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朗事件反思：中国如何应对次要战略方向上的挑战（下）

【编者按】

2018年4月27日至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东湖宾馆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达成了高度共识：良好的中印关系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积极因素。这意味着，在洞朗事件爆发即将满一周年之际，中印关系已经走向全面缓和。

但全面反思仍是必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叶海林先生于文本中指出，洞朗事件向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研究界提出了一个此前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即在国际体系进行深刻调整、国际秩序面临重大变化的当今，中国作为崛起国应当如何应对来自次要战略方向的挑战。对崛起国而言，次要方向尽管并不主导战略全局，却绝非可以忽视，否则也将影响崛起进程。

叶海林先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崛起进程中不但会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受到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压制，在次要战略方向上也将遭遇其他崛起国以及地区强国的挑战。而印度所在的南亚区域正是中国崛起的次要战略方向，印度正是中国在这一方向的主要挑战者。

基于这一认知框架，叶海林先生强调，中国在应对诸如洞朗事件这样的次要战略方向挑战时需要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局。但过度担忧这种风险将导致两种思维误区：一是战略决心不足，过度夸大风险，致心态消极、行为被动；二是战略期待过高，过度估计可能的收益，采取不必要的妥协策略，致对手获得优势，反复动用讹诈手段侵蚀中国的威信和利益。

本文原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经授权转载。略去注释，标题有改动，正文有简化，分上下两部分刊出。以下是下半部分。

三、西南方向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地位

在讨论中国崛起的周边战略时，对中国战略方向选择的分析非常必要。因为尽管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东亚国家，然而作为一个国土西至帕米尔高原、西南至喜马拉雅山的亚洲大国，地缘政治概念上的东亚并不足以涵盖中国及其周边区域。某种意义上，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理和地缘意义上的大陆。

战略方向本来是一个军事概念，指“遂行作战任务并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方向，通常指具有一定战略纵深和幅度的空间范围”。“按照战略行动类型，可分为战略进攻方向和战略防御方向；按照重要性，可分为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在这里我们借鉴军事理论中狭义的战略方向概念，将其引入到宏观战略的分析中。

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不可能同时在所有战略方向上采取齐头并进的政策，确定主要战略方向并集中优势资源在这一方向上取得突破，不但是一般的军事战略常识，也符合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按具有整体性的次区域标准划分，中国周边依次是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西太平洋方向、南亚次大陆的西南方向和中亚俄罗斯的北方方向。

东北亚黄海方向、东海日本方向、台湾海峡方向、南海方向共同构成了中国周边战略的主要方向——西太平洋方向。这一判断有如下三个理由：

第一，瑷珲-腾冲线以东以南区域与上述四个区域连接，而中国自然地理的第三级台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区域，乃国运之所系，其重要性非西北西南可比。自中国19世纪后半叶被迫参与全球国际体系以来，这里就是决定中国兴衰荣辱的外部力量的来向。改革开放以后，海上通道又成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接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桥梁，与海外伙伴的经济往来则成为中国累积财富的主要方式。

第二，上述四个区域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其态势相互影响，区域行为体相互作用，具有强相关性。这四个区域中的行为体综合国力均在中国之下，均对中国崛起怀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其平衡、对冲中国海上维权行动的方式具有明显的相互学习特征。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这四个方向上影响中国安全与利益的最关键因素均非区域成员，而是西太平洋地区安全秩序的维护者美国。不论是在朝鲜半岛、南海，还是中日和台海关系，美国都是中国安全焦虑的根本来源。

中国应对来自上述四个方向的安全挑战，实际上就是应对美国及其联盟体系的挑战。如果中国无法抵御住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从海上方向施加的压力，中国的崛起努力便会付之东流。倘若中国不但抵御住了美国的压力，并且在海上方向针对美国的联盟体系取得了突破，则可以判定中国的崛起取得了至关重要的阶段性胜利。因此，由四个存在联动关系的海上方向构成的西太平洋战略方向是中国崛起的主要战略方向。

