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大都市｜潘裕翼：文物承载着家国记忆与民族精神

【编者按】

2022年12月21日，是上海博物馆开馆70周年的日子，70年来，这座博物馆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经历了怎样的融合与互动，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中有着怎样的责任担当？上博这座文化地标，在展现城市文化积淀、打响城市文化品牌、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座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见证和讲述着历史，更在于它为未来社会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

在上博7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爱上博物馆”专题，讲述“博物馆与大都市”、“博物馆与都市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见证历史，望见未来。 

“双鼎”捐赠人潘达于先生的长孙潘裕翼

上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古代艺术博物馆，种类繁多，藏品丰富。其中首屈一指的收藏品类则是青铜器，青铜器中又以大克鼎最为珍贵，是当之无愧的“国家宝藏”。而包括大克鼎在内的诸多国宝，它们作为文物有着非常曲折而精彩的故事，能安然展览于观众面前，靠的是无数人在背后默默地奉献与付出。

作为众多护宝家族之一的潘家，就与大克鼎、大盂鼎有着不解之缘。当年，潘达于先生果断地向上海博物馆捐献出双鼎，成为一段美谈。如今，潘达于先生的长孙潘裕翼先生，依旧与双鼎、与上博有着深度互动。

双鼎曾遭遇了怎样的颠沛流离？是什么维系着潘家门风不坠？曾经是上海进才中学北校校长的潘裕翼先生，以及潘家后代如何看待“国宝”捐赠？在采访中，潘裕翼先生与澎湃新闻记者分享了潘家与国宝之间的故事。

澎湃新闻：大盂鼎、大克鼎两件国宝是如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被保存下来的？

潘裕翼：这个故事要从我奶奶潘达于先生说起，嫁到潘家以后，她一开始并没有立即成为家中事务主导者。嫁到潘家的一两年间，她的丈夫潘承镜、公公潘祖年都相继去世，她的婆婆也在1937年故去。这个时候，我奶奶就要正式把这么多家产接过来。作为潘家的媳妇，当时也还年轻，但是打理起这么个家族，却很有章法。她当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很有魄力的事，就是给这些青铜器建档。所谓建档，就是给每个青铜器拍照片。每一件都拍了，一共拍摄了380张照片，当时的照片是玻璃的，她把这些玻璃板整齐地归置在箱子里，现在也保管在上海博物馆。

到了1937年淞沪会战后日本人打过来，一开始我奶奶跟着逃难的人逃到苏州几十里以外的光福，去了以后，她总想着这些铜器怎么办？特别两个鼎怎么办？然后她就非常果断地又赶回去了。赶回去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扔炸弹，离她家不远的地方，后来改成一个小学——明德小学就挨了个炸弹。发电厂也被炸了，全城断电。

就在那天夜里，一片漆黑中，她动员家里还留在苏州城的几位亲戚过来，让家里的木匠打了很大的木箱子，把鼎放到木箱子里，然后裹了棉毯等可以缓冲的东西，在后厢房挖了坑，把两个鼎埋下去。后来，又把挖出来的渣土铺到外面的院子里，弄整平，搞得非常妥当，日本人到家里来查的时候，真的没有发现。

1944年，埋鼎的这块地皮塌下去了，于是把鼎取出来，因为外人不知道，于是仍放在后厢房，拿一些破的棉絮、稻草等不起眼的废品掩盖，这样一直放到解放。 

潘裕翼先生伫立于大克鼎前

澎湃新闻：双鼎作为国之重器，也是潘家的家族珍宝，当年潘达于先生为何如此果断地将双鼎捐献给国家？她对国与家的思考是怎样的？

潘裕翼：这其中也是有转折的，我们很难说她把鼎埋下去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民族埋的，我想，当时她主要为了对这个家族负责，家族的东西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等解放后取出来，当时她的心情也很复杂，一方面她也经历了很多，感到凭一己之力支撑下去，难度很大。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当时解放了以后，有一种新鲜的空气，她受到大环境的感染，觉得自食其力很光荣，而不要靠祖宗的财产活下去。她当时还主动加入生产小组，要求干活，我感到她那个阶段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上个世纪，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非常明确地说过，因为她相信共产党，所以她愿意捐出这两个鼎。在她心目中，这两个鼎也不仅仅只和她的家族有关，而和我们整个国家民族休戚与共。捐出这两个鼎后，文化部除了颁发奖状，还给了两千万（旧币）的奖金，折合当时新的人民币是两千元，她一分也没留，又全捐飞机大炮了——这是当时捐助抗美援朝战场的一种通俗说法。这件事也能看出，她对国家的概念更加具体、明确。 

澎湃新闻：潘达于先生在捐出两个鼎以后，和上海博物馆还有没有更多的互动？

潘裕翼：捐出两个鼎以后，潘达于先生还在陆陆续续向上博捐赠，有青铜器，也有书画等其他东西，文革后还捐了一次，在博物馆的捐赠墙上，她的名字出现了七八次。

之所以潘达于先生愿意和上博保持这么紧密的联系，主要还是因为上海博物馆历届领导、员工都很有人情味，上博经常派工作人员去探望她；她生病了，把她送到一流的医院，给她很好的待遇和照顾。上博的很多活动，都会给她发请帖让她来参加，我现在有个小箱子，装的都是这么多年来的请帖。每次活动，她能参加都参加。后来哪怕年纪大走不动了，也会请她女儿或者别的晚辈陪她一起去，可以看得出，她很珍惜她和博物馆之间的友谊。 

