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和“新锐作家”，他最关心的是古老的命题｜“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举行

原创 傅小平 文学报

评论家

王尧

郭天容 绘

当下很少有一个作品研讨会，如近期于南京举行的“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那样，不折不扣开了一天时间，并且分出“王尧创作研讨会”与“王尧批评研讨会”两个专场。回顾王尧的文学与学术生涯，研讨他的作品，却像是非如此不能尽述。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拥有学者、作家等多重身份，需要被另眼看待，而是因为他在这两个领域齐头并进，都取了文学界认可的重要成就，以至于无论偏重哪一个方面，都难以勾勒出他作品的整体脉络，也只有在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平衡的互文关系，才能对他的总体作品有相对深入而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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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过一部作品建立起了一个全面的小说价值观”

就拿他创作的《民谣》来说，诚如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所言，这部长篇小说既体现了王尧的纯文学理想和精神，又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传统和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传统，他对世道人心的把握又有社会现实内涵，展现了他的思想野心和思想能力。“《民谣》在叙事创新和艺术探索上卓有成效，也呼应了他自己提出的‘小说革命’，包括方言的使用、叙事的松弛、时空的处理等，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坦言，当很多年前王尧羞涩地对他说，自己要写这么一部长篇时，他并不是那么重视。“二零零几年，我跟王尧在西安参加活动，谈了很多文学的事情，他对我讲了创作构思，我想不就是一部成长小说吗？”当时程永新没说出来，也不好意思这样说，但多少年以后拿到《民谣》的文本，他却觉得有点惊艳。“这是一部在精神世界建立了小说价值观的小说，因为我在文学现场看到很多人写了很多年，但还是没有真正建立起这个价值观，它关乎主题、题材，却不只是如此，它是一种有充分主体意识的描述。王尧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通过一部作品就建立起了一个全面的小说价值观。”

事实上，如果说王尧真是建立了这么一个价值观，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多年来始终践行一种带着他个人独特印记的方法论。诚如江苏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回溯的那样，作为一个主体自觉意识很强的研究者和创作者，王尧从上世纪80年代研究中国现代散文开始，到后来转向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通过学术实践拓展并推进自身学科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与时代文化思潮进行全方位互动。“他始终将创作与研究融为一体，其散文无论是对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命运的关注，还是对‘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的审视，书写的都是对‘历史’与‘自我’的理解。这部经过几十年的酝酿才得以完成的，有着瓜熟蒂落般淋漓而丰沛的元气的《民谣》，也同样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个体，来自于日常。”

译林出版社《民谣》封面、刊于《收获》的《民谣》

王尧这般一以贯之的特立独行，也让他成为辨识度很高的文学研究者，他的入场姿态一度让一些同行批评家“不太适应”。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坦言：“我们那个年代步入文坛的人首先研究文本，所以我最初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都不认识作家，但王尧那时就要求批评家跟作家面对面交流。他哪怕是研究、评论当代作家也要先讲几个文学史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文学研究的正宗。”

而所谓正宗是指近年文学研究界的史学转向，而王尧的文学批评和史学研究向来是高度结合的。在郜元宝看来，王尧最初研究现代散文史，后来研究共和国的文学史，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文学历史，最近又进入到现代文学的历史。“从文学史叙述到文学批评，是他在研究上走的一个很清楚的路径。”

倘是将“重返”作为王尧学术研究的标志性动作，首先引起学界注意的便是他“重返历史”的努力。但诚如复旦大学教授金理所说，王尧固然提出要重返八十年代，但他同时也强调，我们不能因为重返，就无视已有的经验、共识、教训而往回倒退，或者是“向后转”。“他把近几年一些研究中出现的价值判断倒退现象命名为‘向后转’。他的这个提示和警醒，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显而易见，王尧所说的重返并不是盲目地“向后转”，而是有着自己的史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表示，王尧关于文学史的过渡状态和关联性研究特别有洞见。“他反思了文学史叙述的断裂性和延续性，明确指出过渡状态是延续未完成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中间状态，也正是活力和生机所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看来，这是一种将时间空间化的叙述策略。“一方面，王尧借助人物的回忆、声音和肖像等来恢复历史的空间感，他提出过渡状态、分层现象等关联词，并以此再造空间式的叙事方式。另一方面，他并不急于指认断裂，也不急于做大的判断，而是偏重对历史过渡和持续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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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致力于把抽象的概括和灵动的、感知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应该说，王尧从一开始就对文学研究的复杂性有充分体认。某种意义上正因为此，他主张批评家与作家对话，出版《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把作家引入校园，让作家跟师生进行直接对话；从史实建构出发思考当代文学学科和文学建制。在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洪治纲看来，王尧的学术实践带着明显的发生学思维，“但别有意味的是，他的研究文章又不是疯狂的理论阐释，而是充满着感性的、直觉性的表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李松睿也注意到，王尧在从事研究时很少使用理论工具。“这多半是因为他认识到简单的理论框架对历史复杂性会带来遮蔽。”《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不无赞赏地说，王尧有思想和理论高度，但同时他还能够真正在细处下功夫。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更是认为，王尧的文学批评见人见文，他以同情之心看人，以体悟之心看文，以智慧之心言说世道人心与存在之理，以汉语之美解读他人文本。