相形之下，在中国的北方战略方向，由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存在以及俄罗斯对中亚的强大影响力，中国在这一地区并不面临重大的传统安全威胁。推行以中俄战略合作为核心内容的地缘战略，再辅之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安全战略和致力于对接欧亚经济联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足以保证中国在这一战略方向的安全和利益。在中国的三大战略方向中，北方方向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都将是最为稳定的，并不需要中国在这一方向投入过多战略资源。

印度所在的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是中国的西南战略方向，这一方向是中国崛起的次要方向。其理由如下：

第一，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不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风险来源，这一地区远离中国的核心区域，历史上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强盛产生过决定性影响。中国与南亚地区间隔着天然的地理屏障喜玛拉雅山，山北是中国自然地理的第三级青藏高原，雪山高原使得中国获得了相对于南亚邻国更广阔的战略纵深。但基于同样理由，中国对南亚地区施加影响力的难度也相应增大。因此，中国在这一方向上的战略一直是防御性的，战略目标是以有限投入确保领土安全。实际上，除非中国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和印度的领土纠纷、采取进攻性策略，否则在这一方向上就会始终采取着眼于节约成本的防御原则。

第二，南亚和印度洋方向既不制约“一带一路”的实现，也无法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关键外部支持。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就位于南亚地区，作为中国周边经济合作规划重要组成部分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也着眼于南亚次大陆孟加拉湾的互联互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就由此扼住了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扩展的咽喉。

“一带一路”并不仅仅是从中国到欧洲的连续通道，还包括很多分布在这两个广大地域上的点（港口）、面（产业园区）和线段（通道），每个具体项目并不互为成功条件。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部分取决于中国经济要素的海外布局能否成功，但是并不取决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否能够绵延到欧洲、非洲和大洋洲并保持畅通。衡量“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标准应该是“一带一路”框架内各个项目的实施状况，而不是“一带一路”的整体联通性。

至于南亚地区的经济成长潜力及其海外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价值则是一个经常被过度强调的因素。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长期性仍存在争议，无论如何都不能用一个财政年度、几个季度甚至月度的经济数据来证明印度经济增长必然具有长期性，或者未来一定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第三，印度洋海上通道对中国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制约能力。不少学者因为印度洋航道在全球海上通道（SLOCs）中的突出地位以及该地区的丰富能源而将这一地区定性为未来甚至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关键地域，即“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也断言印度洋对于全球海上通道具有决定性意义。

对这些说法都可以提出质疑。卡普兰之所以认为“中国面临地缘政治挑战，21世纪的中国是不完整的，而且充满潜在危险”，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中国穿越印度洋的海上通道非常脆弱。全球海上通道作为至关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对以工业品输出为经济增长主要方式的中国来说的确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可以由此获得针对中国的巨大优势。印度和中国在陆地上存在漫长的争端边界，两国的接壤制约了印度凭借其更接近印度洋海上通道而对中国进行封锁的能力，这是印度战略界不可能意识不到的现实。而美国如果想要封闭中国的海上通道，南中国海显然更加适合。不但如此，还要看到这种战略封锁只有在世界大战或者重大局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中国的“一带一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推行下去，那么讨论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封闭对“一带一路”的遏制作用就失去了意义。

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为南亚-印度洋地区至少在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崛起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周边战略中的西南方向是中国的次要战略方向。

四、洞朗事件后印度对华认知和策略的调整及其原因

明确以南亚-印度洋地区为指向的西南方向为中国的次要战略方向，是分析印度以及本地区其他国家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会产生何种影响、发挥何种作用的前提。中国的南亚政策需要服从中国整体对外战略，要在大战略背景下统筹考虑，以确立具有政策约束性的指导原则。南亚国家的对华策略应该被置于中国崛起次要方向上的机遇与挑战的定位上来分析和研判。

