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唐宋之际的思想转型和社会转型

“唐宋”，人们往往会将这两个朝代并称，但其实仔细玩味的话，身处这两个朝代之中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向。

尽管唐宋之间的显著不同，为人们所熟知，但真正将这样一种不同，提炼成为严肃的学术观点，发生在20世纪初。1910年，日本著名汉学学者内藤湖南先生，在日本《历史与地理》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提出，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这样一个观点提出之后，立即在国际汉学界里产生强烈反响。学界后来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唐宋变革论”。海外汉学界后来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优秀论著，诸如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柏文莉先生的《权力关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都是以“唐宋变革论”作为立论基础的。

美国学者包弼德的《斯文》一书，同样是承继“唐宋变革论”的重要论著之一。这本书堪称是海外宋史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最经典的论著之一，从思想文化转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入手，详细考察唐宋之际大转型的丰富内涵，以严谨扎实的史料文本细读和举重若轻的大历史视野，对内藤湖南的理论给予了丰富、纠正与充实，集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于一体，蔚为可观。也正是凭借这样一本书，包弼德先生奠定了自己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顶级学者地位。

在包弼德先生看来，唐宋之际的大转型，按照比较粗略的区分的话，可以分为思想转型和社会转型这样两个大的方面。先来谈思想转型。这本书的题目既然叫“斯文”，因而在书的开篇部分，它便详细讲述了“文”这个字的具体意蕴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化变迁。在儒家第一经典《论语》当中，“文”可以指外在的仪表、形式，也可以指理和典范。经过长达千年时间的演化，到了本书论及的唐代，“文”开始指向典籍传统和政治文化传统。从唐代到宋代，“文”的意蕴又开始从探讨文化的学问，向着探讨道德伦理的学问方向转化。

包弼德先生举了颜之推和袁采这两位历史人物的例子来做佐证。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后期，是著名门阀世家——琅琊颜氏的一员，他的子孙，在隋唐时期仍然担任朝廷重要学者的职位；而袁采则是宋代衢州一位相对普通的地方士人，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地方政府任职。拿颜之推的代表作《颜氏家训》和袁采的代表作《袁氏世范》来作对比，能看出很多显著的不同。颜之推的文风博学而词采繁复，而袁采的文笔则更加直接和简练；颜之推的书中，除了探讨家族礼仪和社会习俗之外，还广泛讨论包括文学写作、文献学、音韵学、道教、佛教以及各种各样的艺术在内的丰富的文化内容；而袁采的书，则是分门别类地细致讨论如何自我修身，如何良好地跟亲人相处，如何打理好一个大的家族等内容。

从唐到宋，士何以开始偏爱袁采的伦理关怀而放弃颜之推的文化之学？这种转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包弼德看来，唐宋思想转型的关键节点，在于唐代中后期发起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核心发起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韩愈。他反对当时盛行的过分强调对仗和华丽辞藻的骈俪文，主张恢复先秦诸子散文时期的古文传统。韩愈对于古文的提倡，当然并不单纯只是为了寻求一种文体上的转变。文体转变主张的背后，是重新强调文章的伦理和政治社会功能，呼吁政治变革，转变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国势式微、藩镇割据、朝廷力量严重退化的状态。正基于此，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是集文学与思想于一体的运动。这样一场运动，对于唐宋之际的思想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后世所谓“唐宋八大家”，几乎全都是秉承古文传统写作的散文大家，而且他们无一例外，都强调文章的伦理教化和政治宣导功能。

再来看社会层面的转型。从唐到宋，控制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从隋唐之初的世家大族，到北宋时期的科举文官，再到南宋时期的地方士人精英，这种转变历程不可谓不深刻。所谓世家大族，就是指那些世代为官，沿延几十代，始终占据权力、财富和文化顶端的显赫大家族；而所谓科举文官，则是指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具有科举功名的文人官僚；而地方士人精英，则是指代代以某一地域作为聚居点，每一代都能有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员的士人，但其活动地域，始终以出生地域作为中心的地方士人集团。造成唐宋之际这种显著社会转型的核心因素，是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深入推广。

在唐代，世家大族之所以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影响力，是因为唐代的恩荫制规定，前五品官员可通过恩荫让子孙获得官职，而六到九品官员的子孙也可以为吏。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的中央集权逐步瓦解，这使得一个以世家大族为基础的国家官僚集团逐步松动。唐代中后期一直到五代十国时代，群雄并起和地方割据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态势，由于缺乏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的统一号令，世家大族的影响力进一步削弱。到了宋代，宋太祖是武将出身，自己又是以兵变夺得政权，为了能使天下长治久安，宋代开国之初，就确立了以文官牵制武官的制度方针。不只如此，宋代还把隋唐时期开创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推向深入。在宋代，获得科举功名可以直接授官，担任实职；与此同时，宋代各级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是隋唐时期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而恩荫制尽管在宋代仍然存在，但为了保证士人优先为朝廷服务，朝廷极力倡导尊敬科举出身而歧视恩荫出身的文化。这些制度的共同作用，让士人再度成为国家政治中的支配性力量。一位普通平民，只要能够层层通过科举考试，理论上就能有位列权力最顶端的机会和可能性。

