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朗事件反思：中国如何应对次要战略方向上的挑战（上）

【编者按】

2018年4月27日至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东湖宾馆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达成了高度共识：良好的中印关系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积极因素。这意味着，在洞朗事件爆发即将满一周年之际，中印关系已经走向全面缓和。

但全面反思仍是必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叶海林先生于文本中指出，洞朗事件向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研究界提出了一个此前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即在国际体系进行深刻调整、国际秩序面临重大变化的当今，中国作为崛起国应当如何应对来自次要战略方向的挑战。对崛起国而言，次要方向尽管并不主导战略全局，却绝非可以忽视，否则也将影响崛起进程。

叶海林先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崛起进程中不但会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受到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压制，在次要战略方向上也将遭遇其他崛起国以及地区强国的挑战。而印度所在的南亚区域正是中国崛起的次要战略方向，印度正是中国在这一方向的主要挑战者。

基于这一认知框架，叶海林先生强调，中国在应对诸如洞朗事件这样的次要战略方向挑战时需要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局。但过度担忧这种风险将导致两种思维误区：一是战略决心不足，过度夸大风险，致心态消极、行为被动；二是战略期待过高，过度估计可能的收益，采取不必要的妥协策略，致对手获得优势，反复动用讹诈手段侵蚀中国的威信和利益。

本文原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经授权转载。略去注释，标题有改动，正文有简化，分上下两部分刊出。以下是上半部分。

2017 年5 月，中国施工人员开始在中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靠近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的洞朗地区进行边境公路建设，并通过中印边境会晤机制向印度通报。6 月18 日，印度300 多名边防人员携带两台工程机械、数十支枪械越境进入中国领土，阻挠中国施工人员作业，酿成了洞朗事件。直到2017 年8 月28日金砖集团厦门峰会召开前，双方对峙人员才脱离接触。洞朗事件是三十年来中印两国最严重的边界对峙，也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上台以来中印关系走势的分水岭。

经过中印两国的外交努力，洞朗事件最终得到了妥善处理，双方前线态势恢复原状。但是洞朗事件后，印度对中国的心态和策略出现了明显变化，这迫使中国重新思考中印双边关系的性质、状态以及发展趋势。洞朗事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也成为中国南亚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然而就理论和政策价值而言，对这一事件后续影响的分析研究不应该局限在中印双边关系和南亚地区研究的范畴内，而应当置于大国崛起的宏观研究范式中。

洞朗事件后的中印互动及双边关系走势向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研究界提出了一个此前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即在国际体系进行深刻调整、国际秩序面临重大变化的当今，中国作为崛起国应当如何应对来自次要战略方向的挑战。对于崛起国而言，次要方向尽管并不主导战略全局，却绝非可以忽视，否则也将影响崛起进程。

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一核心问题，并以洞朗事件后的印度对华挑战作为案例。

一、理论和历史教训

任何大国的崛起都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各个对外方向，因而要求崛起国的对外战略必须全面统筹布局。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认识到了战略的实质是如何分配力量。汉朝经学家桓谭（约公元前23年—约公元56年）将战略类比于围棋：“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坐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

按照桓谭的理论，优先的战略要着眼全局，“远棋疏张，置以会围”；中等水平的战略着眼于兵形险要之处，以“争便求利”，胜负如何取决于战术对抗；水平低劣的战略则只知道“守边隅”，只能“自生于小地”。

由此可见，国家在空间范围内对配置自身力量、确定正确的战略方向对于国家前途和民族运势具有近乎决定性的影响。正确的战略布局和策略应用，在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看来意味着“集中兵力”，在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1970）看来则要求“迫使敌人分散其实力”。

历代战略学家都非常重视如何在主要方向上集中主要力量，将之作为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同时也十分关注次要方向的战略制定与运用。

法国军事统帅和战略家福熙（Ferdinand Foch，1851— 1929）认为，战略是“把所有资源倾注于某一时机、某一地点的艺术”，不能“让其中某个部分只起某些死板的不变的作用”。将军事上的指导原则应用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上，意味着国家在高度关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策略及其实施的同时，也要关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态势和对策，争取形成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的良性互动；应当以次要战略方向的成果服务于主要战略方向上的目标，避免因为策略失误导致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陷入不必要的困境，影响主要战略方向的形势。