接下来，笔者将在上述前提下分析洞朗事件印度的对华认知和策略调整，并将之作为崛起国在次要方向遭遇挑战的案例。

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看，印度是南亚地区唯一一个可以被称为强国、并有希望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印度一家独大是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的南亚地缘政治的基本结构。印度以其庞大的人口、巨大的市场潜力、远超过南亚其他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当仁不让地居于南亚地缘结构的核心，是这一地区的最主要行为体。不仅中国将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作为南亚地缘战略的核心问题，所有其他世界大国也同样如此。印度在任何区域外国家的南亚战略布局中都居于中心位置。

那么，印度到底是西南这一次要战略方向的主要合作者，还是主要挑战者？对这一问题的研判是中国确定次要方向的战略投入与对印策略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国内很多研究是建立在期待印度与中国形成合作关系而非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印度和印度裔学者大多对中印合作的前景持悲观和消极态度。他们的研究秉持鲜明的现实主义传统，基于中印的竞争性关系提出了诸多制衡中国的政策主张。

洞朗事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走向的分水岭。印度对华认知在洞朗事件后明显转向负面，态度更加强硬，手段也更加激进。

双边关系上，印度政府不但决定耗费巨资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增派兵力、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摆出和中国在边境进行军备和基建竞赛的态势。此外，印度还加强了对中国的抵边飞行侦查。2017 年1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张水利证实，一架属于印度军方的无人飞行器侵入中方领空并坠毁。

在地区事务上，印度明确了排斥中国的目标。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声称不允许印度邻国“漂向中国”（drift away to China），公开干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内政。在国际层面，印度欢迎美国推出的“印太”概念，大力推动“向东行动政策”，向中国传递了明确的对抗性信息。最为严重的挑衅是在2018 年2月15 日中国农历除夕，莫迪访问了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这是莫迪担任总理以来第二次前往伪“阿邦”，他还公开宣称将有更多的印度中央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定期前往。

虽然在洞朗对峙中，印度官方多次强调愿意和中国保持合作，但是洞朗事件后印度采取的一系列举动明确表明印度的对华政策已经从2015年的寄希望一揽子解决问题，经2016年和2017年的“问题外交”，过渡到企图通过运用军事和外交能力在与中国的对抗中迫使中国做出让步，并削弱中国在南亚的地区影响力。这种对华策略意味着印度已经在心理上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

洞朗事件后，中方多次呼吁：“中印是重要邻国，当前双方都正处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两国理应加强战略沟通，消除战略疑虑，开展战略合作。我们敦促印方按照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精神，多做有利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不要做任何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事，要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两国间事务，推动中印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但随后的事态表明，中国的期待并没有获得印度的回应。

印度之所以在洞朗事件后对华态度更加强硬、挑战姿态更加明显、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连续挑衅，除了双边关系中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彼此的战略定位存在冲突以外，至少还与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印度对中印两国迅速解决边界问题的期待没能实现，在印度看来这意味着获得与中国对等地位的心愿没有被满足，因此对中印关系的整体状态感到不满。很大程度上，洞朗事件就是印度在发泄这种不满情绪以及试探中国对印政策的底线。

早在洞朗事件爆发前，印度就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对华负面情绪。印度前外交秘书萨仁山（Shyam Saran）指出：“在中国看来，中印关系的战略和全球价值正在下降，双边事务重新变得突出。在最近的中印互动中，中国的学者建议印度承认双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改变并且接受两国‘不平等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国从增强自身在中印关系中地位的角度出发，不再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属于当务之急。”

洞朗事件后，印度并没有改变对中印关系走势不满的心态。前《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记者伯蒂勒·林特纳（Bertil Lintner）就声称：“保持边界争端能够更多地满足中方的重要利益，因此中国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希望找到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但是由于中印间巨大的贸易额，两国不太可能发生1962年式的战争。只要让边界争端处于中方的掌控之中，就可以借此对不丹施加影响力，或者对印拒绝加入‘一带一路’表达不满。中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外交关系，但是这种方式并不遵循一般模式或者国际承认的规范和准则。”

