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门当户对”，我向男友隐瞒了自己的贫困县出身 | 三明治

原创 静静收小妖的小猫

和男友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再次延续了那个精心编织许久的谎言。

在我们聊起家庭时，他说父亲是工程师，妈妈是老师，自己在上海长大。我脱口而出：“我妈也是老师，我是西安人。”自从上大学后，我一直在维持家境优渥的虚假人设。

我与他相识于一个线下狼人杀社团。散场后，我们恰巧乘坐同一辆地铁，期间聊到了我正在看的《浮生六记》。他认为沈复的妻子芸娘敢于突破封建礼制，大胆的性格很可爱。我说：“沈复和芸娘很恩爱，可惜沈复仕途不顺，两人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可见任何时候经济独立都是根本。”

地铁摇摇晃晃，他的目光透过黑边眼镜拘谨地盯着我的脸，白瘦的脸上带着些许善意的微笑，眼神也随之摇摇晃晃。此时我化着精致的妆容，长发发丝被地铁冷风轻轻吹起，黑色低领连衣裙上的亮片一闪一闪，看起来像是一个精致的都市白领。

果不其然，两天后他约我去国家大剧院看《唐璜》。我对这个邀约感到窃喜，同时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多想。下班后我进入会场，一直穿T恤的他那晚穿了白粉条纹衬衣。2个小时多的演出让人背部不适，我向右扭动身体，却发现他正襟危坐，目光看向舞台。像个王子一样优雅，我想。

演出结束后聊天，他讲起喜欢的戏剧如数家珍，《图兰朵》、《魔笛》、《海鸥》、《樱桃园》...... 兴奋之余，还唱起了《图兰朵》的今夜无人入眠片段。“这是我最喜欢的歌剧，下次有演出一定拉着你去看，”他说。

回家后，我躺在床上，用手机播放《图兰朵》，听着旋律，看着故事，希望自己能快速了解他说的那些歌剧。

第二次见面，他约我去望京的茶馆看书。看着点评网站上人均400多的消费，我有点不理解，看书为什么要去这么贵的地方。那次他在看契诃夫，我和他谈起了苏联文学和共产主义理想，感叹如今我们都过着资本主义的生活，接受996的福报。

我主动提起我听过了《图兰朵》，并哼出了平庞彭的片段。他说，“你音律真准，图兰朵的故事中我最喜欢柳儿，柳儿唱段委婉抒情，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生命的故事让我很感动。”

“让我感动的片段是孤傲的公主面对卡拉夫毅然决然的表白，冷酷的心也难以抵抗火热的爱情。”他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问：“那么你呢，我喜欢你，你考虑谈恋爱吗？”我低下头，别到耳后的刘海掉了下来。

恋爱后，每周一到两次的约会，在银行流水曲线上就是一周一两次的数字剧烈波动。好在交完房租后，我还是攒下了一些钱。

大学时期，我依靠助学金和勤工俭学的钱来维持学习和生活支出，每天花销严格控制在10元以内，每月支出600元左右。即使如此窘迫，我也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依赖别人只会让人更看不起。“一定要坚持AA，大不了少点外卖、吃便宜的水果。”我心里这样想。

他送我的第一件礼物是国外设计师品牌的珐琅珍珠耳环。我开心地戴上，镜子中菱形珐琅块颜色鲜艳，下面的珍珠发出温润的光泽。

“耳环多少钱啊？” 我的心理价位是几百块。

“差不多五六百欧吧，我在奥地利专柜买的，喜欢的话下次带你去奥地利买。”

五六百欧也就是三四千元人民币了，这副昂贵的耳环让我想起一件难堪羞耻的事情。刚上大学时，我手头非常拮据。舍友要过生日，听说她喜欢胸针，我便在淘宝上挑选了一款模仿Chanel的胸针，65元，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同时我再花了12元买了一个Chanel的小包装袋，当时我觉得这份礼物非常得体。