惟其如此，王尧做文学研究，才能做到如《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王兆胜所说，大局和细节并重，注重时代、社会、历史变化，又不止于发表空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王尧有好的艺术直感，并且认为多一些艺术直感，有益于文学研究。南京大学教授丁帆透露说，作为老朋友，他与王尧私下交流时都认为，一个学者如果没有文学的感觉，那么他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就是不及物的，他的文学研究是有隔膜的。“批评家王尧总的旨趣即是，文学研究不能离开文学本质性的东西，他致力于把抽象的概括和灵动的、感知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特别欣赏王尧的这一特点。“一般来说，文艺创作都会强调作家、艺术家要有好的艺术感觉。比如，一个作家要写好小说，首先需要他有很好的艺术感觉或直觉。但其实，文学批评也需要有很好的艺术直感。王尧之所以能够从文学批评出发，走向更加广泛的文艺创作领域，并取得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与他具备良好的艺术直感是分不开的。”或因如此，就像《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说的那样，体现在文学评论上，王尧让深邃广博的研究回到了围炉漫谈式的学术交流，他讲起故事也是徐徐道来，从容自然。

其实，王尧在散文写作上同样如此。他曾说，现代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他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钟山》《雨花》《上海文学》开设专栏，出版有《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等多部散文作品。

以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的阅读，体现在一些散文作品中，王尧对于间隔的历史采用了历史文本与自我感悟连缀的叙述方法。“他的散文注重从历史叙事中展示个人历史的对比性，并注以深刻的思想言说和诗意的叙事语言。”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格外看重王尧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活和创作的这些叙述。以他的观察，王尧的系列散文试图把百年来现代汉语中沉积堆叠的东西挖掘出来。“这可能是比我们认为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文学史，虽然这些东西经常被我们看成是文学史的边角料。”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看来，王尧选择了“执拗的低音”。“他要把被时代的高音所遮蔽的微弱的声音，以及可能被我们遗忘的声音充分释放出来，这种声音又跟记忆密切相关。通过这种声音，他不仅勾连起了同代人的历史记忆，也唤醒了我们这些非同代人的历史记忆。”

由此看，王尧实际上把经验书写的集体性和个人性结合了起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以此认为，王尧“所见者大、取材者微”。“说王尧‘所见者大’在于他有浓厚的知识分子关怀和深厚的历史感；说他‘取材者微’则在于他摒除了很多学者难以避免的外在的、说教的视角，所选的是内在的、微小的视角，做到了细节的充实和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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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但又是温和地展现的”

也因为如此，作为学者的王尧写小说也能写得不露痕迹。程永新坦言，现在从事批评的，有一些会尝试写小说，我们在阅读他们的小说的时候自觉不自觉会多一点包容，觉得他们是写评论的，小说写得稍微弱一点也无所谓，只要有才华，我们也能认可。“但我读《民谣》没有这样的感觉。凭着这个文本，我就可以忽略王尧散文家、批评家的身份。所以说，这是一部可以忽略写作者身份的小说，出现在当下稍显平淡的小说创作背景里，多少给人一种惊艳的效果。”

所谓惊艳无非是讲《民谣》表现不俗。实际上，小说叙述风格偏于平淡，而以平淡表现沉重，则更见小说的张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贵良就曾以《宁静与压抑》为《民谣》撰写评论，从隐喻系统的运用、成人化的少年视角、多层次的人性平衡和麻绳型叙事等角度，探讨“平静的语言怎样能够表现一种沉闷的压抑的生活？”在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看来，这种平淡“不是置身度外的冷漠，而是经历过后了然于心的淡然。”小说里王厚平看似漫不经心的讲述，里面的人物日子看似过得云淡风轻，但内在的紧张几乎没有消失，平淡语调暗含的司空见惯因而给了荒谬年代以致命一击。孟繁华提示道，王厚平神经衰弱患者，病患身份的“人设”，对于理解小说至关重要。“他的轻描淡写无非是一种姿态。他经常做梦，对他来说，他遭遇的不是梦境，而是梦魇。应该说，这个细节不仅符合他的病患者身份，也是他1972年间的少年记忆，这一个人的记忆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这是《民谣》不动声色的力量所在。”

