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的发现与出土——从金石学到考古时代

封泥是一种与早期印章相伴而行的衍生物，作为2000年前的遗物，封泥被重新发现和研究只有两百年的历史，而真正在博物馆中作为展品展示则是近三十年的事。

由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慰祖主持编纂团队历经六年收集、编撰而成的15册《中国古代封泥全集》日前出版。该书是目前为止资料最为丰富、体系最为周备、历史跨度最长、学术信息最为立体的封泥专题整理项目。本文节选自孙慰祖为《全集》所撰论文，系统论述了封泥的发现与出土情况。

世界上若干起源印章体系的使用现象表明，封泥是一种与早期印章相伴而行的衍生物。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阿尔帕起亚遗址发现的抑印有图形的泥团（图1）和古埃及第一王朝留下的封泥（图2）证明了这一特点。“封泥”之名出现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见于《后汉书·百官志》少府“有守宫令一人”，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就已发现的实物来看，它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始于两千多年之前；如果从文献记载推断，它的出现应当更早。

从印章的社会行用方式来看，中国的战国至魏晋处于普遍使用封泥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印章，作为凭记的基本功用在于钤抑于封泥，以实现社会设定的多种意义。南北朝以后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则是它的余绪，与钤朱用印的普遍体制已截然分驰。

中国玺印的特点是以文字作为主要表义形式。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官印有了严密的制度性规范，与官吏体制及行政活动紧密联系，因而玺印及其封泥遗存承载着多方面的史料信息。由于历史条件的眷顾，中国古代封泥特别是官印封泥被偶然地大量保存下来，其文字内涵之丰富，是世界上其他早期印章起源地区所未见的。中国古代封泥遂成为晚清金石学和当代文字学、史料学以及印学的研究对象。

图1 阿尔帕起亚遗址出土的泥团

图2 古埃及第一王朝遗物

1、晚清至近代的发现

封泥与甲骨、简牍都是近世被重新认识的古代文字遗物。与玺印相比，封泥为人们所发现并作为研究对象大约晚了一千多年。晚清至民国时代封泥的出土、收藏，大致又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道光初年到同治末年——蜀中与关中

最早进入金石家视野的是所称蜀地和关中出土的封泥。吳荣光《筠清馆金石》中摹录“刚羝右尉”等六件封泥，并在该书序言中说封泥系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所得，并记录了数量为“百余枚”。据这一系统封泥文字所含官职、地名，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所传“蜀人”发现封泥的地点，应是一处汉代郡县遗址，但蜀地后续未再有新的发现线索。

图3 《汉官私印泥封考略》陈介祺附笺题记

图3 《汉官私印泥封考略》陈介祺附笺题记

陕西发现封泥的记载，见于《汉官私印泥封考略》陈介祺手稿：“道光间关中出方泥，上有印文，下有绳穿及竹版文，识者考之为泥封，吴子苾六兄与余各得三百件，为最多”。（图3）咸丰二年（1852），刘燕庭的《长安获古编》附入的三十余件封泥也出自西安。

刘燕庭所得的封泥，约在同治年间转归陈介祺。吴式芬、陈介祺二人此后所获封泥总数，达千件以上。

这部分封泥的文字，包含了来自相当大范围内的西汉郡守、郡尉、王国相和王莽时期的子、男、附城等官爵号，各地上行的特点明显。此外，吴、陈封泥中还有一部分秦官印封泥，其品类与后来西安相家巷所出相同。主体部分则为西汉早期偏后及西汉中、晚期之物。这一内涵提示，上述封泥应出自西安某处秦、西汉至新莽的中央官署或宫殿遗址。据我对上海博物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吴式芬、陈介祺两家封泥的类别、形态研究，来自关中的应为主要部分。

