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亲历真理标准大讨论，沈宝祥：这场讨论造就了历史转折

40年前一场冲破思想藩篱的举国大讨论，至今仍闪耀着灼灼光芒。

它使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的中国摆脱极“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中国迈向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它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直至1991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都是我国广大高中学生必读课文之一，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普及教育”。

1978年5月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由北京扩展到全国范围，由理论界推广到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参与进这场思想风暴来。

打破思想僵化于其时并非易事，但许多人都深知，中国只有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才有可能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是其中之一。

沈宝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一文诞生的见证者。《实》文最早于1978年5月10日刊载于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沈宝祥作为理论动态早期创办者之一，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压抑、盲目、混乱，早在真理标准讨论初期就对“两个凡是”有所质疑。

澎湃新闻近日就真理标准大讨论始末专访沈宝祥。回顾40年历史，他说那场大讨论对历史转折起到了关键作用，到今天仍具有重大意义。“无论是过去的改革开放，还是今后在新时代开展新局面，以实践为标准都是非常必要的。”

思想理论刊物《理论动态》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早于1977年即开始酝酿。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国百废待兴，思想僵化、个人迷信仍未消除。

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是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的实际负责人。1977年3月3日，中央党校正式恢复，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

这一年6月4日上午11点，中央党校一场整风会议结束后，胡耀邦留下10个人，在第一教室一角，开了一个小会，10人中就有沈宝祥。

“他在最后讲了一个问题，他说，好几个礼拜脑子里在酝酿这个问题，我们党校内部的简报和刊物，是否搞三个东西，一是中央党校简报；二是校刊；三是搞一个理论动态性的东西。”

“对于《理论动态》，他具体说，先搞几个人，有人提出孟凡、沈宝祥同志，还有几个人，先搭一个班子。”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由此产生，在日后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亲手创办、直接领导、具体指导的，他写过的批语当中不乏尖锐内容，直指当时的思想僵化体制：

“为什么我们往往留意老题目呢？这里，可能有多种原因。接触实际不够，或者不敢接触许多实际问题，或者没有想许多没有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都可能是原因。当然也还有个思想上的习惯势力原因。”

“为什么老是在同理论问题没有什么因缘的问题上打主意呢？就是对当前实际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文章，也要扣住不发。请用心地坚决地端正对理论动态性质和方向和态度。这样才能做到朱子讲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作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内部性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刊物，《理论动态》的内容和文风很快在党内和社会上产生影响，也引起了《人民日报》等报纸的关注，要求转载一些内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早即于1978年5月10日发表于《理论动态》，随后于次日由《光明日报》全文转载。

《实》文的诞生

据沈宝祥回忆，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初，有三个地方分别在撰写同一主题的三篇文章。

一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他从1977年8月起，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另一位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他从1978年二三月起，依据中央党校起草研究党史的文件及在学员中进行讨论暴露出来的问题，按照中央党校理论室主任吴江的布置，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他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委托，针对读者提出的问题，撰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

1979年3月新华社对胡福明的一篇专访稿中系统回顾了胡福明如何开始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专访文中写道，这年（1976年）的十一月初，有关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分析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的形势。胡福明在发言中愤怒地指出：“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这几年，教学质量大大下降，简直是糟蹋了一代人！”话没有讲完，有关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便指责说：你这种说法违背了过去上级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胡福明激动了，他说：“我讲的是事实。不信的话，请你到南大来辩论！”有人打圆场说，双方各自讲各自的吧！

胡福明想：“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

1977年五六月间，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挤时间读了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

在后来的几十年间，胡福明多次接受采访，均回忆了当时的心路历程。据2008年《羊城晚报》报道，“‘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未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持‘文革’路线，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人民将陷入苦难深渊，中国真的要万劫不复了；要么改弦易辙，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对照当时严峻的社会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宁了”。

“凡是派”强势反弹，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隆隆四起。得知上述反馈，胡福明回到家中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

和胡福明同一时期，中央党校副教务长吴江与理论研究室孙长江也正在撰写一篇主题与胡福明的文章差不多的文章。

沈宝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中记述，《光明日报》理论部同志对胡福明的稿作了多次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准备在“哲学”专刊发表。

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后，认识到实践标准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建立了联系。

杨西光看了“哲学”专刊《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大样后，决定对此稿作重大修改加工，作为重点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他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帮助修改加工这篇文章（他自己也参加），并要求先在《理论动态》刊出，再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示胡耀邦以后，接受了杨西光的要求，最后将《光明日报》送来的稿和理论研究室原已写出的稿，由孙长江“捏在一起”，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文稿。