生日当天，当着大家的面，我把礼物送给她。有人愣了愣，一个刺耳的声音说：“香奈儿啊，你真有钱。” 另一个声音纠正道：“不叫香奈儿，叫‘沙奈尔’。”从众人怪异反应中，看到其他舍友送出玩偶、立体地图等日常礼物时，我知道我送了一个错误的礼物。寿星说，“谢谢你，我很喜欢这个礼物。”

再后来，我不曾看到舍友戴上那个胸针。

珍珠的闪光折射进镜子里，我看向镜子里的自己。黑色的瞳仁深不见底，周围黄棕色的虹膜充满了谎言，仿佛是那愚蠢难堪的虚荣心。

2014年9月2日的下午，浑身湿淋淋的我和父亲带着边角磨破皮、轮子残缺的行李箱，第一次踏上北京地铁准备去大学报道。两个月前，我从县城唯一的高中毕业，被这所学校录取，并申请“绿色通道”贷款入学。

我穿着紫色的胶底帆布鞋，右脚鞋底漏水，袜子已经湿透了，鞋子有一点磨脚。自从高中后，我在晴天都会穿母亲这双表面完好无损的帆布鞋。

我们父女俩经过3个多小时的长途客车，4个小时的火车站候车，加上13个小时的夜间坐铺火车，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很精神。30年前，父亲考了三次大学都没考上，收到我录取的消息后，他花了50块钱带着家人下馆子，说：“你是我的骄傲，是我们刘家第一个大学生。”

来到宿舍，两个舍友装作无意地打量着我和父亲，简单寒暄后，便接着聊起厦门、日本的旅游经历；对面床铺已经化好妆，穿着短裙，背着皮包，看起来非常时髦的舍友计划出门。我拿起父亲在火车站买的印花连衣裙，换掉了身上潮湿许久的衣服。

戴着墨镜和太阳帽，穿着热裤和高跟鞋的舍友刚好回来，看见我的裙子就说：“哇，你的裙子真好看，真适合你。”旁边人都看向了我，我匆忙否认。脸有点烫，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在尴尬中我假装出门，路过镜子时瞟了一眼。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果然，你真的很土、很丑。”

第二天早上，父亲站在宿舍楼门前等我一起去食堂吃饭。他穿着和昨天相同的白衬衣和灰夹克，衬衣领子有点泛黄，下巴有着乌色的胡茬。他说自己昨晚在学校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沙发上睡了一晚，因为周围的酒店太贵了。我闻到父亲身上的烟味夹杂着的汗味、泡面味愈加明显了。

去食堂的路上，远远看见新舍友打开车门，上了她父亲那辆墨绿色奔驰。“你们学校的学生真洋气，相比之下你就像个初中生。”父亲对我说。

开学紧接着军训，有天中午回到宿舍，发现两个舍友在鬼鬼祟祟地讨论。我凑过去听，原来在说小蕊有狐臭。小蕊是一个皮肤晒得黑黑的云南布依族妹子，第一天新生介绍，她热情地拿出自己家种的生板栗分给大家吃，她曾给我讲自己小时候为了零食和弟弟打架的事情，讲的同时睁大眼睛，两只短短的胳膊向前抡出，活泼有趣。

“你天天和小蕊在一块，有没有闻到她有狐臭？”舍友突然问我。

“好像......没有吧，我没闻到。”我眨着眼睛，仔细回忆思索。

“她一直有，可能因为他们村吃生板栗吧。”一个舍友说。

我看着她俩狐疑的眼神，问：“我身上有没有狐臭？”

她俩浅浅地嗅了嗅，摇了摇头。

为了不被别人瞧不起，不再重蹈小蕊的覆辙，我决定隐瞒自己的家世背景。

“你来自哪里？”

“西安，那个十三朝古都。”

大学期间，我故意选择自己不擅长的英语演讲课，自学日语，用勤工俭学的钱报了舞蹈班，学习化妆和穿搭，摸索自己最适合的发型。慢慢地，我仿佛真是的来自于省会城市、家境优渥的女孩。

