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民国博士们的那些事儿

不管读没读过《围城》，都知道主人公方鸿渐洋博士头衔的水分多得像太平洋。

方鸿渐留学真是天上掉下大馅饼。读大学的他起初未曾有留学之心，只是包办婚姻的未婚妻周小姐过世，岳父将“陪嫁办喜事的那笔款子加上方家聘金为女儿做生意所得利息，一共两万块钱，折合外汇一千三百镑”供他留学，算是死老婆的意外之喜。

这笔费用来得轻松而随意，就如同方鸿渐的留学生涯，“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然而，两万块钱虽多，也总有花完的一天。

资助的岳父还是家乡父老都希望方鸿渐几年的留学生涯有个实实在在的交代：博士文凭。方鸿渐无论怎样大发议论，也得承认这一要求是合理的。

“可是现在要弄个学位，无论自己去读或雇枪手代做论文，时间经济都不够。就近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算最容易混得了，但也需要六个月。”

若是对自己狠一点，就着剩下的几百磅，苦哈哈熬几个月，博士文凭也许可以拿到。不过方鸿渐不是吃苦的人，雇枪手钱不够，时间也赶不上夏天。于是“他想不出办法，准备回家老着脸说没得到学位”。

故事到了这儿，方鸿渐和博士其实扯不上关系，没有博士头衔的他回乡也许有些灰溜溜，无非也就是尴尬些卑微些。

可不知是福是祸，偶然间方鸿渐瞧见了二十年前上海期刊的广告，“是美国纽约什么‘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登的，说本校鉴于中国学生有志留学而无机会，特设函授班，将来毕业，给予相当于学士、硕士或博士之证书，章程函索即寄，通讯处纽约第几街几号几之几。”

可见知道中国教育界的钱好赚，并不是自今日始。遗憾的是，那毕竟是民国初年，创意虽好，市场不匹配，因此登广告的人早已作古。

方鸿渐的信落到了后来的房客一个爱尔兰人手上。这个爱尔兰人窥见无限商机，欣喜若狂，连发两封信游说方鸿渐。只需一万字论文和五百美金，哲学博士头衔马上附上，价钱便宜，手续简便，若是嫌贵，还可以再杀杀价。

这自然是假文凭，可方鸿渐还是决定花钱买一张。

骗岳父和父亲，怎么能说骗呢，那是孝顺，“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

不过这世上的谎言，只要开了头，便由不得自己说了算。

方鸿渐的岳父将贵婿学成归国的喜讯登在《沪报》上，额外还加了溢美之词。

纵使他日后用春秋笔法向苏文纨说清缘由，方博士的头衔算是彻底带上了，赵辛楣为他谋三闾大学的教职，一样也推销着他博士的头衔。

方鸿渐虽是假博士，可也“不讨人厌”。说到底，方鸿渐不过是个有点虚荣心稍微懒点的普通人，他并不曾真的费心钻营一个博士头衔来沽名钓誉。“他自己开来的学历，并没有学位，只是个各国游荡的‘游学生’”。

他不甚用心买个学历和处心积虑周全谎言排除异己的韩学愈相比，简直是个孩子在过家家。

方鸿渐的故事虽是虚构，不过买文凭雇枪手代做论文等种种手段搏个博士文凭的事，总是有的。

民国时期请人代写论文比较有名的是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郑毓秀。郑毓秀的博士论文《中国比较宪法论》基本上可以认定是王宠惠代笔。

这当然不是一般的雇枪手写论文。王宠惠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协助孙中山起草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并与孙中山探讨过五权宪法，还是第一位任职于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人。

他与郑毓秀私交甚笃，既是老乡，又是同盟会战友。他不仅是论文的实际作者，也是日后郑毓秀夫妇仕途的贵人。

郑毓秀作为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一下子成为媒体的宠儿，在法国近乎家喻户晓，在中国也成为许多女性学习的榜样。

不过这代写内幕该知道的还是知道，胡适就曾感慨：“这班女人太不爱惜脸面!”

与郑毓秀不同的是中国第一位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她在自传《天涯归客》中提及，她在法国中央高原克莱蒙城文科大学就读，导师是一个不懂中国古典词学的G导师，博士论文是关于词学的，自己不甚了了，导师也糊里糊涂，1934年11月倒是顺利通过答辩拿到学位了。这学位于她不过尔尔，因此“第二次赴延安时，她将证书、照片等证明材料全撕毁了!”

博士学位的意义总是因人而异。

冯友兰回忆他的留美生涯，“在中国的留学生中，大部分还是好好学习的，但是对于学位的态度很不同。有些人不要学位，随便选课。有些人认为，只要个硕士学位就够了。”

便是胡适，到底何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也曾经是民国史上的公案。据考证，胡适1917年参加哥大的博士论文答辩，1927年获得哥大博士学位。也就是说10年之久，他只是博士候选人。

不管怎么说，文凭只是文凭，幻想着“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不过是痴人说梦。

作者：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

原标题：《说说民国博士们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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