这一阶段所知封泥出土地点和范围的信息模糊，蜀地与关中的具体地点已无从考知，与当时社会对封泥的认知度有关。

第二阶段：光绪初年至民国时期——以齐鲁为中心

图4 齐故城遗址位置示意图（采自《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

这一阶段，除了其他不明地点的零星发现外，大宗的出土是山东临淄一区，因而封泥文字的品类与时代也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光绪二年（1876）陈介祺获“姑幕丞印”封泥，他在致吴大澂中述及：“东土竟亦有泥封”。早期所出封泥为陈介祺、吴式芬和刘鹗等人所得。光绪二十三年，临淄城北刘家寨附近农田出土封泥一百余件，据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叙》（下简称《临淄叙》）记，齐有大小二城，小为宫城，大为国治及郡治县治，封泥所出，在临淄“大城中南区，守相县令府署固曾设置是间也”。（图4）出土处“各地联为一区，约廿亩左右，发土三尺，容可得之，多或数十数百一窖，少则三四枚不等。”他因此认为“其地当时殆为官署旧址，焚瘗牍检所遗”。这是最早关于封泥具体出土地点的一则记录。刘家寨所出封泥，先后获藏者还有陈介祺后人及郭裕之、高鸿裁、王懿荣、丁树桢、孙文澜、陈宝琛、周进、罗振玉等家。其中一部分后转归山东省立图书馆，遂由王献唐主其事，于1936年拓成《临淄封泥文字》（下简称《临淄》），辑录总数达到464件。约稍早于此年，北京大学收藏了郭裕之所获封泥170件。这是国内公立机构有规模地收藏、研究封泥的开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上海博物馆获藏周进蒐集的封泥，大部分也出自临淄。据笔者统计，这一阶段山东出土封泥，总数约在一千五百件以上，其时代包括战国、秦、汉，而以西汉早期为多。山左的一些金石收藏家竞相搜集，考释、著录的风气渐盛。

这一阶段外國考古家在内郡以外发现的封泥，成为考古学意义上的出土纪录。

图5 尼雅遗址出土佉卢文木牍上的图形印（采自《西域考古图记》）

1901年后，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了一批汉文、佉卢文木牍，伴出的西域古国图像封泥（图5）和汉字“鄯善郡尉”封泥（图6）仍留存于宽牍之中。从本编所收的图片可以看到这些封泥与前述地点所出的不同，但木牍封缄的形态仍沿循了内郡三国时代的元素而有所改变，考虑到佉卢文在当地的传播与“鄯善郡尉”的存在及其印文风格，封泥时代应在公元四世纪前后。

图 6 鄯善郡尉（采自《西域考古图记》）

图7 汉乐浪郡遗址出土点示意图（采自《西域考古图记》）

朝鲜大同江南岸土城里汉乐浪郡遗址(图7)陆续出土封泥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经1935年朝鲜古迹研究会两次发掘调查，确认了封泥的发现区域和出土状态。乐浪遗址发掘（包括采集）出土的绝大部分封泥，曾由藤田亮策作过作详细的记录和地名、官制的考释，总数达二百余件。其中如“朝鲜令印”（图8）“乐浪太守章”（图9）“乐浪大尹章”（图10 ）等时代属性明确。本编所辑乐浪出土封泥包括了日本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考古研究室所藏发掘品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原朝鲜总督府博物馆）收藏的部分以及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全部收藏。

图8 朝鲜令印

图9 乐浪太守章

图9 乐浪太守章

图9 乐浪太守章

图10 乐浪大尹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已见著录的封泥数量约3000余件。这部分传世封泥主要为晚清几位金石家所收集，后分别归藏于上海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北京大学、济南市博物馆、日本大谷大学、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其他境内外机构和个人也有数量不等的收藏。

20世纪50年代以前，有记载的大宗封泥出土显著表现为相对集中的堆积、掩埋，应是拆启封检后一个时期内相对固定的弃置地点。此种状态在后来不断发现。笔者名之为“封泥群”现象。注意到这一点，根据集中出土官印封泥的品类与文字内涵，判定一定时期行政活动状况及其上行、下行关系，从而有助于出土地点或遗址性质基本推断，这对考古学研究是有意义的。

2、考古学时代的出土

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入了古代封泥的考古发现阶段。墓葬出土的封泥成为新的记录，推进了封泥研究视野的拓展与深化。

图11 中国封泥出土地点示意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发现的封泥主要是出自墓葬，部分出于遗址的发掘清理，所获总数达700件以上，出土地点（图11）分布广泛，涉及北京（昌平）、河北（满城、定州、沧州），山西（太原、阳高），内蒙古（呼和浩特、宁城、额济纳），辽宁（凌源、抚顺、錦西、朝陽），江苏（高邮、徐州、扬州、苏州、盐城、盱眙），浙江（湖州），安徽（阜阳、凤阳、六安、蚌埠），福建（崇安），江西（南昌），山东（济南、莱西、昌乐、章丘、临淄、巨野、青州），河南（洛阳、灵宝、新乡、永城），湖北（云梦、江陵、包山、宜昌、郧县），湖南（长沙、永州、里耶、沅陵），广东（广州、五华），广西（贺县、贵县），重庆（云阳），四川（成都），云南（晋宁），陕西（西安、咸阳），甘肃（居延、定西、敦煌、天祝），新疆（民丰、尼雅），宁夏（盐池）等地；境外早期发现有朝鲜（乐浪遗址），近年发现的有越南（查乔鹅锦遗址）、蒙古国（巴彦布拉格要塞遗址）。这些封泥时代比较明确，研究信息丰富，资料发表于多种考古、文物研究刊物。其中一次出土数量较多的有：