步入职场的第一年，我和这个喜爱歌剧、举止优雅的男生谈起了恋爱。家里人得知他是上海本地人时，第一句话是，“你俩门不当户不对。” 我有些气恼，顶了回去：“那你们给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2020年年初，疫情形势正严峻。工作不顺利的我不顾家里人反对，决定追随男友去上海工作。妈妈非常担心，“现在疫情这么凶险，到火车站的高速路都封了，你走了我晚上怎么睡得着。”

父亲再次详细追问了男友的家庭情况，我回答，“是的，他家条件很好，有房有车，他爸在外企工作，他妈是初中老师，他自己工作也稳定。”父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目光透过镜片瞥了我一眼，低头说：“你去了，阶级当然不一样了。”

我去了上海，住进了他父母为我俩准备的“家”。

位于23层的公寓，一切看起来那么让人满意。榻榻米书房挂着鹅黄色的复古蕾丝窗帘，窗帘左边是一架日产KAWAI钢琴，《卡农》从男友的手指尖缓缓流出。听他说，因为小学同桌会谈钢琴，他便央求父母买了钢琴，请了老师，一直学到高三毕业。

他问我，“你会弹钢琴吗？”

我摇摇头。

“介绍我的钢琴老师给你，咱俩之后就可以四手联弹了。”他微笑着对我说。

窗外是一栋栋白墙红瓦的房子，不远处有一处室外泳池，旁边是精心修整的山茶花和绿化带，晴天会传来小孩的嬉戏声和鸟鸣声。钢琴的对面是一个檀色光滑的博古架书柜，我的手轻轻抚摸过每本书，毛姆、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哈代、刘震云、布莱希特......

连书的家都这么精致小资，不像我的家，冬天的水龙头里永远淌着冷水，晚上翻个身，床板和弹簧吱吱呀呀地响，客厅里的父母一个在择菜，一个刷着短视频。

电话里，母亲问我在上海的工作生活情况，我还在投简历。

“不能让你对象的父母安排一个工作吗？一定要找个正式工。”

“妈，人家上海的环境不是这样的，我男友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去见对象父母，他们没表示吗？你嫂子第一次来咱家里，我和你爸一人给了一千块。”

换到我沉默了：“没有，上海没有这样的礼节，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一定要给红包。”

母亲说：“这表示你公婆认不认可你。”

挂掉电话，我有点惆怅。男友贴心地敲门问我，和家里人聊得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很想你。

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说：“是的，他们挺想我的，我是唯一的女儿嘛。”

逐渐地，中产生活变得习以为常，我对食物和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房租水电全免的“优势”下，工资卡上的数字也逐月稳步增长。或许是潜意识也发现我实现了阶层跃升，我变得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也更能坦然地面对各种评价。

和男友在餐厅吃饭，我们谈到了婚姻中门当户对的话题。

“所谓的门当户对真的很蠢，但是我觉得咱俩非常门当户对。”他朝我挤挤眼睛，笑着说道。

我刺探性地问他对于伴侣家境的要求，他眉头皱起来，说：“我也很怕负资产、扶弟魔的家庭，可能这个女孩再优秀，我也会放弃吧，我比较软弱。”

我对此有些失望难过。现代婚姻是一部产权法，两个家庭结合，浪漫爱的幻想和经济阶级背道而驰，谁也不愿做亏本的买卖。他身上我喜欢的品质，稳定的情绪、浪漫的艺术文学素养、见多识广的坦然，这些何尝不是他的中产阶级出身和优渥滋养的生活带给他的呢。

“是啊，结婚又不是定向扶贫，”我回复道。

谎言像一颗悬浮在水中的石头，我担心石头飘起将秘密全部曝光，更焦虑石头压在心底，彻夜难眠。

日积月累，谎言开始出现裂纹。我和男友的家庭阶级差异也蔓延到我们的亲密关系中。

厨房里，我准备做个韭菜炒鸡蛋来完成晚饭，却发现他拿着油瓶直接倒向了还沾着水的锅，热油马上四处乱溅。被烫到的我有点生气，大声对他说：“你倒油前没动脑子吗！快点把韭菜择一下。”

他的脸马上垮了下来，撅着嘴，从冰箱拿出韭菜和蒜苗问我：“哪个是韭菜啊？我不会择菜。”

