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帕.拉希莉：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

（作家裘帕.拉希莉）

裘帕.拉希莉

1967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在美国罗得岛长大。2000年凭借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获得普利策小说奖，成为普利策小说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33岁）。她的多篇小说收录《全美最佳小说集》，获得过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纽约客》杂志小说奖等。

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

文 | 裘帕. 拉希莉

一九六四年我离开印度，怀里揣着一张商科结业证书，名下只有相当于当时十个美元的财产。我搭乘一艘意大利货轮“罗马”号，睡在引擎隔壁的船舱里，在海上漂航了三个星期，穿过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最后来到了英国。我在伦敦北边芬斯伯里公园一带的一幢房子里安顿下来。这儿住的全是跟我一样身无分文的孟加拉单身汉，少说也有一打，有的时候更多。大家都挣扎着在海外求学谋生。

我一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课，一边课余到大学图书馆打工以维持生计。一间屋子挤了三四个人，公用唯一一个冰冷的卫生间。我们轮番当班，一锅锅地烧咖喱鸡蛋，放在铺着报纸的桌上大家用手抓着吃。工作之余，我们无所事事。那些周末，我们穿着系带睡衣裤，端着茶杯，叼着罗斯曼香烟，赤着脚在屋里晃来晃去；要不然就出门去，到洛德板球场看看比赛。我们在蔬菜店和地铁里认识了不少孟加拉老乡，有几个周末他们一大群人过来，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于是我们狂做咖喱鸡蛋，在一台根德牌开盘式录音机上大放穆可希的歌，最后把脏盘子通通泡在澡盆里。时不时有人结婚搬出去另过，还是远在加尔各答的父母给他定的亲呢。到一九六九年我三十六岁的时候，我自己的婚姻也已安排好了。差不多同时，我还在美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是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图书馆的采编部任职。薪水养个老婆不成问题，何况受雇于一所世界驰名的大学也荣耀得很，于是我申领了第六优先的绿卡，准备好漂向更遥远的地方。

到那时我坐得起飞机了。我先飞回加尔各答参加自己的婚礼，一个星期以后再飞往波士顿，开始新的工作。在飞机上，我阅读一册平装的《北美就学指南》，那是离开伦敦前在托特纳姆宫路买来的，只花了七先令六便士。虽然我不再是学生了，但是和过去一样，钱还是得省着点花。读这本指南我才知道美国人开车都是靠右，他们还把lift（电梯）叫做elevator，把engaged phone（占线）称作busy。“你很快就会感觉到，北美的生活节奏跟英国大不相同，”指南上写道，“人人都必须拼命向上爬，这里可没有悠闲的英国茶。”飞机开始在波士顿湾下降的时候，机长通报了当地的时间和天气，还有一则新闻：两个美国人登上了月球，尼克松总统因此宣布全国放假一天。几名旅客欢呼起来。“上帝保佑美利坚！”其中一个呼喊道。过道对面，我还看到一位女士在祷告。

我的第一晚是在剑桥中央广场的基督教青年会度过的，这是那本指南推荐的一处便宜的落脚之地。从这儿走路就可以到麻省理工学院，几步开外是邮局和一家叫“至纯”的超市。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面墙上还有个小小的木制十字架。门上贴有告示，严格禁止烧菜做饭。窗户光秃秃的没有窗帘，俯瞰着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马萨诸塞大道。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尖锐刺耳，绵长持久。警报持续呜响，件随着闪烁的警示灯，宣告着层出不穷的突发状况；成队的公共汽车隆隆开过，开门闭门的强劲嘶嘶声直透耳膜。这股噪声总是搅得人心烦意乱，有时简直令我无法呼吸。它像刀刃一直刺到心底，只有“罗马”号引擎狂野的轰鸣堪与之相比。然而这里没有甲板以存身避难，没有浮光跃金的大海激动我的灵魂，没有清凉脸颊的海风，没有可共一语的友人。我实在受不了穿着睡衣在昏暗的过道里踱来踱去，只好坐在桌边，眼睛直勾勾瞪着窗外，瞪着剑桥市政大厅和旁边的一溜小店铺。挨到早上，我前去杜威图书馆报了到。图书馆是一幢米色的城堡式建筑，就在纪念厅大道边上。我还开了个银行账户，租了邮政信箱，然后去在伦敦时就识得大名的沃尔沃斯百货大楼买了一套塑料碗勺。我来到至纯超市，在货架间来来回回地转悠，把盎司换成克再和英国的价格比较。终于，我买了一小纸盒牛奶和一盒玉米片。