澎湃新闻：潘家与文物很有渊源，但如果我们透过文物，有没有什么属于家族的内涵与精神，是深深流淌在潘家人血脉中的，不以文物等外物拥有的多寡为转移？

潘裕翼：应该说潘家开始成为一个文物大家，主要在潘祖荫那一代，他是一个大收藏家，但是要论起家风，则又可以往上再追溯很多代，而且潘家的家训，很多年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就是四个方面：孝顺、读书、积德、乐善。潘达于先生捐赠文物的时候，有一部分也和这种乐善积德的理念是分不开的，但是她将这种家训的精神内涵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如邓拓先生说的“君爱文明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

我奶奶也会经常带家里的小辈去逛博物馆，在她捐赠的鼎前拍照。她并不是夸耀自己或者家族，而是希望小辈们记住，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要多想着怎么多做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她自己也是一直以行动说话，包括我前面说她这之后依旧多次捐出文物，可以说她这种轻物质重奉献的精神对家里的每一位后辈都有耳濡目染的影响。

这种影响也延续到了我们生活与工作中的方方面面。我儿子之前被选为驻村指导员参与乡村振兴的工作，是去年3月份下乡的，要到今年12月结束。在年初刚封控的时候，他很讲原则，说他不能回来，村里人手紧缺需要他，于是就在农村帮助村委开展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吃住在农村，一待就近三个月，和他的妻子还有要参加中考的女儿分隔了三个多月。在封控期间，他看到种植户地里几十万斤的各种蔬菜要烂掉了，就到处联系帮助销售，还在互联网上做了网红，在直销平台上宣传，把菜基本都卖出去了，大大减少了农户的损失。我也表扬他了，说如果你太奶奶在，也一定会很高兴的，你延续了潘家的家风。农民后来还送他锦旗，他也给我看了，我跟他说，潘家几代人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走进农村去解决农户的困难，这样的善心善举，丝毫也不亚于当年你太奶奶对于文物的保护，虽然对象不同，但是奉献、大爱的精神是殊途同归的。 

澎湃新闻：家有传承，国亦如是。2021年，双鼎17年后在上海再次合体，比起上一次，这一次两件国之重器的同时亮相，您有什么感触？

潘裕翼：鼎在中华文化中一直是很重要的象征。最初，它可能只是陶土做的，功能也相对简单，就是生活中的烧水做饭用的工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铸造逐渐变得精细复杂，变成了青铜器，变成了荣誉、权力的象征，逐渐由具象变为抽象，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符号。

但其实到了今天，我们也希望把文物精神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文博系统的从业者们也一直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能让文物活起来，真的走进大众心里。2004年，那次双鼎会，我也参加了，作为家族的代表发了言。这一次，在国家不断推动文物相关知识普及的大背景下，央视先前也拍摄了《国家宝藏》等一系列节目，真的让老中青无论哪一代人，都对文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对于文物的热情和兴趣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其实我觉得《国家宝藏》的导演于蕾也讲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她认为这样的活动是向我们的民族致意。去年的双鼎会，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学生，很多都积极要求来看一看，我想他们想看的，不仅是两件铸造磅礴、纹饰精美的鼎，更是一种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民族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复兴、走向强盛的认知和憧憬。 

潘裕翼先生在“上海博物馆文物捐赠者名录”的墙上找到奶奶潘达于的名字。

澎湃新闻：从录制《国家宝藏》开始，看到您一直致力于文物的推广和宣传，能说说这方面的工作吗？对未来又有什么期待？

潘裕翼：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和上一次双鼎会不同的地方。上一次我还没退休，所以顾不上做很多其他工作。《国家宝藏》摄制回来以后，我马上就和上海博物馆领导做了很多交流，上博也到我原来的学校，建立了长期的馆校合作。另外我还在做PBL（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师培训项目。教师培训项目里边有两方面和场馆有关。一个就是我们用项目化的学习方式去推动场馆学习，让学生有更多的体验和对历史精华更好地吸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邀请博物馆里陶瓷部、书画部的专家志愿到学校进行线下教学，或者线上连线，进行专业知识讲解。我们强调，学生要学会像专家那样思考，让他们以博物馆专家的眼光和思路去观察和探索，这样，他们确实能从各类场馆中学到更多东西。

未来，我也希望上博的专业人员继续不断进行专业研究，其实现在有的研究真的很深入了，我记得一个上博的研究人员在进才北校讲大克鼎的故事，讲到铭文体现西周井田制的下坡路，当时也让我很涨见识。还有就是有了研究成果以后，要及时普及给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强馆校合作，举行一些科普课程，办一些夏令营，还有就是利用“云展览”等，让更多的人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更好地了解属于我们的国之重器、文化瑰宝。 

澎湃新闻：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潘裕翼：其实，不仅是学生，甚至是老师，对文物的感触都是很深的。在教师培训过程当中，有的老师听说我在《国家宝藏》里面做过节目，会很激动地跑过来找，甚至于都哭了。我在上博参观的时候，有时候一些参观者会把我认出来，也会很激动地过来和我打招呼合影等。我觉得，他们是出于尊重文物，同时尊重保护文物、研究宣传文物的人，但这些现象也体现出现在文物在大家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分量越来越重，这也是让我格外高兴和感动的，我们国家与民族的精神，也一定会随着这些文物，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