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北京⑧祁淑洪：八国联军进城，父亲一家险些殉死

【编者按】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主编的“口述历史系列”第二辑（《八旗子弟的世界》《城墙之外》《府门儿·宅门儿》《胡同里的姑奶奶》《生在城南》）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发行。在总序中，定宜庄如此写道，这套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

定宜庄是国内口述历史实践的先行者，她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陆续从事北京口述历史的相关工作，迄今已有20余年。2009年定宜庄出版了上、下两册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后来又主持北京出版集团的“北京口述历史”项目。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刊发“北京口述历史系列”部分内容。今天选摘的是北京旗人后代祁淑洪的口述。

时间：1997年11月13日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祁淑洪家

访谈者：定宜庄、印红标

在我做的所有访谈中，这是第一篇，也是我持续不断地为北京人所做的将近20年访谈的开端。正因为祁女士的讲述如此生动，如此精彩，才给了我日后投入这项工作的兴趣和信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我日后的访谈方向，提供了某种启示。

访谈者按：

祁女士现在的民族成分是汉族，但她却是我访谈的几十名老人中，最有旗人味儿的北京旗人后代。她自述只上过几年学，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将她的口述与老舍先生以及其他京味作家的作品相参照，细品其中的异同，是饶有趣味的。

祁女士口述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她的母亲。在访谈中，她谈到其母因受儿子（即祁女士的大哥）株连，于“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1966年7月）即被遣送山西，此后如何没有再讲。据祁女士的女儿和女婿所说，祁女士的母亲终因不堪此种差辱而自尽，这是祁女士因伤心而不愿提及的一段往事。但此事却非常鲜明地凸显了祁女士母亲那种自尊、刚烈的个性，恰与祁女士所述她平日的言谈作风相合，故征得其女儿和女婿的同意，补注于此。我在寻找满族老人作为访谈对象的过程中，听到过不止一例像老舍先生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事例。“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此话平时说来多为贬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却是这个民族特有的高贵和自尊，这在那些普通妇女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再不能与她们促膝谈心，洵为憾事，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她们的敬意与追悼。

祁女士读了这篇整理稿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发表议论说：“满族人的末落(应为“没落”)状况，我的子女谁也说不清了。满族人的末落与其他民族不同。”特附于此篇访谈之前。

祁淑洪(以下简称祁)：我妈净爱说她小时候的事。我昨天还跟我老头子说呢，我说自从我上你们家来，就没听我婆婆讲过什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那年我妈4岁。我搬到白石桥这儿时，我妈离得近，就来瞧我。她说一看二里沟，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她说：“我来过这儿，我跟我妈逃难就逃到二里沟。”我说：“您逃难才逃这么远儿就叫逃难了？”她说：“那会儿就觉得特远了，出了城就算最远的了，你姥姥脸上抹的大锅烟子，抱着我，我记得就是这点儿地方，带我逃到二里沟一个马棚里，我就闹，说奶奶（那时候管妈叫奶奶）咱回家吧。马粪味到今儿我想着呢，熏死了。”那时这边都是马棚，养的马，旗人都兴骑马。

我父亲那年十五了，就比我妈记得清楚点儿。那时我大爷、二大爷他们都工作了，就都没回家，那时一家一家都殉，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烧死。我奶奶就说，他们不回来，可能让外国（人）给杀了，你看这家子也点火了，那家子也冒烟了，都殉死了，咱们也死了干脆。她用箱子什么都把屋门挡上了，就要殉死了。我父亲本来就有病，也不知是伤寒还是什么，抽风，也没人有心思管他，大孩子都没了，他死就死吧。那会儿都住的大炕，他从炕上抽风抽到炕外头，耷拉着腿，我奶奶就把他又揪到炕上，又那么抽，就那样也不管，家家都不活着了，都要点火了，我父亲才十五。他就说：“奶奶别殉死。我不死我不死，烧死多难受，咱们等我哥哥回来吧……”正央告（恳求）的工夫，我二大爷回来了，打着一个日本旗子，那会儿说不让过人，你必须得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他就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就叫门，都说你二大爷要不回来咱们就烧死了。我们就当故事讲。（访谈者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将京城分成不同的占领区，东四以北由日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以西由意大利军队占领。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崇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由德军占领。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所以才有“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之说。而据祁女士说，他们原先的住址是在北池子，即东城区的南起东华门大街、北至五四大街的北池子大街，正处于皇城东部，是由日军占领之处，与其二大爷“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的说法恰恰相合。）