这是来美国后的第一餐，我坐在桌边吃了下去。比起汉堡包或热狗——马萨诸塞大道上的咖啡馆里我唯一吃得起的其他食物，我觉得牛奶玉米片更中意，更何况我长这么大还从没吃过牛肉呢。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连买牛奶这样的小事我都没有体验过；在伦敦，奶瓶是会每天早上送到家门口的。

* * *

一周以后，我差不多适应了。早晚两顿吃牛奶玉米片，为了换换花样，我买了点香蕉，用勺切成片加进去。另外还买了一些袋泡茶和一只大肚玻璃瓶。沃尔沃斯的售货员把它称作热水瓶，他还告诉我，以前人们用它来贮放威士忌。那又是一样我从来没尝过的东西。为了省下的在咖啡馆里喝杯茶，我每天早上带一瓶开水去上班，一天下来可冲泡四杯茶。我买更大号的盒装牛奶，学另一位住客的样，也放在窗台晒不到太阳的地方。为了打发时间，我晚上到楼下一间装着镶嵌玻璃窗的大房间里读《波士顿环球报》。每篇文章、每则广告我都不遗漏，这样才会快快熟悉起来。眼睛看累了，就上去睡觉。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睡不好。房间太闷，窗户是唯一的空气来源，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开窗睡觉，可是跟着进来的噪声又烦死人。躺在床上，手指塞进耳朵里去，好不容易才刚刚睡着，手一滑到一边去，外面车马的嘈杂立刻把我吵醒。窗台上飘落好些鸽子羽毛。一天傍晚，我用牛奶冲好玉米片，才发现牛奶早就馊了。不管怎样，我决心在这里待满六个星期，等我老婆把护照和绿卡办妥。她一来，我就得去租一套像样的公寓，所以时时留心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或者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学院的住房办公室，看看有没有价格适合我的。就这样，我在待租房屋一览表中发现了一幢位于安静街道上的独栋住房，那儿有一个单间出租，可以马上搬进去，租金每周八美元。我把电话号码抄进那本指南，然后翻拣那些我还不甚熟悉、比先令小和轻、比派沙重和亮的硬币，打去付费电话询问。

“谁啊？”一个女人咄咄逼人地问道。她粗声粗气，嗓门老大。

“呃，下午好，夫人。我想问问租房间的事。”

“哈佛还是工院？”

“对不起，您是说……”

“你在哈佛还是在工院？”

我猜想工院应该是麻省理工学院，于是答道：“我在杜威图书馆工作。”然后怯怯地加了一句：“是在工院。”

“我的房子只租给哈佛和工院的小伙子！”

“明白了，夫人。”

她给了我地址，约我当晚七点钟前去看房。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出发了，怀里揣着那本指南，口腔也用漱口液清爽一新。我从马萨诸塞大道折进一条垂直的林荫道，人行道的裂隙里有稀疏的草叶探出来。尽管天热，我还是穿了外套、打了领带，把这次看房当成一次正式的面谈。我至今还没有在非印度人家里住过呢！那幢房子灰白色墙面，装着深棕色门框，周围是一圈铁丝网围栏。跟我在伦敦住过的泥灰排屋不同，这座房子是单家独户，外壁覆盖着木制的墙面板，墙根周围生长着一丛丛乱蓬蓬的连翘。我按了门铃，电话上的那个女人叫喊道：“请等一下！”声音好像从门后面发出来。