第二，在洞朗事件发生后，由于中国的克制，印度并没有为自己的情绪发泄和试探举动付出代价，这进一步激励了印度的对华示强心态。

需要注意的是，中印两国对洞朗事件结果的理解并未遵循同样的损益判断标准。中国认为洞朗事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避免了武装冲突，而印度则认为对中国施工作业的干预取得了成功。双方对博弈结果的不同理解是建立在双方政策期待的差异的基础上，在这种心理差异的作用下，印度并不会像中国期待的那样努力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印度随后采取的举动表明，印度是将其在洞朗事件中使用的手法当做了可以复制、至少是可以借鉴的经验。

第三，受到美国推出“印太”概念的激励，印度强化了与美国合作制衡中国的信念。

特朗普在2017 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大谈“印太”概念的战略意义，渲染“印太地区正在上演自由和压迫这两种理念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表示“欢迎印度作为世界大国以及强大的战略和防务合作伙伴的崛起，将致力于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

“印太”概念被美国重新包装并公开阐述后，印度明显强化了与美国的协调。萨仁山认为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于印度来说是一个机会，他说：“如果两个主要的经济大国爆发贸易战，并且导致安全领域的紧张态势，中国在压力之下可能会对印度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应该做好准备，将这些机会作为杠杆推动地缘政治的变化。”印度前总理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表示：“印度追求国家利益所依托的环境正在日益复杂化，亚太地区的复杂形势给了印度一个机会去选择伙伴以及协作者，我们可以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与它们共事。”

在很大程度上，印度是将机会用来和中国竞争甚至对抗。在2018年1月举行，出席者包括美日印澳四国军方代表的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中，印度海军参谋长苏尼勒·兰巴（Sunil Lanba）公开质疑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他声称：“虽然我们被告知中国海军不会（在印度洋）寻求永久驻扎，但中国正在开发的港口和基础设施根本没有经济合理性。”

需要注意到，在促使印度加速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三个因素当中，美国“印太”概念的推出和落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影响中印关系的第三方因素，美国版“印太”概念的提出获得了印度的热烈反应。这证明了随着主导国对崛起国戒备心理的加深，崛起国周边地区在主导国针对崛起国的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也会随之提升。相应地，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的策略选择对崛起国国际威信与战略利益的影响亦将呈上升态势。其重要性和关键性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崛起国应对次要战略方向的策略得失就可能产生影响全局的后果。

五、中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遭遇的困境与破解

现阶段，印度已经成为中国在西南战略方向的主要挑战者而非合作者。实际上，考虑到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明显优势地位，印度也是中国在这一次要战略方向上的唯一挑战者。能否妥善应对来自印度的挑战，是中国西南方向战略成败得失的主要衡量标准。

那么，中国作为崛起国应该如何应对次要战略方向的挑战呢？在这一过程中，最可能的战略风险是什么？又应该如何管控？

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整体态势稳定，避免付出过大成本和精力，防止资源配置失焦，以免影响应对主要战略方向的压力及追求主要战略方向的目标。崛起国在应对次要方向的挑战时，既要考虑到问题本身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也要从整体战略的角度思考具体策略的宏观后果。

以维持整体态势稳定为目标的辅助性战略，首先需要避免的错误是完全改变稳定的整体态势。这具体表现为缺乏战略忍耐力，为次要方向上挑战者在一时一事上的活动所刺激，贸然改变对整体战略态势的判断，结果是，或者失去战略重心、两线出击，或者变次要为主要、求一时之功。这种冒进不只是犯下了在次要方向上的战略错误，也是在对外战略的基本判断上犯下了错误。