1955年4月至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发掘队在发掘洛阳西郊汉代遗址灰坑中掘获“河南太守章”封泥等20余件。

1958年10月，山东临淄齐故城调查试掘中，于刘家寨探方汉代层出土“齐内官印”等封泥40余件。印文内涵与早期所出相同。

1957年3月至1959年5月，唐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潭州都督府印”等160余件唐代封泥。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轪侯家丞”“右尉”等封泥37件，并有“封泥匣”同时出土。三号墓亦出“軑矦家丞”以及一件“残缺不全”的封泥（图12）。后者经对文字复原，释读为“利狶”，同时又辨析发现两种不同的“轪侯家丞”（图13）。

图12 利狶

图13 轪侯家丞（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13 轪侯家丞（湖南省博物馆藏）

1977年，徐州土山汉墓调查中发现并征集“楚内官丞”等封泥22件。

1983年，广州象冈南越王墓出土“帝印”“眜”等封泥35件。

1987年，山东昌乐县东圈村西汉墓出土“菑川后府”封泥85件。

1987年10月至1988年5月，西安未央宫四号建筑遗址发掘清理出“掌牧大夫章”“臣尊”等封泥112件。封泥均为王莽时代封检所遗。

1990年以后的考古发掘中，还有几宗数量较多的重要发现：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封泥群。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出土“符离丞印”等封泥80余件。发表有王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西汉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和赵平安《对狮子山所出印章封泥的再认识》等多篇论文，讨论该墓所出印章、封泥的年代及西汉早期楚国封域等问题。由于狮子山楚王陵的年代相对明确，与马王堆汉墓、南越王墓所出一样，同为西汉早期封泥的文字、形态标准。

西安阳陵及阳陵邑封泥群。1998—2008年，陕西汉阳陵考古队发掘所获汉封泥1100余件。其中出土官印封泥保存了若干为前所未知的官名。杨武站《汉阳陵出土封泥考》文中对发掘出土封泥的年代和形态进行了论析。包括阳陵外藏坑、“罗经石”遗址、东区陪葬坑、阳陵邑遗址在内的出土封泥，笔者认为可视作一个存在联系的封泥群，外藏坑、陪葬坑的时代皆为西汉早期，具有断代标本的意义。阳陵邑封泥的年代延续较长，可至新莽时期。

马王堆汉墓、南越王墓、狮子山楚王陵、阳陵外藏坑及陪葬坑所出封泥，未经火焚，有的保存着封检，与遗址所出的性质不同。除了佐证墓主身份以外，在反映汉代葬俗及随葬物的原始封缄形态方面也具有标本价值。

徐州土山封泥群。1994年以来，徐州博物馆于土山汉墓封土（图14）中陆续清理出汉代封泥已达4500件以上。目前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部分资料已见发表。土山所出的封泥比较特殊。据笔者所见，主体部分为西汉早期遗存，少量封泥的时代延伸至新莽。根据所见封泥的文字内容，可以确定封泥随封土来自某处汉初楚国延续至新莽的官署遗址，其地当距土山不会太远。土山所获封泥不仅数量可观，涉及的品类也多。李银德《徐州出土西汉印章与封泥概述》报告了近年狮子山出土封泥、印章和土山封泥清理研究的部分成果，并提出了狮子山所出印章的性质及土山封泥时代的新论断。吕健/杜益华《土山汉墓出土封泥原生堆积地点及性质探析》对部分封泥的印文、时代及性质作了深入探讨，揭示其对于西汉楚国疆域研究的意义。西汉楚国封泥以往发现较少，根据李银德文披露，土山封泥尤以西汉早期楚国及其轄县职官为多，对于诸侯王国官制与楚国封域的研究将带来新的探讨空间。

图14 孙慰祖在土山东汉彭城王墓考察封土地貌 （2004年 摄）

西安相家巷秦封泥群。2000年4月至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工作队在西安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家巷村（图15）进行发掘清理，确认该地为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建筑遗址，出土325件封泥。在此之前的1996年底至1997年初，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该地進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封泥10000余件。目前资料尚未见公布。

