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中国产业集群崛起背后的故事

【编者按】

“过去几十年改革的核心就是调动人民群众和地方精英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晓波在“朗润格政”系列讲座中发表了题为“改革不可或缺的动力：民间智慧与地方精英”的演讲。

张晓波以濮院羊毛衫集群、义乌小商品城和安定马铃薯产业基地三个地方不断发展壮大的成功过程为例，证明了一个真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这三个案例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和精英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证明了中国传统的乡绅文化扎根人心，乡绅起的示范作用、领导作用，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张晓波还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政界和学界，不少人开始高估自己的聪明程度，忽略人民的智慧和地方精英的作用。这一方面是体制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人类认知的偏差导致。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值得我们反思和克服。

以下是张晓波教授演讲全文，澎湃新闻整理刊发（发表时有删节）：

我主要想讲讲中国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动力，它可能是来自于民间基层，来自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中国用了短短40年时间实现了工业化，走过了欧美200多年工业化的历程。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改革初期，中国几乎没有私营企业，到2016年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超过8000万，其中85%以上是私营企业，解决了70-80%的就业。在新登记企业中95%属于民营小微企业，新增就业90%在民营。

传统经济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奇迹。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化需要两大必要条件，完善的产权制度和金融制度。可是改革初期，这些条件中国都很欠缺。当时宪法不承认私人产权，银行也不给民营企业贷款。那么在没有产权保护和完善的金融制度下，这么多民营企业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中国到底怎么做起来的？

今天我以濮院羊毛衫集群、义乌小商品城和安定马铃薯产业基地三个地方产业发展壮大的成功过程为例，来说明了一个真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国的工业化奇迹主要来自于人民的智慧和实干精神。

草根与集群

中国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产业集群。一个镇，甚至村子，集聚了许多类似的企业，主要生产一种产品，在市场上占据很大的规模。中国有许许多多产业集群，比如佛山，均安镇做牛仔裤，顺德做厨具，大沥镇做铝材，每个镇都是中国名镇。即使相对欠发达的河北省也有480多个产业集群。比如河北白沟及其周围50万人从事箱包行业。

为什么产业集群这么有活力呢？

如果资金充裕，企业家可能会选择投资一条生产线、建个标准厂房。刚才讲到，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初期遇到的很大一个瓶颈是资金，他们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来创办企业。面临这个限制，企业家想出来一条解决办法，即将生产工序分解外包到附近的一家一户。每个家庭作坊或工厂只做一道工序，但团结起来就可以生产完整的产品。当一个企业家只投资一道工序时，所需的初始创业资本大大下降。这样企业家可以靠自己的存款或找亲戚朋友借款来创业。

但分工细之后，产业链拉长，系统性风险可能会加大。如果有人违约没有按时交货，整个链条会受影响。怎么对付这种情况？实际上在这种高度分工的产业集群里，很少有人违约。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面临社会信用的约束。在乡下，人们祖祖辈辈都住在一起，互相之间都很熟悉。如果有一个人不讲信用，消息很快就会扩散，这样大家就不再和他做生意了。知道这个危险的话，一个人最好还是讲信用。大家可以看到，集群利用了中国根深蒂固的乡土社会信用来克服资金不足和制度欠缺等劣势。

除了降低初始创业资金的门槛外，产业集群有什么好处？

第一，技术门槛比较低，利于模仿和学习（见马歇尔的论述）。

第二，靠近市场，降低营销成本。大部分集群里有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市场。外地客商会找上门来，这样就省了销售费用。需要原材料或配件，打个电话就有人送货上门。

第三，在制度不完善大情况下，扎堆可以提供抗风险能力比较强。企业多了之后，每个企业被官员或黑帮骚扰的概率大大降低。但如果一个地方只有少数几个企业，被骚扰的几率就很大。

总之，通过分工，产业集群这种生产方式可以降低创业的投资门槛。另外集群的其它优势也有利于企业的进入和经营。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进入集群。

但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并不全是自动的。地方政府和精英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我用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案例一：浙江濮院羊毛衫集群