我瞪了他一眼，让他先出去。这使我想起他从小不会接触家务，都是钟点工来做。当我向父亲抱怨男友不会做饭，眼里没活时，父亲却反驳我：“这不算缺点。”

五一旅游，他擅作主张定了五星级酒店，前台告诉我需要付六千多，结完账的我有点心疼钱。回到房间男友察觉出我不太开心，迎面抱着我，问发生什么事了。我没说话。男友又问是不是不舒服，我抬起头，说：“五天四晚的酒店要六千多，好贵啊。”他的头轻轻向左歪了一下，“对啊，五星级都是这个价格。”我叹了一口气，讨论之后住性价比更高的民宿，他撒娇道：“可是五星级酒店真的比较舒服，服务也很好。”

我与他不同。看似两人都能入住五星级酒店，六千块钱对他来说只是一次舒适的旅游经历，对于我来说则是在大城市生存的本钱，更是我父母两三个月的收入。

谈起父母的养老问题时，我对此表达了忧虑，他安慰道：“你父母年纪大了，肯定希望女儿的陪伴。”我忍不住激动地吼道：“你懂什么，他们需要的不是陪伴，是钱。”男友用怯怯的眼神看着我，把手搭上我的肩膀，没有反驳。

我的父母依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还要用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支付糖尿病的治疗费用和家庭花销。对比男友父母，婆婆马上要退休，可以拿着每月一万多的退休工资，公公一直保持着长跑、阅读、学法语的习惯。也许这是我父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生活吧。

今年的农历新年，男友被拉去酒店隔离，我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男友给我定了头等舱，头等舱有着舒适的座椅、可口的食物，旁边的乘客或是看书或是工作，与我坐了4年的长途夜间火车不同。那时座位旁大多是农民工模样的大叔，刚趴在小桌子上就打起了呼噜，脚边放着塑料桶和编织袋，后座隐隐飘来一阵裹着热气的泡面味混合着鞋袜的味道，大叔有时睡得太沉把头靠到了我的肩上，要轻轻碰好几次，他才会半睁开眼，换个方向接着睡去。

下了飞机，我买了一张长途客车车票，看着窗外的景色由崭新的商品楼，变成城乡结合部、一排排汽车维修店，沿途路过一些县城的服务站，熟悉的景色逐渐展现在面前，光秃秃、黄蒙蒙的山和沟壑，两三个细长的白色煤矿烟囱飘出烟雾，我知道快要到家了。

母亲很开心地问长问短，我穿着奶白色的毛领羽绒服，行李箱上放着给父亲买的茶叶礼盒，父亲抽着烟看了我一会儿，让我晚上去哥嫂家住，他们房子有暖气。

大年初二走亲戚，父亲让我们三个孩子跟他一起回老家看望舅爷和三姨奶。

“为什么我要去看你的舅舅和三姨，我跟他们又不熟。” 外面下着雨夹雪，山路泥泞，我不想去。

父亲一下子火了，指着我的鼻头骂：“当初他们都知道你考上大学了，我爹妈死的早，他们就是我的爹妈，你走多远，那里都是你的根。今天由不得你。”我很委屈，在妈妈的劝说下，我还是去了。

在三姨奶的屋子里，伯伯、叔叔们围在炉子边烤火，旁边的婶婶在逗弄小孩。父亲炫耀自己解决了给儿子娶媳妇的事情，剩下的女儿也不用担心，对象已经谈好了。

“听说上海房价得几百万，一套房子值钱得很。”一个不认识的叔叔问我。

“差不多吧。”我尴尬地回复。

“大学生女子不得卖个十万二十万。”有人调侃我父亲道。

父亲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保守的？眼前的他讲着传统、年收入、公务员升迁。小时候，那个教我辨认北斗七星和织女星的父亲不见了，给我讲清朝历史的父亲不见了，认真教我辣椒、西红柿、茄子英文读音的父亲不见了，耳边只能听到：“你确定不考研了吗，反正我是一点也看不上你现在的工作。”