相家巷一直位置图（采自《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该地早先挖掘出大批封泥多为个人收藏。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征集了部分形态较完整的封泥。此外，相家巷村封泥发现后，传邻近的六村堡乡及西安高陵区某地也发现了一些封泥，时代多同于相家巷所出，但据《新出封泥汇编》（下简称《汇编》）辑录的封泥来看，部分传高陵所出的印文风格，较相家巷所出更早。

据对多家文物考古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初步了解，该区遗址先后所出封泥约达20000件以上（含残碎）。这批秦封泥文字所涵空前丰富的职官、行政地理史料，带来了20世纪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推进契机。

进入21世纪以来的考古工作中，还有几宗出土封泥数量较多的记录，如：

2009年，陕西西安凤栖原汉墓出土“卫将长史”封泥20多件。

2010年，唐长安大明宫太液池北灰坑（图16）中出土基本完整及带有印章、墨书的残损封泥（图17）共82块。这批封泥与1957—1959年大明宫遗址所出性质相同，是唐代各州装送贡品的瓷罐上留下的缄封罐口的标志。近年传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所出封于容器上的北宋印记残泥，表明这一使用方式的持续。

图16 唐长安大明宫太液池北灰坑出土封泥地点示意图（龚国强提供）

图17 沧州之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提供）

2011年，广州五华狮雄山遗址出土“定楬丞印”“定楬之印”等50余件。

2011年，安徽蚌埠固镇县谷阳城遗址发现封泥40余件，其中字迹清晣的多为私印。

近几十年考古发掘所获封泥，时代跨度从战国中期延伸至唐代，但主体仍属秦、西汉时期。出自墓葬的数量大多仅为一至数件，超过20件的基本上属于王侯墓；遗址所出的数量则较多。这部分封泥不仅史料意义突出，同时为封泥的形态与断代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准。

一些墓葬或遗址出土的封泥虽仅一件或数件，但具有比较独特的价值，有必要在此略加进一步的申述。

图18“天帝使者”（采自《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

江苏高邮魏晋宗教法印封泥。1957年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出土“天帝使者”封泥（图18）。这是首次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早期宗教用印封泥。根据封泥的文字特征，其时代当在魏晋。这一判断与原报道所持年代判断略有不同。由此发现，串连起《封泥考略》（下简称《考略》）著录的“黄神越章”、乐浪发现的“天帝黄神□□”、湖州妙西出土的“斩鬼使者”及多字符文封泥、越南查乔—鹅锦遗址出土的“黄□（神）使者章”（图19）等一系列不同时期的宗教用印，呈现了它们的演化过程、使用范围以及流行时期。这一系统是中国古代玺印社会功能衍化的一个类型，它为晋人葛洪《抱朴子》关于“黄神越章”的记载提供了展开思考的线索。鹅锦遗址出土黄神印章也是中原汉字封泥首次在交州的发现，其文字、印式风格与同出瓦当图像风格时代属性一致，应为东晋以后之物。这是中原道家仪轨在当地传播与流行的实物证明。此前叶其峰曾撰文探讨传世“黄神越章”及相关古印的问题，提出这类古印有“西汉中后期、东汉、晋、十六国四个历史阶段的遗物”，“应从官印系统中分离出来”；并指出应定名为“符劾印”。现有的多地出土的封泥，进一步印证了他的见解。

图19“黄□（神）使者章”（ 日 山形真理子提供）

湖北江陵、荆州战国图形印封泥。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图形印封泥两件（图20），该墓年代下限约为公元前340年，即战国中期。下葬年代约稍晚二十多年的包山楚墓的陶罐上，也抑有兽形图像印记的封泥（图21）。另外，该墓中棺上所覆的丝绵衾中发现抑有“糹女”字的封泥。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封泥实物。从封泥形态和用法上看，没有发现固定封泥的装置，似是一种比较简易的形式，但使用意涵已经十分明确，显然都是作为专有凭信标记，均用于封物或交易标志之用，这为我们提供了早期图形印功能的答案，也为探讨中国玺印早期形态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图20 图形印封泥（荆州博物馆提供）