濮院集群企业有两种生产模式，一种是包商制，商铺老板负责组织协调整个生产活动，但工序完全分离到各个作坊，每家做一道工序。另外一种是开发区里的以出口为主的大企业，这两种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在濮院，包商制占大多数，一个镇有七八千家羊毛衫批发商。一般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客商到商铺来看货，如果看中了，给三分之一定金，定下交货时间。老板拿了定金就开始到毛线市场定毛线，再找企业（或作坊）去印色、织、印花、平整等，等完成成衣之后收回来检验质量，缝上商标，包装，然后打电话请物流公司来取货、发货。等收到全款以后，再支付各生产厂商的加工费。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书面合同，主要依赖口头契约，但违约的情况非常少。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创业的投资门槛有多低。

第一个例子，一对儿来自四川农村的小两口，开始给别人打工，缝扣子。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其实这个生意并不难，就决定自己干。他们在附近农村租了间屋，花几千元买了四台旧缝纫机，从家乡的村子里又招来两位老乡做工人。他们工作、吃、住都在租的房子。睡觉的时候，屋子中间拉条帘，夫妻在一边，两个工人在另一边。给两个工人的工资都是计件工资，缝一个扣子，几毛钱。就这样原来的农民工也变成了企业家。中国很多的草根企业家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第二例子是运输和搬运环节。参与这个行业的几乎都是来自河南的小伙子，一个人骑一辆电动三轮车负责一条街。2007年的时候，一个三轮车三千块钱，约等于三个月的工资。客户一个电话就上门取货，一个月结算一次，没有书面合同，但从来没有过付款纠纷。

这两个例子说明在集群创业的门槛相当低，很容易模仿复制。很多类似的企业就会产生出来产业集群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缺少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在四十年能涌现7000多万民营企业和个体户。

濮院地方政府在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发展初期政府修建了市场， 后来又建立了物流中心，成立了工业园区，举办博览会。这些措施将全国各地的羊毛衫经销商吸引到濮院，使得濮院成为中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因为市场就在附近，加工环节的厂家只需专心生产，不用担心销售和采购。这样效率提高了，吸引更多的加工户。生产形成集群以后，商户可以只负责产品的销路，不必自己拥有生产厂房和设备。 这种分工促进了集群的发展。

进入门槛低意味着竞争激烈。随着竞争的加剧，质量问题往往会爆发出来，影响整个集群的声誉。

由于外部性因素，单个企业很难解决质量问题。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投资设备、技术或管理提高了产品质量，但其它企业通过仿冒可以鱼目混珠，这家企业就很难赚到钱。到1997年，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导致濮院出现很大的质量危机。面对危机，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行动来应对质量危机。濮院羊毛衫市场管委会和企业家共同协商后，采取了如下具体措施：

（1）加强检查监督。从1997年起，濮院羊毛衫市场管委会邀请桐乡市技术监督局在羊毛衫市场设立产品质量管理所，派专门人员负责产品质量方面的宣传、咨询、巡检、查处等服务与管理工作，并受理产品质量投诉。

（2）树立精品一条街。濮院镇政府在加强监督检查的同时，通过树立优质守信典型引导生产者和销售商提升产品质量。2000年，市场管委会和桐乡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经过深入的调查摸底和严格的检查，对具备规定条件的街道，进行统一装修，建立精品一条街，实施精品经营。精品街的设立达到了“多赢”目的，对市场经营户而言，提高了知名度，促进了销售；对消费者而言，起到了引导消费的作用；对政府主管部门而言，设立精品街，以点带面，对市场产品质量和产品档次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

（3）设立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在濮院羊毛衫市场管委会协助下，浙江经纬公证检验行有限公司于2004年8月组建了毛衫品检中心，从事第三方货物检验。

第二个案例：义乌国际商贸城

大家都知道义乌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城。但历史上这个地方很穷。义乌位于浙江的中部，交通不方便，土地贫瘠，人口密度大，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很多义乌的老百姓吃不饱饭，只能到处做小生意。