和母亲在厨房一起洗碗时，我们谈起了彩礼问题。我说之前和男友谈过，他不是很赞成，上海没有彩礼，他爸妈当初结婚也没有彩礼。

“娶陕西的女子得按照陕西的习俗来办，你让他家去网上搜搜看，你嫂子的彩礼钱和五金首饰前前后后花了快二十万，你姑姑家的大女子也是十多万。”她很坚持。

“我没法开口要彩礼，你们要多少，我把我的钱给你。”我看向母亲，母亲不说话。

我又来了一句，“你们要彩礼的话，我就不结婚了，反正我也不想结婚。”

“你怎么能不结婚呢？”母亲声音有点哽咽，泪珠掉在了洗碗槽里。

我赶紧抱住母亲，她在我的怀里哭着说：“你在上海看不见摸不着，我担心人家对你不好，你俩早点结婚把这个事定下来。”

我也哭了，安慰母亲说，“他对我挺好的，你别担心。”

受教育程度不高、温柔爱哭的母亲，在我难过时，总会用她久做体力活而健壮的胳膊紧紧抱住我，说：“妈永远相信你。”在妈妈柔软的胸怀里，我既感动又难过。

我对谎言感到愧疚，看到“拜金女”、“扶弟魔”等字眼常常联想到自己。网络上的扶弟魔讨论话题下面，永远在劝分和劝离。我是这个城市社会并不待见的物种，贫穷的家庭出身是我的原罪，我编织了一个精美圆满的谎言，蒙蔽着身边人，也麻痹着自己。

在上海，我和朋友同事谈论旅游奇遇、脱口秀的主流、HBO的新剧和城市生活的倦怠；打通家里的电话，外婆和父亲的健康状况、婆媳矛盾和经济压力一齐向我涌来，这巨浪冲破了谎言，使我在城乡文化之间不断流浪。

结婚与否并不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也不影响他对我好，这样的话，下次讲给妈妈听吧。

回家定了七天的行程，可我第二天就想走了。居住条件的猛然下降、父母忙于生计的无意忽视，以及压力巨大的暴力沟通，让我开始分外想念男友和上海的生活。

在上海的家里，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决定家居物品、家庭行程和男友的游戏时间。即使发生争吵，他也会偷偷关注我的情绪变化，并在恰当的时候释放和解信号。

我在电话里向男友倾诉回家的感慨和落寞，他安慰我，“没事儿，回家咱们细细说，还有几天就能见到你了好激动。”即使他隔离的酒店空间很小，饭菜也不好吃。

返程那天，男友早早地在停车场等待，我们从环球港、凌空SOHO旁边经过，东方明珠的灯一如既往亮起，我将回到熟悉又陌生的生活。

晚饭期间，也许是快两个月的隔离让男友有点感慨。他突然说：“疫情结束后，我们讨论一下谈婚论嫁的事情吧，见见家长，交交彩礼。我觉得还是你最好。”

感动之余，更多地是有些恐慌，我的音调不由地变高，“那你如何看待我家里人提出的彩礼问题呢，当然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的，我不接受被商品化，他们非要的话，我自己支付我的彩礼钱。”

“怎么有种青楼赎身的感觉，”他调侃我。“我对彩礼OK啊，他们也要不了多少钱。”男友的话语开始出现了变化。

我张不开口，脑子里想的是他若见到我真实的父母、我的家、我的哥嫂会作何反应。

看到我沉默，男友又说了一句，“没事没事，我今天有点心血来潮了，还是不见家长了。”

晚上睡觉前，我问他：“如果我们结婚的话，你之前说的婚前财产公证还要吗？我的财产只有工资卡里的钱。”

等了七八秒，他回复：“我和我父母、你和你父母的家庭资产情况还是要沟通一下的，知根知底比较好。”

我把手从他的胳膊上撤开，心里的巨石缓缓压上胸口，身体陷入了柔软的床，有点喘不上气。

一夜未眠，窗外的鸟不知疲惫地叫了起来。天又要亮了。

原标题：《为了“门当户对”，我向男友隐瞒了自己的贫困县出身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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