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批评 | 吴卓颖：《梦与路：小镇青年 双面人生》：误闯聚光灯的边缘人

原创 吴卓颖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不得体、不得已：误闯聚光灯的边缘人

——纪录片《梦与路：小镇青年 双面人生》

作者丨吴卓颖

《梦与路：小镇青年 双面人生》海报 （图片来自互联网）

这部纪录片的选题很有社会意义，三个故事，庞麦郎、杀马特、范雨素。他们有着不同的名字，身上带着各自不同的故事，但是制作方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的称谓：小镇青年。

一、庞麦郎 | 以“不得体”的姿态向上爬

「这是一个披着喜剧皮的悲剧」

在大多数人看来，庞麦郎是个小丑。他自称是个创作歌手，但事实上大家看到的却只是一个为人浮夸、满口谎言、毫无音准与技巧的“草根”，完全不登大雅之堂的《我的滑板鞋》是他唯一能说有传播度的作品。2015年，《人物》杂志采访了他，发表了引爆舆论的《惊惶庞麦郎》。有人说他是“想红想疯了”、“太土了”。他自从出现在公众面前，就非常“不得体”。回顾他的成名经历，从迅速蹿红到黯淡离场，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个故事，在荒诞之外，其实也有一分悲凉。

《梦与路：小镇青年 双面人生》截图 （图片来自互联网）

庞麦郎是底层中最“激进”那批人的代表，他们出身低微、毫无背景，甚至无技能傍身，除了一颗什么都不怕、什么敢做的心，可以说没别的什么资本了。而营销公司可能也是看中他敢想敢拼的劲头，投入百万资金包装《我的滑板鞋》，确实达到了效果。在名声即将变现之时，他选择了逃避，他把押宝在他身上的营销公司害了，他资质不足以支撑这份名气，他的能力也真的配不上蜂拥而至的关注，聚光灯没有让他变得星光熠熠，媒体事无巨细的报道和关注反而完全暴露出了他的局促和不堪，正如他自己所说，媒体和记者“用笔做刀，将我最后一点尊严刺穿”。

他的故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底层人可不可能以“体面”的方式“博出位”？

只要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那么寒门出身的人想要实现阶级跨越，就必然要付出更多，或是时间、或是健康、或是尊严。庞麦郎就是一个太想实现阶级跨越的底层人，但是他既不是天赋异禀、又没能勤能补拙。浑身上下，除了满腔胆气和执着，可以说一无所有。他不值得喜欢，以他的能力更不可能给华语乐坛留下任何痕迹，大多数人关注他也只是为了看热闹。他的故事，与其说是一个唱作人的出道故事，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议题。

嘲笑他很容易，但理解他却很艰难。庞麦郎出身农村，也没读过几年书，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总是入不敷出，遭过冷眼也挨过欺负。他的内心沉淀着深深的自卑和怯懦。单薄的教育背景和狭隘的视野，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他人生的天花板，但是他又极其不认命，极度的自卑激起了他极度的自我表现欲，他执着于成名、执着于光鲜亮丽。他一面拼命想要向前跑，一面无意识地向后退，这种激烈的反差和冲突一直在磋磨他的内心，最终让他走上了精神分裂的道路。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更多的可能是“无知者无畏”，但他又极其脆弱，受到一点伤害就立马缩回自己的壳里。

底层人可不可能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地成功？其实真的很难。生来不带金汤匙，按部就班的人生就是庸庸碌碌，如果想要突破阶级局限，总得做点“出格”的事。庞麦郎可以看做其中的一种极端。正如吴克群为他写的那首歌：“如果我没那个命，做不一样的烟火，能不能让我用骨头，怼着地表摩擦”。他的梦很高、心很远，但是才华实在太少、本领实在欠缺，连作为一种草根文化符号存在的能力都不够，洪流之中，只得被巨浪吞没。

二、杀马特 | 边缘的生命、无依的灵魂

「时代之风，有时是春风，有时是飓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持续推进，思潮百态、人心思变，可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政局基本稳定、两次工业革命的后发红利叠加，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城乡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一群农村青年来到城市，成为漂泊的“新工人”，他们为工业化、城市化付出了汗水甚至生命，一代代工人来到城市，成为新中国的瓦砾与砖石。他们看到的是繁华的都市、先进的技术，自己拥有的却是贫穷的生活、荒芜的人生，这在进城务工青年的心中形成了巨大的分裂，强大冲击下，“杀马特”文化诞生，并像病毒一般迅速蔓延。