就历史经验看，崛起国因为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应对策略有误导致崛起遇挫甚至中断的案例并不罕见，由于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采取富有远见的策略从而显著促进崛起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德国的遭遇警示了国家在次要方向上策略选择不当的后果。1890 年起，德国的外交决策者笃信“由于英国同大陆两翼国家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德国在对外政策上可以自由行动，待机行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德国的主要对外战略。尽管德国的对外战略始终将西线的法国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但是在实践中德国却四面出击，不但混淆了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而且即使在意识到错误后也没有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采取有效的弥补手段。

德国以抑制法国为主要战略目标，以西线为主要作战方向，为此就必须在西线集中最大规模的兵力。因此德国在战略上应该努力在东线争取沙皇的同情和支持，尽量避免在东线留置过多兵力、影响西线的攻击力。但1893年秋天，德国总理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1831 —1899）置此前德国为争取俄国倾注的大量努力于不顾，在国内企业界的压力下对沙皇俄国发动了力度空前的关税战。这一举动引发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和外交后果，促使沙皇俄国下决心寻求和法国结盟。在德俄关税战爆发之后仅仅数月，法俄两国便于1893 年12月27日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

当战争不可避免且德国无法寄望沙皇俄国保持中立时，德国政府还在东普鲁士容克地主集团的压力下于东线留驻了相当规模的兵力，并在战争爆发后增加到了15万人。虽然德军在1914年8月的坦能堡会战中击败了俄军，但东线的军事行动原本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加以避免的，其对德国主要战略方向的干扰是在次要方向取得的战术胜利所无法弥补的。会战不但“并未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而且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评价的那样：“由于俄军入侵到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抽走了两个军，这至少是帮助法军在马恩河畔获得了复苏的机会。”德军没有在战争初期迅速击败法国的后果则是之后漫长的阵地战以及最终的失败。

次要战略方向上的行动对主要战略方向产生积极效果的案例同样不少，中国战国时期秦国对巴蜀的经略可以被看作是其中的代表。战国时期，秦国在崛起过程中首先遭遇的是邻近的强魏。在秦国争霸战争的前期，主要作战对手就是中原的魏国。公元前340年（周显王二十九年），秦国在魏国遭遇马陵之败后大举攻魏。此后的110年中，秦国先后攻灭赵、韩、魏、楚、燕和齐六国完成统一。崤山函谷关通道在秦国崛起之前，是秦国的主要威胁来源方向；在争霸过程中，则是秦国建立霸业的主要出击方向，秦的崛起和争霸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完成统一的“关中模式”。

然而考察历史却会发现，在秦国崛起的早期阶段，其扩展并没有始终沿着崤函通道这一主要战略方向不断投入力量与主要对手展开直接对抗。公元前338年至328（即周显王二十九年到四十一年），秦军连续四次对魏取得胜利，原来的头号强国魏国遭受重大损失。山东诸国均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巨大威胁，采取“合纵”战略，试图沿崤函通道遏制秦国对中原的征伐，多次组织联军试图扣函谷关入秦。

在这一时期，秦国在正确选择战略主次方向及应对策略的基础上成功破解了“合纵”战略，缓解了自身的崛起困境。面对山东诸国以连横遏制强秦的态势，秦国暂缓向中原进攻，按照大将司马错的建议向蜀地扩展，开辟了崛起道路的第二个战略方向。

司马错在比较是继续沿主要战略方向攻击韩国还是开拓新的作战方向夺取巴蜀这两条策略的优劣时指出：“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另一位将军张仪则认为：“今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反对司马错意见的张仪和司马错在秦国崛起的战略方向上的分歧实质是直接路线战略和间接路线战略的论争。

秦国最终选择向巴蜀地区进行扩展，暂时避开主要战略方向上的中原诸强。公元前316年（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以司马错、张仪等为将，率兵攻取巴蜀两地。

在具体的策略上，秦军以威慑和安抚为主、征伐为辅。在阵斩蜀王俘获巴王后，秦国以蜀王子弟为蜀侯，巴王为新设巴郡之君长。这种策略与秦军在中原征伐中嗜杀伐重威吓的作风形成了对照，表明秦在开辟次要战略方向时的主要意图在于收取民心。秦国伐蜀的成果正如司马错所预言的那样，“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清初学者顾祖禹（1631—1692）对此的评价是“秦欲兼诸侯，则先并蜀，并蜀而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从后来秦国攻灭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秦先伐巴蜀、恩威并施、立德为主的策略对秦国取得天下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堪称次要方向经略支撑主要战略方向目标的典范。