今天义乌到了什么规模？人口已经超过百万。

现在义乌有五个超大的市场，7万多个商铺，每天20多万客商，人口中10%以上为外国人。当地光印度饭店就十几家。义乌的街上布满了印有中文、英文、阿拉伯语三种语言的招牌。

为什么客商愿意来义乌采购呢？我曾采访过一些海外的客商。一般讲有两个原因。

首先，货全。用英文讲叫One-stop shopping。来一次什么货都可以买齐，不用再去别处了。

第二，市场组织有效便捷。不久前，我在义乌采访了一个印度客商。他在印度开百货商场。一年来义乌三次，看货后下单，然后委托当地的代理每两周发一个车皮。在整个过程中，几乎不用操任何心。而在印度，几乎各个环节都要贿赂，非常费精力。

我们再来看一个普通的义乌批发商。这位女老板来自浙江宁波附近的农村。初中毕业后打工十年，两口子攒了一百万在义乌市场的第四区租了一个铺子，每年租金３０万元，主要卖女丝袜。同时还开一个加工店，生产女丝袜，由她丈夫经营。在四区商场有几百家卖女性丝袜的铺子，她们如何在竞争这么激烈的环境下赚钱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吃苦耐劳。这位女老板每天早上九点上班，五点下班。回去以后陪孩子吃个晚饭，然后就去仓库打包、验货、发货，晚上十一点才能回到家。一年只有到春节的时候才能休息15天，十年如一日。

我问她丝袜的样子怎么设计的？她说是客户告诉她的。客户会告诉哪个款式好卖，哪儿需要改进。她就聆听客户的需求，设计出相应的产品，以最低的价格来供货。还有一点就是差异化竞争。她最擅长做皮裤，式样好，价格有竞争力，所以卖得特别好。义乌7万多个商铺背后都有着类似的靠智慧和勤劳致富的故事。

那地方政府起了什么作用呢？

义乌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初期的县委书记谢高华。1982年，在他的主导下，县委提出“兴商建市”口号，将已有的小商小贩合法化。主要做法包括：全面登记；颁发临时执照；商铺建账，税收按营业额征收；

成立由工商局、工商所、财税所、镇爱卫会、派出所组成的市场整顿具体实施临时机构。将市场规范化之后，营商环境大大提高，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客商。政府也从市场开发和经营中获利。财政收入和就业呈现大幅增加。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尝到了甜头，就加大了兴市的步伐。30年多时间建成了五个大批发市场，将散乱的集贸市场建成一个有组织的、高效的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除了建市场之外政府还做了以下几件事：一、修建水库，为城市的长期发展解决了饮用水问题；二、将义乌军用机场改为民用，减轻义乌交通闭塞问题；三、建内陆海关。原来从义乌进货发运装集装箱要到宁波去，到宁波港再打开验关，成本很高。为此，当地政府专门打报告说服上级政府专门在义乌建立了第一个内陆海关，海关派驻机构就建在仓储中心旁边，验了货之后立刻可以验关。如果没问题海关直接在集装箱上贴封条，卡车到了宁波港不用再打开检验了，大大降低了出口成本。

案例三：甘肃安定马铃薯产业

前面两个案例都是沿海地区，那内陆地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第三个例子是甘肃安定马铃薯产业。

安定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1980年的时候贫困率78%。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政府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开始在安定引进马铃薯。马铃薯产量特别高，吃了帮助饱肚子。经过50年的发展，马铃薯占安定整个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当地农民60%的收入来自于马铃薯。安定成为中国的四大马铃薯基地之一，中国马铃薯之都。

地方政府在该产业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营造梯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大量人力土地平整，修建梯田，全县93.7%的坡地修成梯田。另外修建水利设施，治理小流域。梯田和水利建设大大提高了耕地的产量。

第二、引进马铃薯。安定以前主要种小麦，当地人爱吃馒头，吃不惯马铃薯。大家担心如果卖不出去，不能天天吃马铃薯。所以开始引进时，农民抵触情绪很大。为克服这个问题，政府让村干部带头示范种植马铃薯。后来老百姓看到种植马铃薯的好处，也开始效仿种植。在推广中，基层官员发挥了示范作用。