国际关系史和军事史反复证明，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试图同时在两个以上的战略方向上寻求突破的国家都遭遇了惨重失败，导致国家崛起进程的中断。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1890 年后的德国、20 世纪30年代的日本，都是因为没有始终遵循在主要战略方向上集中主要力量的原则，在一个战略对手的威胁还没有被消除的情况下就贸然转变国家战略方向，试图取得决定性成果，结果遭到了惨重失败。

如前文所述，德国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东线策略混淆了主要和次要作战方向的差别。在对俄方向上手段与目标明显不匹配，最终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实际上，自17世纪中期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订立，确立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以来，唯一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并且取得了战争最终胜利的大国只有二战中的美国。而当时的美国已经不能被视为崛起中的大国了。

尽管在21世纪，基于核威慑以及经济相互依存，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在崛起国与主导国和其他区域强国竞逐博弈的过程中，“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战略原则依然适用。就连当前国际体系的主导国美国目前也没有能力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拥有制胜的绝对优势。近十年的国际关系实践证明，美国未能在国际体系出现重大转变、地区力量中心纷纷兴起的情况下，同时确保中东、欧洲和亚太霸权的稳定。考虑到主导国和崛起国客观存在的力量差距，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国更不可能同时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取得突破。

尽管必须高度强调主次不分、两线作战的风险，然而这决不是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可能犯下的唯一错误。虽然上述错误在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最为引人注目，但另外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同样应该引起警惕。这就是，因为主观上过于担心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而导致策略失当。考虑到中国的外交传统和当前的对外战略，这一风险或许更加值得关注。

崛起国由于试图避免两线作战而措置失当，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战略决心不足导致战略畏缩，过度夸大战略风险，乃至于在次要战略方向上消极被动、采取回避行动，最终造成利益损失，或者用很高的成本换来明显不相称的收益。造成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决心不足的原因，可能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04—1980）所列举的国家在博弈时常犯的一种错误，即崛起国过高估计了次要战略对手的力量和决心，认为对手有可能不顾一切地对自己发起冲击。特别是在得到体系主导国的怂恿和支持的情况下，对手的决心和力量都将进一步强化。因此有必要不断安抚对手，维持次要方向的稳定。

在次要战略方向上战略决心不足几乎是崛起国的一种“天然”倾向，因为国家通常会因为缺乏实力而缺少决心。但是，这种倾向并不是绝对无法克服的。如果能够认清次要方向上主要战略对手的真实意图和力量上限，崛起国有可能通过针对性地力量调整实现双边力量平衡。毕竟，相对于次要方向的对手崛起国的实力明显占优，在不给主要战略方向造成过大压力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建立起与次要对手之间的平衡。实际上，加大在次要方向的力量投入对于崛起国来说相对容易。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克服对对抗后果不可控制的担忧。

崛起国在整体实力占优、更具资源潜力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容易战略决心不足？关键原因通常在于，崛起国担心主导国利用崛起国和次要方向挑战者之间的矛盾从中获益：要么是趁机在崛起国的主要战略方向上施加更大压力，要么是将次要方向的挑战者纳入自身的联盟体系，形成对崛起国的战略包围。这种风险在理论上确实存在，在实践中也为美国和印度在洞朗事件前后的互动所证实。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和崛起国在次要方向上主要对手之间实现战略协调甚至缔结战略同盟的前景会极大地抑制崛起国在次要方向上与挑战者对抗的决心，在主导国从主要战略方向上向崛起国施加了强大压力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崛起国另一种可能的对策失当是预期过高导致的战略冒进。为获得预想中的利益，崛起国对挑战者和竞争对手会采取不必要的拉拢策略，导致次要方向的对手获得不应有的博弈优势。崛起国有可能过度估计次要战略方向上主要国家的价值，试图争取后者与自身战略对接，以满足自身主导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地缘经济规划。出于这一目标，崛起国可能会认为自身的整体力量优势足以对次要方向的竞争对手产生足够的战略压力，迫使对手不敢突破崛起国划定的“红线”，只能选择与崛起国合作。崛起国往往对自身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特别是在经济利益的能力过度自信。然而，这种自信并不是建立在对次要挑战者政策的实际效果基础上，具有很强的主观期待色彩，极容易被对手利用、敲诈，甚至是反复敲诈。