几分钟以后，门开了，面前是一位个子小小、年岁极高的老太太。一团雪白的头发盘卷在她的头顶，就像一只小小麻袋。我进了屋，她则走回铺着地毯的狭窄的楼梯间，坐到一只木凳上。在一小团灯光里，她刚刚坐定，就抬头目不转睛地打量我。她穿一条黑色长裙，撑起来就像支在地板上的帐篷；一件白色衬衫，式样古板，领子和袖口都有褶边。她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长而苍白的手指关节肿大，指甲又硬又黄。岁月沧桑磨蚀掉了她女性的特征，现在看起来就像个男人——坍缩的眼睛轮廓分明，鼻翼的两边皱褶突起。她双唇皲裂粗糙，几乎完全隐去，双眉也都脱落尽了。即使这样，她还是显得凶巴巴的。

“锁上门！”她下令道。虽然我不过在几尺开外，她还是要大声喊叫。“挂上链子，摁紧把手上的按钮。进屋第一件事就是要锁门。听明白了吗？”

我照吩咐锁上门，然后四下环顾。老太太身边是一只小圆桌，铺着的网孔台布把桌腿完全隐藏了起来，正像她自己一样。桌上放着一盏灯、一架晶体管收音机、一只银扣真皮钱包和一部电话，斜靠在那里的一只粗木杖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我右手边是客厅，里面有一排书橱和满屋破旧的爪脚家具。客厅的角落，我还看到一架三角钢琴，顶盖扣着，上面堆着报纸。琴凳不见了；只怕老太太正坐着的凳子便是。就在这时，房里不知哪里的一只座钟响了七声。

“你很准时！”老太太夸赞道。“希望你交房租也这么准时！”

“我有一封信，夫人。”我兜里揣着一封证明我受雇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信，带来是想说明我的确从工院来。

她盯着信看了一会，然后小心翼翼地递回来，手里端着的仿佛不是一张纸而是满满的一盘食物。她没戴眼镜，我怀疑她一个字也没读。“前头那个男孩交房租总是拖！还欠我八块钱呢！哈佛的小子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我的房子只租给哈佛和工院来的！小伙子，你觉得工院怎么样？”

“很好。”

“你确定锁好门了吗？”

“锁好了，夫人。”

她拍拍身边的空位，招呼我坐下。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吟诵道，仿佛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月亮上有面美国旗！”

“是，夫人。”直到现在，登月的事我都没大去留心。当然报上会一篇接一篇地报道，我也读到过。宇航员降落在静海的边缘，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履迹最远的一次。接连几个小时，他们在月球表面四处探测。他们收集岩石样品，描述周遭的环境（一位宇航员说，那是一种广袤千里的荒凉），跟总统通电话，把一面旗帜插在月球的土地上。人们欢呼这是人类最辉煌的成就。我在《环球报》上看到过宇航员身着臃肿宇航服的整版巨照，读到过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宇航员登上月球的一刹那，波士顿的人们都在干些什么的报道。一个男子说，他一边踩踏着天鹅游船，一边把收音机摁在耳朵上；一位妇人说，她那时正在给孙子烤蛋卷。

老太太大声喊起来：“旗帜插在月亮上，小伙子！收音机里讲的！了不起，不是吗？”

“是的，夫人。”

但是她不满意我的回答，反过来命令我：“说‘了不起’! ”

我莫名其妙，甚至有那么一点受辱的感觉，不由想起小时候在只有一间教室的托里冈吉小学上学的情景。我们盘腿坐在地上，光着小脚，也没有铅笔，跟着老师背乘法表，老师教一句，大家跟一句。又想起我的婚礼，我跟着祭司没完没了地念梵文诗歌，正是这些我十句九不懂的诗歌把我和老婆结合在了一起。我没作声。

“说‘了不起’! ”老太太再次对我大声喊道。

“了不起。”我咕哝道。她听不见，我只得扯高嗓门重复了一遍。我说话天生细声，更不愿对着刚认识一会儿的老太太大声吆喝，可她似乎不以为意。看来她是满意了，接着下令：

“去看房间吧！”

我起身，沿着铺了地毯的窄梯上楼。楼上有五个房间，一样窄的过道两边各有两间，另一间在对面顶头。只有一间屋半开着门。倾斜的房顶下摆着一张单人床，地上一片椭圆小地毯，洗脸池露着排水管，还有一只抽斗柜。两扇白色的门，一扇后面是贮物间，一扇通到厕所浴室。墙上贴满灰色和象牙色相间条纹的墙纸。窗户开着，网眼窗帘在风中微微晃动。我拉开窗帘，看看外面风景如何：一个小小的后院，几棵果树牵着一根空荡荡的晾衣绳。我挺满意的。这时只听得楼底下老太太追问道：“你要不要？”

