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回顾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实践铸就中国道路自信

【编者按】

40年前，光明日报刊发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我们应该如何更加深切地感受40年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带来的推动民族伟大历史变革的思想力量，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本期组织的两篇文章，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40年前，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是前无古人的历史进程。我们最初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后来以苏联发展的失误为前车之鉴，立足本国实际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历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曲折和教训之后，反思和创新中国发展道路，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

问题实质：中国道路的选择或创新

当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触及的不是一个纯粹理论问题，而更是一个实践问题。40年后回顾这场大讨论，当时面对问题的实质十分清楚：中国到底应该选择或创造怎样的发展道路？确定这样的发展道路根据何在？我们关于中国道路认识的真理性如何检验？历史反复告诫我们，中国不应该以某种书本教条或权威意志来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应该在自己的实践中选择或创造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正如歌中所言：“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确定中国发展道路的现实根据，只能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实践。我们关于中国道路认识的真理性，必须由中国发展的实践来检验。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中国建设道路也应这样走下去。贯穿在这种实践和历史之中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理论或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开辟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近二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始终在实践中探索，付出了巨大代价，有失败也有成功。在40年前，我们走的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道路。多年的实践结果表明，单一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不符合现实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律，导致整体发展缓慢低效。面对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疑问，邓小平明确回答：“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当时的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而最重大的影响，无疑是使我们下决心作出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

市场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存在和发展，要从封闭转向开放，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首先体现在经济上，就是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世界市场经济开放，在经济全球化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首要任务是学习和掌握商品生产、市场交换的方式和方法。市场经济确实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我们就是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学会市场经济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勇敢地接受全球市场经济浪潮的考验，发展迅速，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

中国是后发经济体，需要学习和借鉴先发国家走过的道路，吸取已有的经验和教训。现代经济的运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我国要参与这种经济运动，就必须了解和遵循现代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说明我们由于认识并符合经济必然性，才取得成功即获得这一领域的自由。但是，经济运动规律不同于自然运动规律，它是通过人的活动体现的社会历史规律，是人类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的必然性。在不同的发展道路面前，我们根据自身的需求、条件和可能，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40年实践检验中国道路正确性

这样的中国道路是否正确？中国40年来发展的实践，前后四个10年，给出了越来越明确的回答。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选取几十年间几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透过历史过程的几个截面，简要印证一下这个判断的可靠性。

1988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改革开放10周年。我应《教学与研究》杂志一位老编辑之约，命题作文，写作并发表了论文《解放·探索·实践》，《新华文摘》随后全文转载了。我在文中以“实践——解放——探索——实践”的辩证循环，概括这第一个10年呈现出的中国开创发展道路的规律性现象。其内核正是在实践中解放思想，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又在实践中检验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10年，1998年，最令人难忘的是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大自然的力量与中国人的力量的较量，既考验了中国经济发展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承受能力，又考验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在艰难环境下的应对能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说明，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中国的反应迅速、有力且有效，从整体上证明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整体发展，中国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基础，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是相得益彰的。

中国改革开放第三个10年，即10年前的2008年，遇上席卷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整个世界经济一片低迷。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给予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这对于走向市场经济30年的中国是严峻的考验。事实表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国已经成熟，在世界经济的风波中应对自如，巍然屹立，始终保持较稳定的增长。这正应了孔子的一句话：“三十而立”。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和功能上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促使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改革、调整和创新来改善中国发展道路。

于是，再经历自觉认识和实践的十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改革开放4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求我们继续推动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40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发展所开创的道路，坚信不疑。这又应了孔子的一句话：“四十而不惑”。已到改革开放“不惑之年”，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信心。这种道路自信是经过40年实践检验的，是实践铸就的中国道路自信。

道路自信与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

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我们在坚定道路自信的同时，也坚定了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

我们的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是直接相关的。自信以自觉为前提。没有自觉的理论，就没有自觉的行动，而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和救国方案。一百年前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帮助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实践中将它中国化。正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复探索并成功走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检验了道路的正确性，也检验了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是以在其指导下的道路的实践为现实依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有其制度保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是整个社会制度系统调整和改革的成功。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不适合，就需要调整或改革。“故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当代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积40年的实践经验，我们的制度自信更有底气，这同西方一些政客的制度焦虑形成鲜明对比。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是相互竞争而又相互渗透的。共处现代社会条件下，这两种生产方式可以“不同而和”。西周末年，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则强调“和而不同”。“和”是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承认文化多样性，尊重不同即特色，可以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而和”应当是最基本的原则。在这两大共同体发展中，我们的文化自信会日益增强。

我们所说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都是对于中国发展现实和前途的自信。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回顾我们经历的40年时间，不能不由衷地赞叹它为我们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它使我们不仅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地广袤的空间，而且把我们带向了全世界，甚至蓝天之上的太空。展望未来一个又一个10年，这些时间又会成为怎样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定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和世界的空间景观。

（作者郭湛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原题为《实践铸就中国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