第三、培育品种。甘肃农科院培育了适合做淀粉的马铃薯；县农机站培育了适合当地生产的菜用马铃薯；引进美国品种大西洋号，主要用于薯条；县里建立马铃薯培育中心，检验种薯的毒性，确保种薯的安全。

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增加，产品销售不出去，造成价格大幅下滑。销售难成为一个大问题。最大瓶颈是市场被外地客商控制。 在整个价值链中，外地客商利润率最高，而种植户的利润率最低。大部分利润让外地客商赚走了，而老百姓承担了市场波动风险。

当地一个原高中老师刘大江给外地的客商做经纪人，负责收购马铃薯。他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心痛。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他说服县政府成立马铃薯行业协会。政府出钱派人入驻全国四大马铃薯批发市场，每天打电话回来告知市场行情。协会会员根据批发市场行情直接到农民手中收购马铃薯，绕过外地客商，让利于民。一两年时间就把外地客商顶出去了。马铃薯田头收购价格高了，老百姓自然就种的多了。但是产量高了，运输瓶颈又出现了。安定地方很偏僻。公路运输成本是铁路运输成本的两倍。当时安定从铁道部分配到的车皮限额远远不够用。

县里打听到有个老乡曾在铁道部工作过，现在省里做副省长。他们找到这位老乡，请他利用铁道部的关系为家乡多争取一些车皮的指标。在他的帮助下，车皮的额度从2003年的1507辆，增加到2004年的3605辆，再到2009年的6145辆。火车车皮增加，运输成本降了下来，农民销售价格自然提高。

价格上涨引发农民进一步增加马铃薯种植面积。收获季节之后的三个月，六千个车皮也不能将全部马铃薯运出去。马铃薯积压在家里，给农民造成很大的损失。为克服这个新的瓶颈，政府又出台一个措施，鼓励当地建冷库，建一个冷库政府补贴两百块元。农民很快开始在家里田头修建冷库。这些冷库可以多储存马铃薯几个月一直到春节，这样可以卖个好价钱。

随着价格上涨，农民种植面积接着扩大，到一定程度当地的冷库也放不下了。为应对这个挑战，政府开始鼓励引进马铃薯加工产业，就地消化马铃薯。

第一个吃螃蟹的要冒很大风险。开始时没有人愿意来投资建淀粉厂。为了吸引投资，政府为第一家来的企业提供贷款补贴和土地，并帮助组织马铃薯货源。第一家淀粉厂来了之后立刻就赚到钱。其他投资者看到以后，蜂拥而至，淀粉厂数目从2003年的0家增加到2004年的2家，2009年的12家。这些加工厂现可消化全县马铃薯产量的三分之一。

从修梯田，研发种子资源，增加车皮额度，到解决冷库问题，然后再到解决加工问题，这些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干预，外面的人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这三个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旦盈利模式被发现后，可以很快被复制。但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瓶颈，企业自己很难来克服。很多干预需要集体行为。而地方政府了解本地的情况，可以结合当地情况对症下药，找出克服瓶颈的最合适的办法，从而促进集群的发展。

其他国家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产业集群（那时叫industrial district)非常普遍。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产业集群，比如埃及至少有145个产业集群。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集群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停滞不前了。为什么？

过去几年埃及政府聘我指导集群发展，我有幸去埃及看了很多集群，发现产业集群到处都有，商业模式和中国的也很类似。但问题是，他们的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遇到瓶颈了。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 埃及的草药香料集群非常有名。草药香料在埃及有5000年的种植历史，从法老时期就种。现在披萨上面撒的香料就是从埃及进口的，很多护肤品中的原材料也是从埃及进口。埃及气候干燥，病虫害少，基本不用杀虫剂，因此草药和香料的质量比其他国家要好。