从隋唐时期的世家大族，到南宋时期的地方士人精英，一个最为显著的不同，就是文化和学成为了士所必备的关键身份。如果说在隋唐时期，一位士人还能够仅仅因为他是某个大家族的一员，便能够做官的话，那么到了南宋，他要想能够做官，赢得士人阶层的尊重，仅仅是地方士人家族的一员已经不够，他还要必须能够接受科举考试的检验，或者个人在文化上，拥有足够过人的学识。

包弼德（Peter K. Bol）

唐宋转型在内藤湖南和包弼德看来，之所以特别的重要，是因为宋代，从很多角度上来说，都可以被视为近世的开端。包弼德甚至在这本书中，把宋代视为中国现代性的开端。包弼德详细地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这四个方面，来探讨宋代中国的开创性意义。在社会方面，体现为从世袭门阀的支配到平民的兴起。科举制度的普遍应用，不只能够让平民拥有跟富家和权贵子弟平起平坐竞争的机会，而且还让他们真的保有脱颖而出的可能。平民子弟吕蒙正少年之时，白天在寺庙栖身，夜晚在破窑洞里歇脚，穿布衣，喝薄粥，然而通过自己的努力，他最终状元及第，成为宋真宗的老师，也是宋代第一位平民宰相。同样出身贫寒、位极人臣的，还有写下名篇《岳阳楼赋》，发起庆历改革的宰相范仲淹。吕蒙正和范仲淹的事迹，不要说在门阀操控政权的魏晋时期，即便在隋唐时期，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然而它们切切实实都在宋代发生。

经济方面，政府开始对商业失去了控制，私人财富和商业日益增长。仅以北宋都城开封，也就是汴京为例，汴京已经不只是一座人为的行政中心，而成为一座极度繁盛的商业中心。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和著名笔记《东京梦华录》，都把汴京城的这种繁荣鼎盛，描绘得淋漓尽致。如是种种，使得宋代的中央财政状况并不突出，甚至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频频败北，但在民间财富的积累与发展上，确实堪称繁盛一时。

再来说文化。唐代是佛教和道教主导的宗教化时代，佛道的虚无和消极，在宋代开始让位于儒家文化的积极、乐观与理性。在儒家文化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宋代甚至呈现出明显的由儒家文化统摄、儒佛教三教合流的趋势。另一方面，跟平民阶层兴起与掌权相对应的是，精英的宫廷文化开始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我们熟知的宋词，其最初本来就是由歌姬们吟唱，供广大士人和市民阶层娱乐消遣的宋代流行歌曲。而在宋词之外，戏剧、说书、小说等大众文化艺术形式，在宋代纷纷兴起。以至于我们现在熟悉的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之外，其他三部小说的雏形，都诞生于宋代的话本小说。

如果说是宋代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转变，都是跟现代性同步而行的话，那么宋代在政治方面的变化，却是跟现代性的进步要求所背道而驰的。在世家大族的时代里，士族政治领袖，对于皇帝的权力，能起到明显的制衡作用。东晋时期的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作为世家大族的王家跟作为皇帝的司马家共治天下）和北宋初年文彦博的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都是这种权力制衡的明确体现。然而当世家大族在政府中的位置被平民所替代，他们对于皇帝权力的这种制衡，也就逐渐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从宋代开始，中国帝王的独裁程度日益加剧。演变到后来的明清时期，“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态势已经一去不复返，清代两位三朝元老——张廷玉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和曹振镛的“多磕头，少说话”，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主流面貌。

我们可以结合三组代表性人物的生平思想，来直观地呈现唐宋思想文化转型的这种大趋势。第一组人物，是做了一辈子死对头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后世可能过分强调两人之间的分歧与争斗，但在包弼德看来，他们俩至少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相信：国家要想构建良好的道德秩序，都必须不断完善政府的制度。而构建良好的道德伦理秩序，是两人的共同目标。而如果要说不同的话，其中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王安石试图去统一士人的价值观，并且认为对于士人来说，做官和为国家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不断兴建新的学校，并试图推行全国一统的课程体系，同时又设立了更多的官位，让当时官僚机构的规模几乎扩大了一倍。而司马光则认为，士人应该是一个拥有共同信念和操守的文化群体，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应该十分紧密，但士人不应该把仕途、把做官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方式，恰恰相反，政府的人数应该更加有限，从而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延缓社会的变化。用我们今天的政治学话语来界定的话，王安石更像是一位国家主义者，倡导“大政府，小社会”；而司马光则更加接近于一位自由主义者，倡导“小政府，大社会”。这一点，跟简单把王安石看作改革者，把司马光看作保守者的传统说法，的确有着明显的区别。