从上述正向及负向历史案例可以看出，次要战略方向的确定与策略应用可能会对大国的崛起产生关键性影响。如果德国能够保持其次要方向政策的连贯性，通过拉拢和威慑策略稳住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避免德俄关系恶化，或者避免为保护东普鲁士而减少主要战略方向的兵力投入，在全局高度做到“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如果战国时期秦国在没有打破合纵之前按照张仪的策略继续沿主要战略方向对韩、魏保持攻势，直接挑战中原诸强，集中全部力量“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那么历史便可能会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两个历史案例旨在揭示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应明确辨析并充分重视战略的次要方向、做出正确策略选择的重要性，而非将这两个历史案例中的具体策略选择作为经验样本提出。由于所处的国际体系和战略环境不尽相同，大国在针对次要战略方向做出策略选择时既要考虑整体形势的变化，也要根据次要方向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做出灵活策略选择。

本文就大国崛起进程中如何应对次要战略方向提出的假说和核心思路如下：次要战略方向与主要战略方向的关联和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主要和次要战略方向的划分，二是对次要战略方向上的大国定性并选择策略。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动，当主导国家逐渐战略收缩、对崛起国进行选择性遏制的时候，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的策略选择对崛起国在周边的威信与战略利益的影响将呈上升态势。崛起国在面对次要方向的主要挑战者时，选择的策略需要服务于崛起国的周边威信塑造和战略利益实现。本文试图以中国崛起和印度对华策略调整为案例检验上述假说。

印度所在的南亚区域是中国崛起的次要战略方向，印度是中国在这一方向的主要挑战者。下文在这一战略框架下讨论中印关系，以此揭示崛起国在应对来自次要方向的挑战时可能出现的思维误区和可能产生的行为风险，探讨有效的应对策略。

二、国际体系转变对中国周边态势的影响

对国际体系的变化趋势和主要战略方向大国行为的判断是崛起国确定次要战略方向及对策的前提和基础。在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变动的国际体系下，中国面临的周边压力的性质与程度也有所不同。与之相应，次要战略方向的意义和需要采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先讨论当前国际体系变化对中国周边态势的影响，以助于后文对次要战略方向的定性和策略选择分析。

早在20 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阐述了国家间实力的重新分配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体系中的不平衡变得越来越尖锐，这是因为衰落的大国试图保持其地位，而新兴国家试图把这一体系纳入促进自己利益的轨道，作为这一持续不平衡的结果，国际体系被紧张、不稳定和危机所困扰。”这一论述作为抽象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用来描述导致国际体系变动的大国关系因素。

国际体系的变化首先是这一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相互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决定了国际秩序能否保持稳定以及国际规范能否继续有效。

不论是一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不会总体失序，还是另一些学者担忧霍布斯丛林有可能再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比较普遍的共识是，作为体系主导国的美国对待国际体系以及崛起国的心态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心态转变呈现出渐进、不平衡以及多面的复杂特点，导致国际失序的危险加大，国际规范的维持成本越来越高。

当前世界正处于旧秩序坍塌、新秩序亟待建立的非常时期。中国崛起被视为当今国际体系调整的重要动力，其既是体系变迁的重要结果，更是推动国际体系进一步变迁的关键变量。美国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对被中国取代的担忧越来越强烈。霸权国以维护霸权为基本目标，对崛起大国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约能力最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的实力差距发生了变化，导致主导国家对维持全球秩序的信心越来越低，而对崛起国颠覆国际秩序的担忧越来越高，其对外战略和对外行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

虽然学术界对于作为主导国的美国是否已经衰落到难以担当体系主导、维持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仍然存在争论，但一般观点认为美国的衰落只是相对于其自身鼎盛时期而言，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享有唯一的霸主地位。

一方面，尽管有学者通过评估认为美国远未进入霸权衰退期，新兴大国也远未崛起到足以取代美国的程度，但仍然不可低估体系主导国家在信心和实力下降、但相对其他国家仍具有较大优势时的行为方式变化，特别是遏制崛起国的决心和力度变化。另一方面，尽管一些学者在讨论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势衰落时指出，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领导国家的权势地位会相对衰落，国际权力将从集中走向分散，但是这一过程不会是线性的。美国不会甘愿接受自身主导地位的弱化，更不会坐视崛起国“侵蚀”美国霸权。美国没有能力或者意愿继续提供公共产品和美国没有能力或信心遏制崛起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实际上，体系主导国家越是在提供公共产品、维护体系稳定和秩序上力不从心，在遏制竞争者、防止主导地位被取代以及体系被颠覆上就越会不遗余力。

