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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当代启示:哲学界应当勇于担当时代使命

任平/光明日报
2018-05-09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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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变革作为时代变革的精神先导,其历史作用和重大意义不仅呈现于变革之初,更贯穿于变革的全过程,进而在历史必然的逻辑展开中愈发彰显。40年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权威,开启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征程。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能力和信心。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40年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带来的推动民族伟大历史变革的思想力量,更加深刻地理解其对于今天中国的多方面的重大启示,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踏上新时代新征程。

第一,真正的哲学永远是思想中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变革的最深刻根源总是厚植于伟大时代的变革土壤之中。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来开启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绝非偶然。这既体现了伟大时代内在现实变革需要对思想的急切呼唤,也鲜明地表征了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和在场性,表现于在当代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总是成为时代的问答逻辑,作为时代精神精华、作为时代声音来出场和在场的思想武器,永远需要站在世界历史的时代前列,开启时代先河,开创世界历史道路。时代问题之所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聚焦之所向。当时代将思想解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责任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这一哲学就应当毫不犹豫地站在时代最前沿,就一定要成为时代变革锐不可当的思想之矛,发挥伟大思想先导和解放作用。今天,新时代新征程面临重大时代问题,更强烈召唤马克思主义哲学聚焦新时代、研究新时代、引领新时代,从而与时俱进地继续成为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的思想先锋。

第二,哲学界应当勇于担当时代使命和重大责任,走在时代前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仅是重大学术事件,更是一场由学术讨论引发事关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两个凡是”思想禁锢维系着的独特场域,是由独特时代的政治与思想关联的既定格局。打破这种格局不仅需要有敏锐的思想洞察力,更要有为国为民的政治敏锐性和时代担当。没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没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没有时代担当的主体精神,就不会有这一场大讨论事件的历史发生。当不从思想解放入手就不能打破这一僵化格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没有希望的关键之时,时代需要哲学率先发声,勇于担当打破思想禁锢的破冰重任,那么,哲学界就勇于出场,以大无畏、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成为时代变革的思想先锋。今天,哲学走进新时代,面临更加复杂和艰巨的时代语境,需要担负更加繁重的思想重任。走向世界的负责任大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时代重大责任面前,哲学界没有逃避时代责任、躲进象牙塔孤芳自赏地玩纯学术游戏的权利。在全球思想撞击、激烈对话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哲学界更不可能不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积极姿态原创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所以影响深远,根本原因在于它内在包含着真理检验与为民立场的价值旨归两个问题的有机统一。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越是真理,越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亿万人民是真理的主体,不仅是实践对象性的真理检验主体,也是真理造就成果的获益主体。诉诸实践的真理标准观越彻底,越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反过来,只有心系人民,才能激起哲学家打破思想禁锢、以解放思想推动历史变革的理论勇气。历史变革表面上看是由思想解放推动,但在深层次上是由思想背后的人民需要推动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思想的在场不过是人民利益的代言。因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涉及的不仅是认识论中的真理标准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关于中国道路的大问题,后者直接涉及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决定了理论观念的为民立场和价值取向。今天,我们更能深切体会:为何哲学家义无反顾地顶着巨大风险和压力,大声疾呼恢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权威,因为真理性的认识总是与正确的思想路线一致,而正确的思想路线总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为人民带来巨大的福祉。今天,正在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强烈需要我们的每一个思想观念、每一个战略布局、每一个规划和决策的制定和落实都要以人民为中心,接受人民的检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第四,坚定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有力辩护,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进程,在不断指引中国成功发展起来的同时显现出真理性的力量,坚定了我们的理论自信;而这一讨论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有别于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同于改旗易帜的邪路。40年来经过人民和历史实践的持续检验,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全球瞩目,因而为我们的道路自信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坚实根据。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也与时俱进地发展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道路需要新思想引领,因此我们要更加坚定理论自信;而新时代中国道路要求我们在坚守本来、不忘初心的前提下,更加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大力开拓。

第五,实践是发展的,真理也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辟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时段具有变化着的内容和形式,绝不是一成不变的。40年来,中国改革和发展方式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诉诸感性探索的改革方式,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取代;早期粗放式发展方式为今天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所取代,改革和发展中一切固化的不尽合理的利益结构正在被全面深化改革所破除。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新时代思想和战略决策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使命。我们既要实事求是地破除老的“两个凡是”僵化观念束缚,也要与时俱进地破除40年来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暂时性、不尽合理的各种观念、制度和体制,站在新时代高度重新梳理和全面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检验成果,为更好地走向新的未来服务。

第六,只有服务于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才能得到长足发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仅在实践上开辟中国道路,而且在理论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繁荣发展的新时代。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和繁荣前所未有地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表现为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话题拓展开来,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研究的深化;进入方法论自觉新境界,形成了教科书改革、原理和体系阐释、马哲史、文本文献学解读、对话、反思问题学、部门哲学、中国化等研究路径和范式;以翻译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契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原典重新出版;国内学界年均数以百计的专著和以万计的研究论文,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作家著作翻译引进,对与马克思主义处于对话状态的非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潮的评述,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各个方面的深度分析,以及走出国门的各种原创的中国学术论著等,研究硕果累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和一大批杰出中青年学者,以及他们所主持的学科、平台、会议和刊物等等,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繁荣发展的独特景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思想变革开启变革时代,同样变革时代更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繁荣大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使之成为这一伟大时代的伟大思想标志。

(作者任平系苏州大学教授,原题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当代启示》)

    责任编辑:蒋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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