《梦与路：小镇青年 双面人生》海报 （图片来自互联网）

在外人看来，他们叛逆异端、不知所谓，但是扒开他们刺猬一样的皮，在那些丑陋、低俗、脑残的标签之外，看到的还有辛酸和悲哀。“杀马特”群体中确实存在一批仗势欺人的“街溜子”、“小混混”，他们打架斗殴，抽烟喝酒，让人唯恐避之不及。他们从小辍学、没见过市面、毫无文化知识、被迫进厂成为机器上的螺丝钉、被人鄙视、容易被骗、孤立无援……“这帮孩子，除了头发，其实什么都没有，连和键盘侠对骂都不是对手。”他们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掌握不了自己的劳动，很难融入主流城市人群的社交圈，成为“杀马特”，是他们给自己披上的保护色，像一群迷茫的青春期青年找寻认同感，在寒冷都市中抱团取暖。

他们是被改革开放之风“吹飞”的那批人，家庭关系的转变、城乡的发展变迁、社会结构的调整，这些变化来得太快，他们毫无防备地、毫无准备地被卷入到时代的浪潮之中，浑浑噩噩加入城市工厂，心里的迷茫和无助得到了放大。人在没有方向的时候会更加渴望信仰，“杀马特”救不了社会边缘的青年们，他们需要的是教育、是知识、是发展空间，但当这些都遥不可及，选择自我麻痹，也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反抗。但是我个人对“杀马特”文化依然持否定态度。从情感上，他们的劣势地位值得关注和同情，但同时他们以拉帮结派、恃强凌弱的方式造成了新的“恶”，不能简单的以旁观者的视角高高在上指责，但也不能听之任之选择放纵，社会真正该有的态度是沟通，是破除刻板印象。

问题不会因为被忽略而消失。“杀马特”一族的出现有其社会背景，互联网的信息平权并没有消除认知差异带来的群体隔阂，反而让每个人更加渴望寻求归属感。短视频自媒体近年来迅速发展，在快手上我们又看到了一批批新时代的“杀马特”们，他们没有资本、没有背景，在网络上展示自己是他们生活中难得的调剂。内容分发机制的革命，算法成为内容推荐的主要依据，底层群体的主体表达权得以实现。

审美的背后是权力，道德的基础是经济，正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说，“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大数据和个性化推荐将网民划分为各个圈层，不同平台的用户画像也完全不同，大家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之中，被自己喜欢看到的信息所包围，不同圈层之间的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彼此，更别说彼此理解的桥梁，我们习惯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还以为那就是全世界。“杀马特”是时代的特殊产物，或许也能称之为一种“发展的阵痛”。但是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他者”都依然存在。如同一部分被称为“低俗内容”的快手短视频，网红时代的猎奇审美再次提醒人们，这群人依然存在。时代是有齿锋的，总会有人被时代划伤，奔腾不息的历史大潮裹挟了这个世界，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安慰他们。

“杀马特”其实是中国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妥善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这是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和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从根本上引导“杀马特”人群走向正道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的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应该简单地将底层人身不由己的“不得体”标签化为“审丑”、“土味”、“城乡非主流”，不应该将他们妖魔化。

工业化大生产不只是简单几个字，更不是几家机床、几台器械，它背后是无数农民工、青年工人的汗水和青春。“工农”，是主流叙事里的国家主人，但确实也是市场经济下大工厂生产的牺牲品，这群人用血汗付出换来了国家的现代化。时至当下，或者说在更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重新思考工人和农民的位置，让失声的群体发声、让更多边缘人被看到。“杀马特”反映的是中国部分青少年的畸形价值取向，更说明我国的国民素质和学龄教育水平依然有待提高，这不仅仅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也不是只靠自救就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国家和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更需要切实的投入和措施。

三、范雨素 | 阶级、梦想与文学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范雨素是与自己相处的典范。同样是被卷入城市的底层人，有些人背水一战，把自己放成了烟花，比如庞麦郎；有些人对外应激，把自己变成了刺猬，比如杀马特；但是也有人选择与心灵对话，把自己活成了文学，比如范雨素。

《梦与路：小镇青年 双面人生》海报 （图片来自互联网）

和前两个故事主人公一样，范雨素也是一个缺乏原始资本的底层人，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闯荡，生活不曾善待她，正如《我是范雨素》开篇所说“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生活不易，范雨素选择以诗意和浪漫来表达苦难。出名前她当过育儿嫂，这是一个需要在两个世界中来回切换的工作，在雇主家里，她有机会接触到上层有钱人家的生活方式，范雨素说自己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待“人世间的繁华和苦难”，然而这本质上依然是一种逃避，或许有人说，这只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她希望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的世界，阅读和写作是她自我疗愈的方式，成名后，她拒绝了出书的邀请、拒绝了编辑的工作，选择继续避开这场“偶遇的沙尘暴”，继续自己普通的体力劳动生活。