埃及气候炎热，一年可以生产三季。许多草药香料要多次采摘，需要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劳动力。在埃及，很多男的到中东打工。妇女留在家里，但不允许到外地打工。埃及的草药香料出口额占埃及总出口额的10%。草药香料集群的发展可以带动农村妇女就业，解决贫困问题。所以政府特别想扶持这个产业。

我们去调研时发现，该集群遇到两点瓶颈，直接影响产品安全。

第一个水污染问题。埃及整个国家主要依赖尼罗河的水。如果邻居地里用了化肥农药，水再流到沟渠里，会污染渠里的水， 如果这些水再浇灌到地里，农作物就可能有化学残留物。农产品如果出口到欧美市场的话，必须经过严格的残留检测。如果检验不合格，就不允许出口到价格丰厚的欧美市场，只能贱卖到第三世界的市场。农民的收入会因此大大降低。而水污染的问题农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这是外部性的问题。

第二个质量检验问题。由于政府财政困难，取消了原来的农残检测补贴。现在抽检的样品要邮寄到德国和荷兰几个地方，费用是三四百美金。每次检测要等三星期才能回来。由于检测成本高，收购商不会对每个农场收购的产品进行检验，只能一个车皮抽检一小部分如果合格了这个车皮就合格。一旦检验不合格，整个车皮全都要降价处理，出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农户就要跟着背黑锅。我们作为外人，到集群里就发现了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当地政府就不帮助解决呢？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埃及，地方政府没有什么积极性发展地方经济。县区一级政府只是负责收税。如果想做事，就要向上级政府申请。但申请周期又长又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方政府就没有积极性去帮助产业集群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

还有一个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眼睛冲上（外）不冲下。

我前些年做过一个尼泊尔的研究项目，当时想雇当地的懂专业的人来做顾问。但尼泊尔是国际机构的宠儿，国内的精英大多都被正在进行的国际援助项目高价雇走。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一位大学退休老师，原来是生物教授，从来没有过贫困研究的经历。他开价每年6万美金。由于我们项目经费有限，根本雇不起他。在尼泊尔，几乎所有国外受过训练的精英都去为国际援助项目打工了，没有人再去理会当地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了。精英不关心、不懂本国本地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同样的现象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和东北地区也存在。

当我们到甘肃去做调研时，县里干部三顿饭都来陪。 他们担心我们是北京来的，万一招待不周，中央的转移支付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到浙江调研，村长都不会来陪吃饭。浙江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自己，根本不依赖上面的转移支付，所以眼睛主要关注当地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差别。

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有这么大积极性帮助发展地方产业？

第一，从1990年代政府开始财政分权改革，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当时提出一个公式，在原有税收基数之上增加的财税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比例分成。地方经济发展好了，就可以留下更多可支配的财政收入，这样可以进一步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地方经济。许成钢、钱颖一等老师的一系列研究论证了财政分权是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第二个是激励官员的考核体系。周黎安、姚洋、席天扬等老师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官员的考核是看一系列的指标的，比如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等。政府通过调动官员来识别他们的才能。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官员更容易得到晋升。这是非常大的激励。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是激发中国地方精英关注当地发展的主要手段。

除了这两种手段以外，还有很多具体的创新。比如濮院存在官吏共存的制度安排。镇里的干部三五年就要调动。而市场管委会是县里工商局代派的，他们主要负责技术，很少流动，对当地的产业一清二楚。管委会干得最好升为副主任就上不去了，濮院管委会的两位副主任在管委会已经工作20多年。为了克服镇政府和管委会两套班子扯皮的事情，镇书记兼任管委会主任，重大事情通过联席会议形式来处理，镇里官员和管委会官员一起参加联席会，大家一块做决定，这样就很少产生扯皮和矛盾。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乡绅的尊重也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比如在1982年担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对义乌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他调到外地之后，义乌人还是对他非常怀念。遇有重大活动，义乌人还会隆重迎接他。这些地方精英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受到了百姓格外的尊重。为百姓做好事自然赢得人们尊重的乡绅文化是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从这三个故事发现，中国发展起来依靠了众多的产业集群以及里面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每个产业集群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虽然经济发展的原则很简单，但每个集群发展的具体路径很不一样。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在寻找地方发展的路径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央政府替代不了的。

