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荣：与水共生，向自然学习

传统的城市规划往往是以土地利用为主线，以生产要素配置和空间布局为主，以基础设施配置为导向，注重生产力的配置和对经济社会的带动。而当前城市发展，需要在空间、资源、环境要素间进行更深、更广地协调配置，公众需求也愈发强调城市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现在，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处在转型期，城市发展需要更广的视野，因此，具有包容性的城市规划要更多地考虑人的认知、感受与获得感，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理念。“山水林田湖草城”是一个共同的生命体，各规划要素需要被更公平地对待，以城市水体和蓝绿廊道为代表的生态系统建设和修复工作，更需要被视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网络的一部分，以避免之前城市发展所走过的弯路。

山水林田湖草城是一个共同的生命体

从2018年开始逐步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试图合理地将一些软件要素如环境、生态、人文、土地平衡，与传统规划相结合，丰富城市规划的内容。生态文明的内涵是什么？既要物质文明，也要精神文明；环境的和谐，经济的高效，以达到一种高质量的人居环境。这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尊重自然、学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用刚性、武断的手段来切割人与自然的关系。

但在现实中，由于传统规划首先将国土资源分为可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两种，可建设用地中的绿地（分类为G）受城市规划的管理，因此传统规划往往过于重视绿地率的指标，对生态功能关注不足。生态系统规划往往处于城市规划中的边缘地位，甚至仅仅具备装饰、点缀的功能。

比如，很多城市的中心城区可能有一些早年间建设的大型人工绿地，但以空旷的草坪为主。它可能为中央商务区提供了一种开敞的公共空间，但往往不是生态的空间，因此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为“绿色沙漠”。即使是城郊特别大的绿地，虽然能满足生态指标，但是因为距离城市太远，出行成本过高，使用起来也不方便。所谓的郊野公园，有的是以农田为主，或者以苗圃为主，附加一些村落。其生态功能比较有限，公园之间缺乏物种迁徙和交流廊道这样的生态联系；而且缺乏楔形绿地作为市区与郊区生态系统连通和新鲜空气引入的渠道，也无法满足市区改善环境质量的需求。

又比如，一些城市虽然规划建设了生态保护廊道，甚至是为某些特有的物种建设的迁徙通道，但非常窄，起不到应有的生态保护作用 。例如长三角地区的个别城市，为保护扬子鳄划定了所谓的保护区， 但其面积连1000平方米都不到，实际上就是个旅游观光池，这是无法起到保护作用的。城市的自然斑块、廊道，需要合理、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生态网络。

水系的作用最近逐渐得到重视，但因为不属于可建设用地，一些生态指标并没有被考虑进空间规划中。有的城市虽然滨江临海，但往往更注重陆域空间的发展，不够重视水域。城市规划如果仍然只注重陆域物质空间规划，那么生态系统方面的问题则无法解决。现在城市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的胁迫，但只在陆域没有办法找到完善的应对措施。比如极端降水和干旱、海平面上升、热岛效应、咸潮入侵等。

城市的功能是复合的，是自然、社会和经济亚系统功能的整合。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的空间内，生物群落与它的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Odum、马世骏、王如松等生态学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都谈到，生态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整体性定律，是指系统的有机整体，其存在的方式、目标、功能都表现出统一的整体性。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多个要素综合而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不再是各要素结合前的分散状态，而是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体性是生态系统要素与结构的综合体现，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各要素的性质和行为对系统的整体性是有作用的，这种作用是在各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城市功能不是一个简单的，在二维的平面图上做异质斑块的拼贴，而是在每个区域中功能的叠加和放大。传统的城市规划考虑到的包容性要素比较有限，是一种线性、单向度的思考。现在的规划需要呈现一种多维的结合。传统的城市规划，需要怎样在城市发展转型期中进一步融入土地规划和生态规划的内容？这也是为了寻找、引导城市在一个更加广域的发展平台上，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与水共生，修补蓝绿基础设施的欠账

早期很多城市的建设都走过一段弯路，所有的水系都要截弯取直，硬化岸线，再做一点人工的休闲设施，甚至为了防治传染病的卫生需求而填埋一些河道，改为道路。但是数年后，政府发现这样的做法破坏了自然系统。截弯取直后水质容易腐败，反而污染了城市；硬质化驳岸切断了水域和陆域之间的联系，很多生物没法在本该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界面生存；而且这种人工刚性的措施破坏了原有的水系——一级干流、二级支流、三级毛细河道之间的有机联系，城市很多地方因此得不到水汽的补充，生态系统遭到连锁破坏。

