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版《长恨歌》：上海故事，也是香港的故事

《长恨歌》海报

在舞台剧《长恨歌》里，所有演员都使用粤语进行对白，考虑到在谢幕之时，作为主演的焦媛完全可以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跟观众交流，这里的全程粤语对白，或许就不能简单视为一种纯技术层面的考量。王安忆的小说原著，寄托着浓厚的对于老上海的怀旧与伤感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对于曾经把老上海视为模仿和赶超的他者的香港人来说，是完全能够理解与同情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舞台剧里的粤语对白，或许正是向观众表明：这部剧讲的既是上海的历史与故事，同样也是香港自身的历史与故事。

在舞台剧当中，王琦瑶的同学兼好友吴佩瑶，在解放战争结束后，选择前往香港；而直接导致王琦瑶走上悲剧性命运的国民党高官李主任，则被塑造成极度热爱宣扬家国情怀的京戏。王琦瑶所喜爱的好莱坞电影，与李主任喜欢的京戏之间， 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冲突与张力。这种张力在单纯的人物层面来说，说明王与李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充其量只是一种相互利用；而在这部戏的文化意蕴上来说，则是表达以自由、浪漫为特征的旧上海文化，跟以家国政治为关键词的北京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在当代香港，就体现为港人生活的张力。这样的张力，在这部戏的剧情里，体现为王琦瑶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孤寂无依的人生境遇。

原著当中的“文革”十年，在这部戏中被最大程度地淡化，仅仅是一句程先生跳楼自杀的字幕来简单处理。而在“文革”之前的1956年，王琦瑶跟作为富家子弟的康明逊，和作为革命功勋之后的萨沙之间的交往，成为这部戏着力刻画的表达重点。王琦瑶是旧时代上海达官贵人的情妇，而今在弄堂的小诊所里打针为生，名为自力更生，实则卑微生存；康明逊尽管在公私合营之后，仍然能够领着定息生活，衣食无忧，但实则上却连一份正经的工作都没有，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边缘人士；而萨沙尽管贵为革命功勋之后，但因为其母亲是苏联人，萨沙最终远走西伯利亚。

正是共同的“他者”属性，让王琦瑶先后跟这两位男人发生了故事。麻将、蟹粉小笼、茶叶咖啡所指向的旧上海城市生活，成为维系他们之间联系的紧密纽带。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三人之间的纠葛，用戏中严家师母的话来说：“就是一起无聊，打发打发时间”而已。而就实际而言，无论是康明逊还是萨沙，在家族、阶层和过往个人经历方面，都仍然处于王琦瑶之上。于是，他们因对于旧时代的共同怀念而聚，又因为在旧时代里，彼此身份之间的区隔而离。一个人的历史，就这样看似远去，却又无所不在地对他的现今产生着影响。

有意思的是，这部戏共计时长135分钟，而讲述改革开放到来之前的上半场就长达90分钟，讲述1986年里故事的部分，尽管只有45分钟，却仍然以下半场整个半场的形式呈现。

王琦瑶最后一个爱上的男人，是处处喜欢旧上海物件的老克勒。旧货店与古董铺是老克勒的最爱，而顶着1946年上海小姐名号的王琦瑶，则成为老克勒直接领略旧上海魅力的活标本。这样的浓烈之爱，让老克勒与王琦瑶，在携手相拥之后，共同回归旧上海的梦幻之中。然而无比残酷的现实却是：新时代里的王琦瑶已经年过半百，而正当青春的老克勒在满足自己的怀旧情绪之后，还要继续拥抱这个新时代创造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在这部戏里，老克勒从推崇1934年产的德国莱卡老相机，转而坐拥上世纪80年代最为新潮的永久牌自行车，那些旧上海的旧物，连同王琦瑶这个属于旧时代的老女人一起，被他抛诸脑后。

戏里对于王琦瑶之死的表达，更加让人心生震动。在孤独生活四十年的时光里，王琦瑶一直坚信，李主任送给她的那盒金条，是比任何他人都更加可靠的东西，然而老克勒激发起来的汹涌的黄昏恋情，偏偏让她鬼迷心窍，愿意放弃金条，以换取老克勒的爱情。而在她搬出一生最后的依靠——金条之后，虚造显赫身世、贪恋钱财的长脚，却因为这些金条，断送了她的生命。王琦瑶之死，仍然在痴守四十年前，摄影棚里看到的那个死去的女人的执念，然而在这个被称作新时代的1986年里，无论是老克勒，还是长脚，其对于旧时代的推崇与还原，也不过都是各有目的、各怀鬼胎而已。全戏最终，“这个女人死于他杀”的台词，不只指向王琦瑶命运终结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