图21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陶罐及封缄器口的封泥（采自《包山楚墓》）

图21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陶罐及封缄器口的封泥（采自《包山楚墓》）

图22 崇安西汉闽越国王城遗址出土的封泥（福建博物院提供）

图22 崇安西汉闽越国王城遗址出土的封泥（福建博物院提供）

福建崇安西汉闽越国封泥。1980—1986年，福建崇安城村遗址先后发现三件类于私印的封泥（图22），其中完整的两件所反映的封检形式与中原地区相同。印文为变异的汉字，存有秦式边栏。城村遗址为闽越国王城，灭于武帝时期。两件变异汉字的封泥在城村遗址出土，是中原玺印、封泥之制和封检形式以及秦汉文化成分在闽越地区存在的一个例证。

图23“王行印”（贺县博物馆提供）

广西、广东西汉南越国封泥。1975——1976年，广西贺县高寨汉墓出土“王行印”封泥（图23），1979年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墓出土“家啬夫印”封泥（图24），与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封泥（图25）及其后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以及2011年广东五华狮雄山遗址出土封泥（图26）的文字风格一致，具有明确的特异性笔形，由此不仅确定它们时代上的相关性，而且表明诸墓葬及遗址所出封泥文字均为具有南越国特征的制式，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南越国政治、文化的区域覆盖。此前罗泊湾一号墓曾出土有字的“封泥匣”两件，这些也都表明南越国地区封检、封泥承袭着中原的秦制。狮雄山所出封泥文字排除了其为秦代遗址的可能性。

图24 “家啬夫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提供）

图25 帝印 （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提供）

图26 定褐之印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图27“陈琮言事”封泥

贵州镇宁魏晋封泥。2005年，贵州镇宁苗族自治县良田乡田脚脚遗址出土“陈琮言事”封泥（图27）。这是贵州首次发现汉字封泥。封泥形态为典型的C型，从印式与文字风格来看应为魏晋时期。这是当地存在与中原汉字文化联系的重要实证。

 图28 河泊所遗址位置示意图（刘德武 绘）

云南晋宁西汉滇国封泥。2018—2019年，云南晋宁上蒜镇河泊所遗址（图28）出土“滇国相印”（图29）及“王敞之印”（图30）“田丰私印”“荏宣”等封泥。这是云南首次考古出土汉代封泥。印文为中原官私印书法、铸刻风格，封泥形态为B1型，综合判断其时代应为西汉中期偏晚至西汉晚期。上述官私封泥的出土，揭示了河泊所滇国遗址文化属性的二元成分以及汉人族群的持续存在，同时也对我们进一步判明“滇国”的性质、与中原王朝关系及其存续时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依据。

图29 “滇国相印”

图30“王敞之印”摹本

战国至魏晋是玺印钤泥缄封方式的普遍行用时期。近几十年来，以秦汉时代遗存为主体的古代封泥实物在除西藏、青海、黑龙江、宁夏、吉林、海南以外的各省、自治区都先后有所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地点属于考古发掘的记录，为当代封泥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条件。

3、其他若干封泥群的发现

20世纪末是非考古发掘封泥出土最多而地点又比较明确的时期。受到古玺印研究和篆刻艺术创作以及封泥资料汇辑出版的影响，收藏风气活跃。此期发现、挖掘的流散品多为个人所藏，在得到及时保存、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科学信息的灭失和资料的分散。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集中出土封泥的遗址除前述西安相家巷、六村堡和传高陵某处以外，尚有以下地点发现了大宗封泥：

河南新蔡战国楚封泥群。2001年，传河南新蔡出土战国封泥数百件，主要为楚系文字，是有记录以来战国封泥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新蔡故城东周封泥的初步考察》披露了封泥发现地点，并对文字及封泥性质作出了论述。董珊《新蔡出土楚封泥释文校订》又对部分文字作了改订与新的考释。所出封泥品目不多，除了楚地名官印及与市贸征税有关印记以外，也含个别三晋、西汉初私印封泥。由于发现地点比较明确，为遗址的性质判断提供了依据，对认识战国楚封泥文字和形态特证也具有标本意义。

山东临淄西汉齐国封泥群。2003年前后，陆续见於发表的传为临淄出土的封泥，数量已超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所出的总和。品类多与早年出土的重合，主要属于汉初刘肥齐国及其属郡、县、乡官印一系。也有少量据文字可知时代上限为战国时期，下限为西汉中晚期与东汉前期。传该地部分战国齐官玺封泥的出土地点，与发现汉封泥的区域（图31）有所不同。