而现在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的城市更新，在涉及滨水空间的时候，会把那些盖板掀起来，暴露水体，借助城市更新的机会，在水体附近做一些绿化，这相当于通过原有的水体把生态环境带回，或者说渗入到原本硬化的城市核心区。这可以说是现在的城市为原来发展中所走的弯路交的学费，而这种生态文明导向的城市更新也需要在规划建设工作中有所引导。 

后滩公园利用凸岸滩涂的地理优势设计了湿地公园，引入了长三角有代表性的芦、荻、芒等植物，林下也布置了更多的阴生植物。赵忞 图

现在国内一些城市恢复了原来被占用的河道，辅以生态型的绿地或半自然绿地，让这个区域恢复生态活力。例如上海的后滩、前滩片区，在做滨水岸线的绿化带的规划建设上注重本土植物群落，尊重一些地带性植被特点。尊重自然的前提就是要尊重原有自然水系的空间结构和功能，通过沟通水系、调活水质来改善水陆景观。再比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临海的区域一度都是靠不断修高堤坝来挡洪水,但后来发现适得其反。他们反复研究，调查现场，不断地请教生态学家，最后把岸线滨水区域加以生态更新——降低堤坝高度，划出一定的间歇性淹没的洪泛区域，给出缓冲空间，变成湿地或草场，将建设的红线后移，有效地减少了洪水的危害。

华泾绿地与三林楔形绿地隔江相望，在处理景观时保留了华泾港的水体，增加了湿地植物，还预留了一些泄洪通道和蓄水草坪。赵忞 图

城市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规划结合，将过去比较强调景观功能的蓝绿空间的规划、绿地系统规划和廊道的规划，进一步上升为城市的自然基础设施规划，提高城市的生态性。例如上海有9条楔形绿地，21个郊野公园。如果没有这9条楔形绿地，21个郊野公园，各个城市绿地就缺乏紧密联系了。我们要通过楔形绿地等基础生态网络，把过去的传统城市规划里强调的点、线、面结合变成网状融合，无论是楔形绿地、城市绿岛，还是郊区大型面状绿地，都要作为整个网络中间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比如杭州，前一阶段我们在做“三江汇”地区（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的生态修复规划。它是杭州大西南生态带的一部分，也是一个从杭州中心城区过渡到田园乡村，再到西南自然山林的湿地河流区域生态过渡带。我们要按照空间生态修复的要求，尊重自然，尽量减少人工干预，提高生物多样性，打造杭州的生态新名片。恢复湿地，提供珍稀鸟类庇护场所，建设缓冲区，修复矿山区域、优化水环境、人居村镇……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提高城市规划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促进绿色发展，实际上是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提升城市功能和城市韧性。

蓝线和绿线是城市里具有生命的生态网络，属于自然类的基础设施，需要朝向功能优化方向去引领。不应该按照传统的城市公园建设模式，要尽量减少人工干预，严格按照“近自然群落”建设的思想来进行规划建设。

徐汇滨江在淀浦河以南到徐浦大桥段的停工码头间，植被的演替已经开始从芦苇塘向着零星长出柳树的方向进行着自然演替。部分码头因为船只无法靠近，还成为了海鸥的聚集区。赵忞 图

向自然学习，从功能主义转向“去人类中心化”

我们所面对的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是社会经济环境各种要素多维、多元、多层次的集合。我们要给予各种规划要素公平和尊重。二十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曾经提出城市发展的同心圆模式，然后发展到扇形模式，再到多中心模式，模式的演变带来了城市形态结构的进步和综合功能的提升。发展到多中心城市，建成空间与自然空间的接触界面更大，就必须要考虑到自然要素，比方说水系、森林、山脉。未来，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也会更加充分，因此要从“设计结合自然”（Dsign with Nature）转为“向自然学习”（Learning from Nature） 和与自然共存(Living with Nature)。

国际上，伦敦在2019年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去人类中心化”理念，即“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是更前沿的尝试。20世纪的50年代以前，伦敦的环境问题比较严重，之后他们加大了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的举措，在城市的绿色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关键的是用生态建设的理念来指导伦敦城市发展。英国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就用网格法来调查城市里的植物、鸟类、昆虫的种类，土壤、水文各方面的生态质量，提供给大伦敦规划以参考。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看到伦敦的生态系统修复得比较成功，泰晤士河鱼虾成群，绿地系统分为七级网络，很多的鸟类回归城市。这种精细化的调研模式提供了规划区域的资源环境本底数据, 为城市空间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