除此之外，尽管王安石和司马光都给后世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作品，但他们都明确表示，要把文学跟对价值观的追求区分开来。在王安石看来，仅仅追求文辞飞扬，闻名于世，不是一位有着政治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的士大夫应该所为。在他看来，“作文”等同于“学道”，弘扬政治观念，为国为民，才是写文章的终极目的。跟王安石相比，司马光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应该把文学从严肃的学问当中排除出去。按照司马光的理解，写作只是一种传播思想观念、弘扬政治理念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他坚持认为，在为政中，文学活动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唐宋之际，士人从文化之学转向伦理道德政治关怀这一思想转型大背景之中的典型人物，他们都首先是身处时代变迁之中的人，无法脱离大时代背景的种种影响。

或许从苏轼的身上，来看唐宋之际的文化思想转型，能够看得更加清楚。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天才级人物，其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的成就，都堪称是顶级的。正是由于这样的非凡成就，很多人才会仅仅把苏轼看作一位文学和艺术天才，而在政治和哲学上，对他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事实上，正如包弼德先生在书中所说，苏轼同样是一位文与学兼备的人才，甚至他自己对学的看重，很大程度上也要超过单纯的文。苏轼眼中的“学”，是要为朝廷、为国家明道安民，而文学尽管有趣，但却只是为政为学之余的次要事情。在这一点上，他跟王安石、司马光完全一致。

苏轼的大多数诗文和书画作品，都诞生于他因“乌台诗案”下狱，随即被贬黄州之后。也就是说，他在诗文艺术方面的极高成就，恰恰源于他在政治上不得意之后的退而求其次。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或许更能理解苏轼在潇洒、从容背后，不能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苦闷与遗憾。跟他那些流传天下的诗文作品相比，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苏轼还曾经给《论语》《周易》和《尚书》这样的儒家经典撰写注释，详细探讨他眼中的政治思想和为政之术。

正是基于在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方面的双重贡献，在包弼德看来，苏轼是宋代在思想生活和文学事业中同时占有核心地位的最后一位伟大人物。

包弼德在这本《斯文》里，用专门一章介绍的最后一位代表性人物，是道学，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言的理学的开创者之一——程颐。如果说在苏轼那里，文学与思想还扮演着并驾齐驱的作用的话，那么到了程颐这里，思考道已经不再需要文学。程颐的道学思想，主要是通过对于学生的现场讲授，以及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来传播。而他在世和去世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思想，主要就是通过学生之间的口耳相传来予以传播的。也就是说，即使这些口头传播没有体现为文字，道学照样可以得到有效的传播。

由于道学的核心思想，都是基于政治、道德和伦理的理念与原则，因此由程颐开启的道学运动，从北宋沿延至南宋，很快成为一场与唐代古文运动可以相提并论的政治思想运动。这一运动的成果，就是成功地把“学”重新界定为士人确立身份的重要尺度。道学运动的兴起与完成，也标志着唐宋之际，从“文”到“学”，从文化之学，到政治伦理之学这一大转型的最终完成。

《斯文》最吸引人的地方，恰如译者刘宁老师所说，在于充分运用了唐宋学术史和文学史的大量史料，用来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这也使得包弼德得以深入唐宋思想生活的内部，清晰而准确地把握唐宋转型。不只如此，本书还以非常独特的视角，激活了很多以往为唐宋思想史研究所忽略的史料，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古文运动和道学运动的政治意义，苏轼在文学艺术之外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抱负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引入了社会史和政治史层面的分析，将唐宋之际的思想转型与社会转型并行而论，并提出士人从世家大族，到科举文官，再到地方文人精英的社会转型，是与从“文”到“学”，从文化之学到伦理政治关怀的思想转型相辅相成的。这样的视角和见解，是非常独到的。

《斯文》这本书，对于在其之后问世的诸多海外汉学论著，起到了范式和议程设置的重大影响。比如美国学者柏文莉的《权力关系》一书，就是围绕《斯文》开启的两宋期间的社会转型话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而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则是延续着《斯文》里对于道学运动的政治影响的论述，进行更为丰富深刻的阐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