阳的东岳庙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兼祀唐代死节的忠臣张巡、许远。本来在宋元的道教神灵体系之中，张巡、许远是为东岳大帝执法的下属，名为“东岳押案、阴司都统使”，然而明代以后张许的信仰在潮汕地区越趋兴盛，二将被称为“双忠公”，揭阳的东岳庙后来屡次重建，改名“双忠圣王庙”。

作为东岳信仰主体的东岳庙，目前在潮汕地区（古代潮州府管辖区域）仅存的只有揭阳、潮阳、饶平三处。考虑到外公生平未曾踏足这些地方，东岳信仰的线索，恐怕还是要集中在潮州府城内找。让我略感意外的是，原来潮州的宗教中心、佛教名刹——开元寺，在清末民初也建有东岳殿，祭祀东岳大帝。光绪三十一年甲辰（1904年）五月，潮城巡警局占用开元寺之东廊、客堂后厅、神农殿、东岳殿、关帝殿及云水堂等处。（《潮州开元寺沿革史》，《潮州文史资料》第10辑）1915年东岳殿旧址改办潮安县乙种商业学校，新中国成立初被占为市场、电影院，1990年代归还开元寺，现建为佛殿。不过，当代的开元寺恐怕对于这种“佛道杂糅”的寺史较为陌生，该寺的几种介绍文字中，将东岳殿写成“东狱殿”（达亮：《潮州开元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显然这是将繁体字“嶽”误为“狱”字。

明代之后，各地城隍庙也会奉祀东岳大帝，因为在中国阴曹冥府体制之中，城隍爷的顶头上司就是“掌管人间生死，主召人魂修短”的东岳大帝。清代袁枚的《新齐谐》就有记述城隍受贿被东岳大帝革职查办的故事。明太祖洪武二年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规定天下县级以上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建立城隍庙。明代的潮州，一府管九县（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丰顺），所以也有“一府十城隍”之盛况。海阳县既为县治也为州治之所在，州府城隍和县城隍两座并列，坐落在海阳（潮州）城的州学之后（今太平路百花台侧）。

与北京、杭州等地的东岳庙设置三十六司或者七十二司一样，潮州城隍庙也配置了冥府各个官僚部门，比如主管快速降下现世报应的“速报司”，渐渐地，这个冥府“报应督办处”由于更能响应信徒的祈祷，声名甚至超越了城隍庙正主的城隍老爷和东岳大帝。清末文人林大川在其所著《韩江记》中说：“我潮神明最显赫者，潮阳双忠、揭阳城隍、澄海北帝、海阳速报司。”至今潮州有句俗谚“速报爷食多城隍公”指的就是海阳县城隍庙的这一习俗。

1937年2月，潮州府城隍庙突然关进三千多尊神像，变成了“神像集中营”。前一月，李汉魂将军率部进驻潮州，厉行“革除迷信”，当时新闻报道以《潮州菩萨大倒霉 军政当局废除神像》为题报道云：“粤人迷信之风，较任何一省为尤，而潮州一地，尤为全粤之冠……由特务营士兵用货车将各神像木偶押运至城隍庙集中安置，如系土像者，则以铁器捣毁”。李汉魂将此次行动形容为治潮功绩：“我与地方负责人商定，除保留文、武两庙、有正式僧尼主持的庵寺，以及当地特崇的青龙庙外，其余祠庙均废，神像集中于城隍庙，庙堂移作公用。”（《李汉魂将军文集》上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版）1938年春，随着李汉魂师部移防粤北，这三千多尊落难的神像立即被各庙迎回圣驾，潮州城又回到大庙小庙四时祭祀的日常节奏。

真正动到潮州信仰体系根基的，还是1949年之后的历次革除迷信运动。老人们告诉我，曾经作为菩萨集中营的府、县城隍庙于1957年被拆毁，城隍神像也不复存在。1966年潮州城也掀起过“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城里所有的庙宇在这场运动中被拆毁，开元寺的四大金刚头像被割下来，放在板车上，绕城游街批判。母亲是1948年生人，她从记事起就生活在对于“迷信”噤若寒蝉的时代氛围之中，可以想像，在她不断对自己名字产生怀疑的少年时期，那个赋予她名字意义的“岳”字所代表的神灵“东岳大帝”，早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里。