虽然我们四十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随着国力的加强，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开始盲目自大，轻视甚至忘掉民间智慧和地方精英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据一位德国教授的研究，我们国家出台的政策法规中，经过地方试验的比例，从改革初期的80%以上降到最近的10%以下。现在大多数的政策在强调顶层设计。

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导致这个现象。

第一、体制的因素。中国是大一统体制，中央有什么机构，到基层有相对应的机构。这种组织形式的优点是知难行易。一方面执行力强。比如2004年SARS来了，政府一级一级贯彻下去，很快就控制住了SARS的蔓延。但这种体制还有个特点是信息不畅。从底层到高层信息过滤失真严重。下面的人会设法猜测领导人的想法，只提供顺耳（但常常扭曲）的信息。导致“皇帝新衣”的现象，在上面的人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如果太强调顶层设计，底层官员在贯彻中央政策时会层层加码，放大政策中的错误。

第二、人类认知的偏差。曾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教授专门研究人们的认知偏差。他认为人们认知的最大的误区是：“Blind to our own blindness”（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即使领导干部和专家，他们也有知识的盲区。因为他们听顺耳的话比较多，有这种认知偏差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如果看不到这些盲区，很容易自以为是，瞎指挥瞎出招。

下面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认知的偏差。2013年，我和林毅夫老师一起带着浙江嵊州领带行业以及大唐袜业的企业家去卢旺达考察，希望他们能将产业转移过去。随着工资的上涨，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国内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相比之下，非洲劳动力充裕，工资水平低。产业转移过去应该是两全其美。结果呢？只有一个随行的茶商考虑在当地收购茶园。做领带和袜业的企业家没有一家投资卢旺达。

我最近又去嵊州请教这些企业家，问他们为什么不去非洲？他们给出了下面的理由：

第一、别看领带那么简单，领带有很多小配饰，这些小配饰非洲没有。单独运输要两三个月才能运过去，成本非常高。如果有大批订单的话，缺少任何配饰都有可能导致订单完不成，交付巨额罚金。

第二、领带生产有一两个环节技术要求特别高。培养一个技术人员要只少一年。到一个生地方，很难有人愿意来培训一年。当地缺少核心技术人员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出口的话，国际客户要来验厂。如果企业转移出去，必须在当地建合规的厂房。万一投资以后，做不下去，厂子都没有人要。

第四、电力极其缺乏，经常跳闸，自备柴油发动机会大大增加成本。

第五、留在国内可以通过投资设备来降低人力成本。

第六、国际上领带市场已经饱和，价格没有上涨的空间。在低价（由于中国因素）环境下，在非洲生产领带很难赚到钱。

这个例子说明产业转移远比想像的复杂。一个产业有很多其他关联因素。对于一个外来者，很多因素是看不到的。

讲这三个故事的目的是想说明一句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有一本书《THE WISDOM OF CROWDS》很有名。书里面有个著名的实验。让人们猜玻璃杯子里有多少块糖。大家的猜测从409到5365，平均值是1653，非常接近实际的1670。这个实验就验证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道理。让老百姓去试错，发现真理的可能性比一个聪明人自己去想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判断一个人智慧的重要标准就是看看他是否意识到“blind to own blindness”(知道自己不知道)。

用这个标准来看，任正非就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看看下面他的这段话：“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 邓小平也是有大智慧之人。他充分放权，每天下午三点开始打桥牌。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相信给了大家积极性，大家能将事情做好。

习总书记也特别强调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他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文共4780字，其中有84处提及“人民”。他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必须深深扎根人民，在人民群众中汲取筑梦中国的不竭动力”。可以看到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人民的智慧。

最后总结，经济学原理虽然简单，但从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措施路程还很遥远。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最后落地的方子也会非常不同。这就要需要调动地方政府和精英、基层老百姓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找到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这是过去几十年改革成功的法宝。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政界和学界，不少人开始高估自己的聪明程度，忽略人民的智慧和地方精英的作用。

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最近习总书记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