我父亲说八国联军时，挺大的姑娘就奔茅房（即厕所），就不活着了，要到那儿上吊去。要叫我说那时候也是封建，外国人拉拉手、摸摸，就受不了，让给祸害的。就说咱们这官园，地方脏着呢，咱们的人也死得多了，特别是旗人，外国人也死得多了，都堆在那儿。那会儿就听说中国有不少好东西都让人家拿走了。就说旗人软弱，提笼架鸟。我妈就说是没能耐，我妈老说旗人没能耐，你看那做大官的都是外地人。

我二大爷和我们住一个胡同，老上我们这儿串门来，他们在西口，我们在东口，晚上没事就到这儿聊聊，我二舅妈也到这儿聊聊，穷有穷欢乐。也没电视，点个小煤油灯，用一个碟儿，弄点棉花捻儿，我记得我和我姐姐小时候就点那个。后来发达了，就点电灯了。我们家是最早安的电灯，那时我哥哥有了工作了，我父亲也有工作，就安的灯。一条冰窖胡同就把边儿有一家安了，我们自己还安了一个电线杆子，买木头杆子，自己埋，总算不点煤油灯了，煤油灯点得鼻孔都是黑的。

那时聊天儿老提国家的事，西太后呀什么的，仨人提得热闹着呢，说西太后在皇宫里住，梳着美人鬏儿，骑着大马。南屋住着一个我们叫大姨，也是旗人，她老头子上朝呢，说西太后特不守规矩，梳着大美人鬏儿，在里头走，我也不知道是在中南海里头走呢还是皇宫里头走，就说走。西太后的小叔子就是鬼子六了，见了她也没礼貌，拖拉着衣服。又说光绪到了儿没熬过他妈，他死在前头了，相差好像一个月之内吧。[访谈者注：光绪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次日慈禧太后死，年74岁。二人相差不是一个月，而是一天。]光绪死的时候旗人还都戴孝。

我妈还净说袁世凯的事。袁世凯要做皇上，所以不许说“元宵”，卖元宵的也不许说这两个字，就说汤圆。袁世凯登基不到一年是不是？很快就消灭了是吧？

我们小时候在鱼雁胡同，买东西必须到宫门口，从南小街出来，宫门口，锦什坊街。这个应该还有，白塔寺那条街。那会儿天桥让我们住我们都不住，说那儿是下流之地，有唱戏

的，还有窑子，姑娘不让带着上那边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

我就记得我二大妈还梳旗鬏，那会儿旗人都（把头发）抄上去。我妈和我大妈比较进步，就梳后头的鬏了。我妈岁数小，想法就不一样，说梳那旗鬏干吗，像打着印子似的，出去人家都另眼看待。她老早就改了头了，她说我没受过皇恩，我大爷就说，这家里可了不得，出了革命了。

我小时候没梳过大辫子，梳一边一个，两个小辫儿，我姐姐比我大，就梳过大辫子，跟唱铁梅（访谈者注：铁梅为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角色。）的似的，打红头板儿，后来不兴扎了，就兴编辫子了，也是红头板儿。头板儿就是扎辫梢的头绳，必须都是红的。我那时梳俩辫儿，就扎了一个黑的，为的是上头叠那个蝴蝶似的，花蝴蝶，一边插一个，我妈一把把我揪过去，抽冷子吓我一跳，揪过去跟我二大爷说，你看你看，黑头板，没死呢这就穿上孝了。

我小时候还拿两把头顶着玩呢，那时也不当回事，大院子里戴着两把头（访谈者注：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即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走。一个架子，这么一个圆，铁丝的，裹着的是青缎子的东西，拿针头给那后头梳上，讲究梳“真燕尾儿”，就是拿头发做出来的燕尾儿。费劲呢。我姥姥就说：“你妈那时候也就搭着岁数小。我哪会儿来她哪会儿两把头歪着就出来了。”每天3点多钟起来先梳头，这头就得占一工夫，真燕尾儿还得缝，得多大工夫！真要懒的话，睡觉就别打算躺着，这么圆这么高一个枕头，侧着躺着，支着。我说那受得了吗，多困哪，多受罪啊。我大妈说就怕外头有红白喜事，要娶媳妇，涂那大口红，就得挨一天饿，一吃东西那红嘴唇没啦。这会儿没有地方擦去，拿着个小镜子，那会儿不兴啊。