图31 临淄刘家寨

该地新出汉代封泥的职官、地名品目较此前也有所延伸，出现部分景帝削齐后的汉郡属官封泥。《临淄新出西汉齐国封泥研究》认为临淄封泥群在还原诸侯王国职官体系方面资料最为充分。

图32平輿古城村附近的沈国遗址

河南平輿秦汉汝南郡封泥群。2005年前后，传河南平輿古城村（图32）出土秦、西汉、东汉及魏晋封泥约数千件，尤以东汉汝南郡辖县、侯国官印文字为多。《汉汝南郡新见封泥群史征》对封泥的时代及东汉汝南郡侯国置除年代进行了考订。

这是一宗典型的内郡职官封泥遗存，据所见资料，出土封泥涵盖但未多越出汉汝南郡所辖县及在郡之侯国职官，故封泥群可以郡名名之，以明晰其特质。该地所出封泥上行性质明确，可知古城村应是秦汉时期汝南郡治遗址所在。其后该地又陆续出土少量秦官印及魏晋私印封泥，故推断该遗址应有多处不同时期的堆积。

陕西西安焦家村西汉封泥群。传该地出土西汉封泥约数百件。据马骥《西安近年封泥出土地调查》报告，出土封泥地点位于焦家村南约200米。《汇编》著录“传焦家村出土”封泥144件，含西汉太仆、少府、将作大匠、内史等中央诸卿属官印文，又有来自蜀郡严道、嘉陵道等官印封泥，或可推断该地为西汉某中央官署所在，与《考略》所辑一部分封泥的内涵相类。这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汉朝官印封泥的首次集中发现。

传近年西安未央宫遗址、华阴京师仓遗址等地亦先后发现汉代封泥，数量不明。据已知的部分资料，前者主要为西汉早期诸矦王国及汉郡、县官印封泥。其中若干王玺、郡守、郡尉印封泥的集中出现，表明出土地应是一个收受郡国上行物件的较重要的官署所在。

传陕西西安卢家口封泥出土的（马骥提供）

陕西西安卢家口村新莽封泥群。2009年，传陕西西安卢家口村（图33）出土西汉、新莽封泥约千余件。据马骥调查，出土地在未央宫前殿遗址以西数百米。

该地所出主体部分为新莽官印文字，先后见于杨广泰《汇编》及马骥《新出新莽封泥选》。封泥保存了不少为史籍未载的新莽中央、地方郡县官名和五等爵名，是迄今为止数量及品类最丰富的反映王莽官制与郡县改易的实物史料。据此，该地应为西汉末延续至新莽的某中央官署所在。笔者《新出封泥所见王莽职官新证》以及马骥《西安卢家口新莽封泥概述》两文均对卢家口封泥所见王莽中央及部、州、郡官制变易等信息作出了疏理与考订。

河南灵宝函谷关汉弘农郡封泥群。2011年前后，传河南灵宝函谷关遗址（图34）陆续出土大量秦汉封泥，数量未知。封泥出于王垛村一高坡上，尚有碎瓦、砖块散布。所出以两汉弘农郡职官及辖县官印文字为主，与古城村所出同为反映郡内行政活动为主的封泥群。许雄志/谷松章《新见汉弘农郡封泥初论》文对该地所出封泥的时代及涉及地理史料作了考析。

图34 灵宝函谷关遗址

山西夏县禹王乡秦汉封泥群。传2016年前后，山西夏县禹王乡出土一批封泥，数量不详。据所见部分封泥，含秦、西汉之物，以西汉河东郡轄县职官印文为主，其地亦当为由秦延续至西汉的郡、县官署遗址所在。本编所收传夏县禹王乡封泥中出现明确为河外郡的特设官“河外铁丞”（图35），可与《新出陶文封泥选编》辑录传六村堡所出“河外府丞”（图36）等互证秦曾置有其郡。

图35“河外铁丞”（采自《鉴印山房藏古封泥选粹》）

图36“河外府丞”（采自《新出陶文封泥选编》）

以上发现地均为遗址所在。数量上超出早期出土以及考古发掘所获。

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土和其后已公布的考古发掘所获，加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地出土的流散封泥，初步调查目前存世封泥（含残碎、同文）总数应在30000件以上。涉及的时代从战国中期起至南宋止。其中以秦、两汉封泥数量和品类最为丰富。近几十年秦汉封泥爆发式发现，与晚清及民国间出土的封泥组合为时代序列上更完整、形态品类更齐备的实物资料体系，为封泥的本体研究与史料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