文稿送胡耀邦审阅定稿，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5月11日，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特约评论员”署名

关于“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这在当时非常引人关注。”沈宝祥特别回忆。他说，当时香港等地的报纸还纷纷报道，揣摩和评论“特约评论员”的含义。

沈宝祥表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全面拨乱反正过程中，一篇一篇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功不可没。胡耀邦将“特约评论员”文章作为推进拨乱反正的一种有效方式。

胡耀邦在1979年3月20日给“理论动态组”写的批语指出：“不管是谁执笔的，我意报刊发表时还是用特约评论员好。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用的个人名义而没有用特约评论员名义，效果可能小点，实在是个憾事。”杨西光之所以要将论述真理标准的文章送《理论动态》发表，就是为了使他成为“特约评论员”文章，以扩大影响。以后，“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成为各报刊采用的一种形式。

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署名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同一天，《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12、13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江苏的《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河南日报》、《广州日报》等多省主要报纸转载这篇文章。有人统计，两天之内，全国35家省、市以上的大报有25家转载了这篇文章，其他一些省报也陆续转载。

对于《实》一文，沈宝祥表示，这篇文章自始至终没有点“两个凡是”，但是，文章实际上解释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击中了它的要害。这篇文章说出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要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把不少人隐隐约约感到的问题挑明了，适应了拨乱反正深入发展的迫切需要，从而一下子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冲破“两个凡是”阻力

但与此同时，反对意见也来得迅速且尖锐，其中就有一个“著名的电话”。

据沈宝祥回忆，1978年5月12日晚上，人民日报社主要负责人接到一个指责的电话。指责的电话对《实》文和《人民日报》转载《实》文提出了尖锐的上纲很高的批评，直指“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里错了，哪里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指责的电话说。

1978年5月13日下午，胡耀邦把理论动态组同志召集到他在灯市口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开会，沈宝祥是参加者之一。

他回忆，人民日报社主要负责人讲了前一天晚上指责的电话内容，讲完以后，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胡耀邦联系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既有些生气又有些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呢！”

沈宝祥同时表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阻力，坚持下去，并迅速展开，除了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外，主要是得到了邓小平、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明确而有力的支持。

邓小平、罗瑞卿等人支持

在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中间，邓小平是最早明确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种倾向。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讲到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有力支持。沈宝祥还回忆了一件事。

1978年7月23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开会，对于胡耀邦的这次讲话沈宝祥做了记录：

“昨天上（下）午小平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了一下，三点半钟谈到五点，问我的情况，谈了几个东西。（小平同志说）哦！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谈到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开始时谈到这点，肯定了的。邓副主席这个话对我们是个鼓励。凡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材料，他是很注意看的。”

罗瑞卿于1977年回到北京复任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当晚，罗瑞卿就打电话指示，要《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很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稿清样送罗瑞卿审阅修改。

7月18日，罗瑞卿乘飞机去联邦德国做治腿手术，据当时《解放军报》负责人姚远方回忆，临上飞机前，罗瑞卿还对去送行的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

从北京到全国

自此以后，在北京，对实践标准的公开指责渐少，局面逐渐明朗。

沈宝祥回忆，到当年7月，有一些省委特别是省委第一书记旗帜鲜明地参与进来了。

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发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开会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新闻，报道中说，前不久，杨易辰同志在一次动员报告中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那时省委虽然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流。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胆的论断。杨易辰是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沈宝祥后来访问杨易辰时提出，“1978年7、8月间，局势还不是那么明朗，不少领导干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心存疑虑，采取观望态度，你们怎么敢于支持并组织这个讨论，并在报纸上公开报道？”

杨易辰回答，实践检验是历史的必然。当时形势的发展要求明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是非，实践标准的提出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当时党中央对黑龙江重大问题的态度，特别是对干部的任用，也让他们心中有了底。

“黑龙江一带头，下面跟上来了。”1978年8月4日到12月8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等主要领导关于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和开展这一讨论的情况。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写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普及教育”，这场讨论从北京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包括边远地区，从党的高层、中层发展到广大的基层，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从知识分子推广到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到社会各界。

正是这场大讨论，实现了思想的大解放，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解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回望四十载，沈宝祥说，历史应该对那场讨论给予充分肯定。

“当时来说起了巨大的作用，没有这场讨论，‘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不可能揭露出来。只有当时经历了思想解放，才能正式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对当时的历史转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起了重大作用。今天，以实践检验真理仍具有重大的意义。无论是过去的改革开放，还是今后在新时代开展新局面，以实践为标准都是非常必要的。”

（注：本文部分资料引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沈宝祥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