在中印关系上，一段时间以来，印度不断口头释放中印合作的良好意愿，同时又不断采取挑衅动作，表现出强烈的讹诈战术色彩。印度之所以采取这种看似矛盾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笃信，即使在洞朗事件后，中国也仍然愿意争取印度支持中国的区域合作倡议。

崛起国上述两种思维误区的外在表现都是企图通过向挑战者提供利益以实现维持次要方向战略稳定的目的。但前者是对冲突的后果过于悲观，属于缺乏自信的表现；后者则是对自身的影响力过于乐观、战略期待过高，属于自信膨胀的表现。不论是过度安抚还是过度争取，共同的风险在于，安抚或者争取都可能无法达到目的，甚至成为挑战者进一步索求和讹诈的刺激因素。崛起国被次要对手反复讹诈，不仅会造成实际的周边利益损失，而且会导致自身在周边的信用和威慑降低，从而影响崛起进程。

除此之外，中国还要看到，如果挑战者在国际体系主导国的挑唆下自信过于膨胀，有可能导致其更加偏爱冒险策略，从而迫使崛起国在底线被不断冲击时不得不采取强力手段，使得本来力图避免的两线作战的局面反而更加容易出现。

崛起国如何才能规避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因为战略决心不足或者战略期待过高而产生的政策风险呢？崛起国应认识到，在与次要方向的主要挑战者的博弈中，决定战略成败的关键并不是选择威压或者怀柔，而是选择不同手段的时机是否得当。手段是否得当的关键判断依据则是对双方可用力量对比的精确计算。

首先，崛起国需要正确判断，次要战略方向与主要战略方向相互作用的关联程度。做出这一判断需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次要方向的挑战者可能给崛起国造成的最大伤害是否足以导致崛起国的崛起进程遭遇严重挫折；第二，在次要方向上崛起国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否足以为崛起国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关键任务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持；第三是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联动可能性。虽然国际体系的主导国愿意看到崛起国次要方向的挑战者向崛起国发难，但主导国是否有决心切实配合和支持，坐壁上观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上述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崛起国是否有必要采取果断手段回击直至粉碎对手的挑战。

其次，崛起国需要正确判断，次要战略方向的主要挑战者对自身发起挑战的真实意图和双方矛盾的性质。做出这一判断需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挑战者是希望用挑衅行动直接迫使崛起国在遭遇挑衅的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还是在实施交换策略，寄希望于挑衅时提出的要求被拒绝后向崛起国索取其他方面的补偿；第二，挑战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冒双边关系严重受损的风险，有没有做好崛起国调整对外战略布局甚至改变战略方向的主次顺序、以主要力量向挑战者施压的准备。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崛起国是否有必要对挑战者进行安抚。以及如果无法安抚，是尽量冷处理挑战者的挑衅行为、保持战略忍耐，还是以短促激烈的手段迫使挑战者付出沉重代价。

最后，崛起国还需要正确判断，在次要战略方向上与主要挑战者之间力量投入对比的变化。在判断中，除了需要对双方的力量对比趋势有清醒认知以外，还必须注意到国家的不同战略方向尽管重要性不同，但均需投入并耗费一定的战略资源。因此在计算力量对比时不能将博弈双方的全部力量作为计量参数直接使用，而只能以双方在各自整体战略框架中所能投入的最大力量为参数。

崛起国应在上述判断基础上，重视实力分配、能力运用和决心贯彻三个因素的相互支撑。以实力为依托、敢于并善于运用实力优势，综合运用威慑与合作两种策略有效制衡挑战者，打消挑战者利用有利国际形势弥补实力差距、寻求超越其实力与能力范围的收益的企图，确保次要战略方向上的稳定态势。（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原题：“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略去注释，正文有一定简化，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后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