关键是，掌握着名字密钥的外公，在1949年之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变得“先进”了。外公出生在潮州城里一户殷实人家，后来娶了带着皮襖和许多金银首饰来嫁的外婆，日子过得颇为滋润。新婚不久，外公就染上赌博恶习，沉迷赌博十几年，直至赌光了家产，1948年母亲出生的时候，外公已经是一贫如洗的纸厂苦力。潮州城解放后，外公成为公私合营的印刷厂工人，1968年作为潮安县“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到广州开会，回来之后又作为学习毛著宣讲组的主力，在潮州各地巡回报告。据说，外公很有“肚才”，可以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的宣讲学习心得，因此在潮州颇有名气。1970年代末，外公退休之后，又当了十几年的潮安县工会退休职工委员会主任，很是受人尊敬。直至1993年去世，外公42岁之后的下半生，称得上“又红又专”的革命人生。设想一下，他看到二女儿也在遵循他的红专道路一路向前，难道这时候还会不合时宜地提醒女儿那个“岳”字的“牛鬼蛇神”来历吗？于是，解开母亲名字密码的钥匙就这样被外公有意无意地丢失了。

何曾想，2017年的三月廿八，母亲无意中来到泰山这座本命之山，电石火光之间，自己解开了六十九年前外公留下的密码。“原来我是这个岳！”已经走过革命意气岁月的母亲，显得十分感恩与释然。她说，幸亏外公没有在她年轻的时候告知这个信仰密码，那时年轻气盛的她可能会因此怨恨这个名字。“现在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也会拜神祈祷，这个答案，来得正是时候。”

去年从泰山回潮州之后，母亲便开始寻找东岳信仰遗迹，咨询了许多老辈人，最后终于找到两处地方：一是潮州彩塘镇华桥村的华桥古庙，供奉着东岳大帝。华桥村以黄姓为主，明代《封神榜》流行之后，有些地方的东岳大帝被说成是黄飞虎，我猜想这可能是华桥村把东岳大帝当作祖先神来崇拜的原因。华桥村的“劳热”（神诞）是三月二十八，当天村小学会让出操场作为祭拜的场所，供全村村民祭拜东岳大帝。二是风景胜地西湖山上的关帝庙，这个庙复建于1991年，主祀关公，配祀的13尊神灵分为4处神龛。其中一处“圣誉摄镇”匾额的神龛中，东岳大帝和华佗仙师并排而坐，旁边另一神龛中，摆着潮州府城隍公、海阳县城隍公。两处匾额的撰写人和设立时间（1992年）均一样，而且史载潮州府城隍庙的对联——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也写在这个新神龛的两边。由此可以推测，这就是1957年被拆毁的潮州府县城隍庙在当代的复活，时隔六十年，城隍公仍然与东岳大帝“在一起”。或许1948年母亲出生的那一天，外公就是在准备到府城隍庙去祭祀庙里的东岳大帝，为大帝庆生。

西湖山关帝庙的外墙，贴了一张红纸“众神圣驾飞升吉日”的告示，一一列明庙中所祀的十二位神灵之神诞日，以方便信女善男依时前来敬拜。可是母亲一看之下，有些失望。红纸上的“东岳大帝诞”，竟然写着“八月廿三日”。我宽慰她说：这大概是1992年关帝庙在恢复香火的时候无意中抄错的。因为东岳五行属春，便选定春意最盛的三月二十八日祭祀泰山，这一祭祀日期也被定为岳神圣诞，《梦粱录》《水浒传》等记载确凿可信，宋儒陈淳《北溪字义》即云：“世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圣帝生朝。”自宋迄今，这一圣诞日再无更易。民国时期，广东人的通胜历书（老黄历）之中，东岳大帝从来也只有三月廿八这一天的圣诞。岭南大学1938年有一篇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专门指出： “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也算是一个很隆重的神诞”。（欧阳德修《广州几种陋俗的研究》收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三编中卷，第5页）全中国只有这一处东岳大帝诞写作“八月廿三日”，那么十有八九就是由于潮州新庙祝不识老神诞。

在过去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我经常引用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的一篇文章——《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来讲解中国的信仰变局：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去过中国的人都不难发觉，在许多地方道观与神庙已不复存在，道教庆典与仪式也难得一见。如果我们将这种状况与一百年前的中国相比，其变化之大令人惊叹。清末的北京城有六十多座道观和五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道教神庙，祈安大醮、超度斋会以及各类保护神的祭典游行和酬神演戏活动，是京城随处可见的常景。这类情形在中国的其它城市与乡村同样普遍。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遗迹。这是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对它的重要性无论做何种评价都不算为过。

施舟人教授所描绘的信仰变迁史，并未冷冰冰的历史，母亲解锁困扰她七十年的名字密码的传奇经历，令我感受到了这一变迁对于普通人的真实意义。我相信，如母亲这样丢失了信仰密码的中国人，不止她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