因此，对于崛起国来说，在讨论国际体系是否出现了不可逆的本质变化之前，首先需要判断的问题是体系主导国家是否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允许自己主导的体系继续为崛起国提供成长空间。一些学者呼吁，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应该对中国采取“容纳政策”，即守成大国以适当减损自身权力、利益或者调整规则的方式，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中主动给予新兴大国更多的空间，承认后者应当拥有与其实力增长相匹配的权力地位，从而避免新老大国发生重大冲突、避免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动荡。这种主张与其说是站在维护体系稳定的角度向守成大国发出呼吁，还不如说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威胁、推动对华全面遏制的担忧。

2017 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字颁布了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对手，称“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构成了挑战，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虽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依然有人主张不能根据这份报告断言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已经转向全面遏制，但无论如何，继续呼吁中美建立“共生型国际体系”或“中美共治”已经不合时宜。

中国的美国研究存在两种不同视角。一种是从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处于何种状态入手，另一种则强调中国应该基于中美关系实际处于何种状态来制定战略。早在特朗普推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之前，持有后一视角的学者们就已经对中美关系的下行趋势提出了警告。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认为，指出中美大国关系的一种不祥或甚为危险的可能前景是有必要的，因为中美之间的大国“结构性对立”正在变得更为广泛、深刻和显著。出于“底线思维”，中国应当有应对这一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心理和战略准备。

当主导国家对于维护国际体系怀有较高热情的时候，崛起国的周边地区往往是主导国家控制下的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潜在的崛起国正处于主导国家控制的国际体系的核心地带，那么除非其得到了主导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否则绝无可能崛起。英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惜以自身霸主地位的毁灭为代价阻止德国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所在的欧洲是英国霸权的核心地带，德国崛起和英国霸权本身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美国的崛起虽然颠覆了英国的大洋霸权，却使得英国可以集中力量压制德国在欧洲和北海建立霸权的企图。

中国能够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实现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在中国周边地区不断得以拓展。其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中国所在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在20 世纪的最后20年间并不是美国战略中的核心地带。忙于在欧洲继续围堵俄罗斯和在中东进行地缘政治结构甚至文明重塑的美国“容忍”了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力量和利益扩展。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也在于，正是因为美国没有将中国的崛起看成是对现行国际体系和美国霸权的致命威胁，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印度洋东部和太平洋西部地区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吸引美国的战略注意力。而一旦美国下定决心遏制中国的崛起势头、防止中国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那么靠近中国远离美国、对中国更加关键、中国的战略投入也更大的中国周边地区自然就成了美国和中国角力的主战场。这也符合中美两国的现有力量对比。

从国际体系主导国和崛起国博弈的角度分析，当崛起国的崛起进程在主导国看来已经构成威胁时，崛起国的周边区域将成为主导大国施加压力的首要场所，崛起国的周边压力将明显增大。从崛起国的崛起战略出发，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刘丰提出，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在于当今时代对崛起的规模、强度和持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与其实力并不匹配，具体表现为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的权责不均，在地区安全议题的处理和解决中缺乏主导权。

其中，崛起国最希望获得主导权的地区安全议题主要是崛起国自身的周边安全议题。毕竟，中国没有能力跳到美国的“内线”即加勒比和拉美地区对美国进行牵制，也不会有强烈的兴趣去关心美国周边的安全问题。

综上所述，基于中美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国际体系变动将首先影响中国周边的态势，而中国的周边地区也将首当其冲地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和中国突破崛起困境的焦点地区。

正如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今后几年国际格局将呈现两极化趋势，但中国的综合国力仍然要弱于美国，中国对外战略的性质要定位于崛起战略而非世界主导战略，战略目标和策略要匹配世界第二大国而非世界第一大国的实力地位。这要求中国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制定最有利于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根据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特别是具体议题上的能力来界定具体的国家利益；中国外交也应坚持周边优先。

笔者认为，中国崛起的第一步只能是成为所在地区的秩序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这要求中国以周边为优先战略方向，努力排除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干扰，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政治和经济秩序。（待续）

（本文原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原题：“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略去注释，正文有一定简化，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后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