放到文学传统中来看，厦门大学教授徐勇将之归入以汪曾祺为代表的抒情书写传统：反情节的结构设置，但细节又特别凸显。《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表示，从五四新文学以来，可以整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乡土写作脉络。“其中主要有两条脉络，一是由鲁迅开启并辐射开来、带有启蒙特征的乡土写作，一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抒情叙事。王尧的乡土创作既从思想和灵魂气质上接近鲁迅的热肠，也有沈从文的柔情，深得其叙事美学之精妙。”

王尧与莫言

王尧与李锐

诚如《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所说，不同于一般学者对思想问题的反复诘问，王尧总是温和、细腻地呈现复杂纠结，并把生活融入其中。“他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但又是温和地展现的。”事实上，王尧倡导小说革命，但他的态度却是温和的。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看来，以《民谣》为标志，王尧既是小说革命的实践者，更是将小说革命进行到底的理论家。但在孟繁华看来，小说在形式上的革命，到了“后现代小说”阶段就已终结。“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小说创作面临极大困境的时代，王尧进行了有效的探索。《民谣》作为小说，可以说为历史叙述打造了另一幅面孔。”

换个角度看，就像苏州大学教授房伟说的那样，王尧擅长对文学史现象总结、提炼，进行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重建了自我与历史的联系。”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在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学昕看来，历史记忆终究是个人记忆。“《民谣》体现出王尧一种特别的记忆转向，从大历史转向个人史，进入了人性、情感、生命的微观记忆。”以何向阳的阅读，这就能理解为何小说第一个字就是“我”，王尧是要从个人史角度展开分析。“史铁生、王安忆等‘50后’作家多携个体史登上文坛，再由我及他，‘60后’却比较多将“我”安放在众人之中。由此看，《民谣》向个体历史的逆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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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文化抱负和历史责任感的‘新锐作家”

恰如中山大学教授郭冰茹所言，王尧通过对叙事本身的关注，把文学研究、口述史写作和小说创作这三个看似属于不同的领域联系在了一起。基于此，按体裁划分固然便于梳理总结王尧的文学成果，却也多少背离了他的文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表示，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有两股相反相成的潮流：其一是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学科化，并走向科学化；其二是评论家向作家的转型。在他看来，不能被科学化的部分，才是文学最为精髓之处。“在这个意义上，王尧的创作转向尤为重要又顺理成章。”南京大学教授吴俊也认为：“王尧的实践先于他的理论，表征了八十年代以来到现在为止一个跨界的新的文学时代。”

但以《上海文学》副主编来颖燕的理解，王尧拿起了写小说的笔，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跨界。“我越读他的作品越觉得，许多界线在他眼里是不存在的。”在来颖燕看来，不论哪种文体，都必须染有作者自己的指纹，所以重要的是王尧对文学属性的界定，他特别警惕和担心的是，久而久之丧失了自我与世界的连接能力。“包括王尧看他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力图唤醒其主体性，从而使其具备一种时空伴随的定位，他不想概念化、静止地看待研究对象。”

这就涉及到作家如何看待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在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岳雯看来，王尧一直思考的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兼具知识分子和文人品格的人，如何在这个极具不确定性、充满历史焦虑的时代打好自己的精神根基，建构完整、独立的人格形象。“他的写作始终根植于这个根本问题。”

研讨会现场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尧的写作理当归入知识分子写作之列。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作协主席毕飞宇表示，知识分子写作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写作”，好作家都应该是知识分子写作。反过来说，许多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则是令人生厌的，因为他们读书多，知道了一些思想资源的知识，就想尽办法在作品中加以呈现。“但一个作家最可贵的是，将他所拥有的丰沛的思想资源，转化成叙事和描写。王尧就在他的思想的推动下，打开了他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修正了他的表达方式，由此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抱负和历史责任感的‘新锐作家’。”

作为“新锐作家”，王尧最为关心的却是古老的命题。比如，作为知识分子，或者说人之为人，当如何找到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园？乡关何处？之于现实中的王尧，是他出生长大的苏北村庄；之于学者和作家王尧，则是他深深怀念的知识分子精神，是那种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学场域。王尧在致谢词中坦言，自己内心有非常多的困惑，转换文体恰恰是因为对很多东西不了解，所以尝试用其他方式探寻一些问题。“我自认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但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我也并不想寻找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定位。我只是以历史为参照，反省自己的薄弱和平凡，知道自己该如何存在下去。”

原标题：《作为学者和“新锐作家”，他最关心的是古老的命题｜“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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