范雨素的文字是“新工人文学”的一部分，是劳动个体对群体苦难生活经验的自我体认和书写，也是新工人对活理想生活的设想和想象。她不太写反抗和伤害，在文风和主题上反而带着释然和轻盈，在媒体叙事中，她迥异于传统民工的形象，似乎是一种平淡从容的精神符号。但是童话和诗意之外，依然是沉甸甸的现实和苦难，她文字中展现出的有农民土地维权问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她的灵魂和思想或许能短暂的超越阶级，但是她的肉身现实却依然在社会的边缘。

庞麦郎、杀马特、范雨素，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故事：底层人的呼告。城市中产对这三个故事的态度却并不相同，他们大多鄙视庞麦郎、排斥杀马特，但却愿意选择接纳和拥抱范雨素，范雨素的表达更加温和、是社会化之后的文字。

文学和艺术从来有阶级性，穆勒在《论自由》中说，“一国的道德必是大部分发自优势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工业社会使所有工人被迫隐身，底层群体被压缩在狭隘的社会缝隙中，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听到，即使偶尔被听到了，也很难有人重视，反而在大多数时候，底层都是被“污名化”的存在。范雨素的文字被听到、被传播，打破了社会文化区隔，给了不同群体一个沟通的可能。或许这就是书籍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学习能力，这或许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公平，即使生活乱七八糟，总还有书籍和文学作为避风港，让漂泊的心灵短暂停留。“除了穷，一切都好”，经历了生活磨难后的范雨素，反而活得通透淡然，这种境界值得敬佩。

“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这部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人”，也给了我们一个看待生命的视角，人本身，就足够重要；活着这件事，已经足够珍贵。没有什么东西比个体的人更值得关注，所有宏大叙事都应以个体为基础，所有强盛都是以渺小为根基，社会是个庞大的空间，每个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生活。改革开放重塑了中国社会，短暂的机会窗口期稍纵即逝，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碰撞，产生了各种现象，滋生了各种不同的阶层，也奠定了中国几十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雏形，在这个潮流中形成的社会基本格局已经影响、并会在很长的未来继续影响整个中国。近两年，新冠疫情延续，经济遇冷、生产受创，让很多本就苦难的人变得更加苦难，也让更多的苦难以各种方式被暴露出来。底层劳动者负担了这个社会中最脏最累的体力劳动，获得最低廉的报酬，却还总受到最多的歧视和污名，而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我们必须看到被迫“沉默”的广大劳动者。工人文学是真正有力量的文学，因为这是生活和苦难的馈赠，无论是庞麦郎偏激的自我标榜、杀马特一族的以自大掩饰自卑、还是范雨素独特而诗意的文学，实际上都是一种反抗，对现实生活的反抗，这种反抗因其无望，更显英勇。他们的反抗本来是在社会边缘，而互联网将世界变得更平面，让他们被暴露在聚光灯下，成为了大众新的谈资，也被贴上了各种标签。

作为一个其实还未涉足社会的青年人，一方面，我为自己的生活而焦虑，因未来的不可预知而恐惧，世界太大，而我还没真正找到自己；另一方面，我又为自己的生活而羞愧，因为我看到了更多的普通人，他们只是为了活着就已经付出了太多，而我总感到“曾不事农桑”的愧疚。现代社会的节奏太快，每个人都像是在被推着向前走，每一个无依的灵魂都渴望一片栖息之地，有些人找到了上帝、有些人找到了音乐、有些人找到了杀马特、也有人找到了文学。这些寄托改善不了生活、也解决不了每个人在生活中面临的困难，但是它们会让人心得以休憩，让每个人更好地看待生活、看待自我，从而愿意继续走完人生这趟旅程。

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无论人生上到哪个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亦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能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每个人都想要得体的生活，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无论我们身处哪种境遇，当命运把我们摁在地上时，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寄托、能够在逆境中不偏激，学着平视自己、与自己和解，让自己保有积极的心态和同理心，毕竟，真正的英雄都是认清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必修课《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2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2年优秀影视评论”）

原标题：《纪录片批评 | 吴卓颖：《梦与路：小镇青年 双面人生》：误闯聚光灯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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