我妈就老说，你大妈捯饬（打扮）上呀，挺好看的，我大妈浓眉大眼，就是黑点。我二大妈倒是白，就是身量高，那会儿不兴这身量高的，身量高，再梳这大两把头，底下再穿花盆底子，打扮起来垮，就没我大妈好看。我大妈就合适，特有派。

那时也甭打算干什么，留的指甲长极了，都讲究戴着指甲套，是银的，保护指甲的，看来那时生活还是不错。你们都听过“坐宫”（访谈者注：《坐宫》是京剧《四郎探母》中的一折。剧中辽朝的铁镜公主（即杨四郎之妻）是旗装打扮，梳的就是两把头。）吧？戏上就那样，也好看是吧。

我还真穿花盆底子玩，家家都有，就像现在高跟鞋似的，得有几双，都是自己绣的，女的都是扎花、绣、锁扣子，都是自己弄，绣出来，外边去绱去。男的穿的靴子，也是自己做，福字履（访谈者注：福字履是旧时老年男人常穿的一种比较讲究的带云头的鞋。）什么的。都不兴买。给我们留几双为的是让我们瞅瞅他们过去的活计，什么样儿，真好。

我大妈那时候，人家娶媳妇聘姑娘，轿子得过一火盆。男的得向轿子射三支箭，射完再打盖子。(参加婚礼的女人)一不能吃东西，二回来腿疼，都是这安请的，都讲坐下请，就是蹲下去半天才起来，且蹲呢，且起不来呢，慢功。我大妈老说，像你们这个，打醋似的，哪儿成啊。我姨家那个哥哥比我大1岁，他那会儿上学，不兴请安，我姥姥老催着他：“上你大姨那儿去，别就那么一鞠躬，学着点，请个安。”男的请安这手是出来，这手进去，我哥哥来了就对我爸爸说：“大姨夫，您新禧。”就请了一个大左腿安，他没学过，不会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左腿安，可能就是错了。（我爸爸）就说：“你瞧瞧今天大初一的，给我请了个大左腿儿安！”我姥姥那时候来了，我姐姐她们还必须请安，不请安她不高兴：“噢，就给我这么一点头就成啦？”没解放的时候，再怎么也得点个头，我们那时候到年下必须给父母磕头，到一年了，拜年,亲友都上这儿来，女的得过了初五才能上谁家去拜年，不能大初一上人家去，人家不高兴。自从解放，给咱们这规矩全破了，躬也不鞠了，见了说声你好就完事。虽说我是旗人，我一点规矩都没有。我一不抽烟，二很少沏茶，旗人要说爱喝茶，我喝点白水就得。我说我倒是省钱。

我们那时独门独院惯了，最低也是两家，还都是老街坊，到今儿想来，女孩子不让串门子，不许站街，不许卖呆儿（访谈者注：卖呆儿，北京土语，即一个人站在街门口。），不许一个人出去溜达，散步。多大了家里都有人跟着。那会儿左邻右舍差不多都是旗人，也都知道谁是不是旗人，不像这会儿净搬家，那会儿讲究一住就住几辈子，谁都知道谁。

我大妈那时抽水烟，托一个吸管，铜的，这点地方搁烟丝，我管吹那个纸捻儿，那也得会吹呢。我大妈二大妈都抽，我妈不抽。我二大妈平常没工夫，

到年节来瞧瞧，进门先抄烟袋，坐到那儿，那时候我都挺大的了，我妈就点上一袋烟，双手递过去：“嫂子，您抽烟。”我妈常说长嫂就跟站着的婆婆一样，就那么敬奉。这会儿儿媳妇都没那事，叫你一声就不错。

我妈说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了，有人就说，把这伙旗人都给他养起来，不让他干什么，就跟裹小脚似的，成残废了。冯玉祥来了（访谈者注：指1924年“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之事。）才不让裹脚的么。旗人都是大脚，外地人才是小脚。总而言之，旗人的男的就是懒。冬天搁花得挖那窖，挖窖得找人挖，那自己就不能弄么？再说拾掇房，登高不成，男的那会儿都不能登高，害怕。墙倒下那么一小块都得找人，一是好面子，二是没学过，大事做不了，小事他也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