我回到门厅，告诉她我决定要了。她从桌上拾起真皮钱包，打开扣子，手指抖抖索索地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把套着细圈的钥匙。她告诉我屋后有厨房，穿过客厅就是。我可以使用炉灶，只是用完后要恢复原样。床单和浴巾是现成的，不过我得自己清洗。房租每周五早上交，放在钢琴琴键上方的谱架上。“还有，不准带女朋友来！”

“我已经结婚了，夫人。”这是我第一次向人宣布这件事。

可是她没听见。“不准带女朋友来！”她坚持道。她自我介绍说是克罗夫特夫人。

* * *

我的妻子名叫玛拉，这桩婚姻是我大哥和大嫂安排的。婚事提出来时，我既没有反对，也没有热情向往。这是大家希望我尽的义务，对每个男人都是如此。她是贝里加塔一位学校老师的女儿。哥嫂告诉我说，她会烹饪、编织、绣花，会画风景素描，会背诵泰戈尔的诗句，可是这些都不足以抵偿她不够漂亮的容颜，一个排的男人都因为她的长相拒绝了她。她二十七岁，到这个年纪父母已开始忧虑她嫁不出去了，所以他们情愿把唯一的女儿远送到世界的另一端，免得她成了老姑娘。

我和她同床共枕了五天。每天晚上，擦好润肤膏、编好辫子再用一根黑色棉线扎起来之后，她就躲开我，偷偷地哭泣。她想念她的父母。虽然几天以后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但是按照传统习俗，她现在已经是我家的一员，其后的六个星期里，她要和我的哥嫂住在一起，做饭、打扫、给客人端茶上点心。我一点也没抚慰她。我躺在床上另一边，就着手电读我的指南，期盼着我的旅行。有时我会想起隔壁的小房间，母亲以前在那里住过。现在这间房几乎空着，那张她睡过的简陋木床堆满了箱子和破旧的被褥。大约六年前，在我前往伦敦之前，我就是看着她在这张床上离开人世，看着她在最后的日子里，在床上玩弄自己的粪便。火化她以前，我用发夹一个个地清理她的指甲。因为我哥哥承受不了，我便代替长子的身份点火触烧她的太阳穴，释放她饱受折磨的灵魂，让它去往天堂。

* * *

第二天一早，我把家当搬进了那个房间。一开门，我一眼就看见克罗夫特太太坐在琴凳上，就在昨天晚上那个位置。她穿着不变的黑色长裙、不变的老式白衬衣，双手不变地十指交叉放在腿上。她好像一点改变都没有，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就在那儿坐了一整夜。我把衣箱提上楼，接着去厨房把大肚瓶灌满开水，然后离家上班。那天傍晚我从大学回来时，她还是坐在那里。

“过来坐，小伙子！”她拍拍身边的空位。

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我去过杂货店，带回一大堆牛奶、玉米片和香蕉，都装在一只食品袋里。那天早上我查看了一下厨房，没有找到多余的锅、盘或其他厨房用具，所以做饭很成问题。总共只有两只汤盘，还都在冰箱里，盛着些橘黄色的清汤；灶上就只一把烧水壶。

“晚上好，夫人。”

她问我检查过门锁没有。我告诉她锁好了。

她好一阵子默然不语。突然，她用和昨天一样难以置信却一样欢欣的口吻宣布道：“月亮上有面美国旗，小伙子！”

“是的，夫人。”

“旗帜插在月亮上！了不起，不是吗？”

我点点头，担心着她又来了。“是的，夫人。”

“说‘了不起’! ”

这次我先顿了一下，两边看了看有没有人。虽然我非常清楚这所房子空空如也，但万一有人无意中听了去总不好。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不过她的要求倒还算不了什么难事。“了不起！”我大声喊道。

好几天，这成了我们的例行公事。早上我离家去图书馆的时候，见克罗夫特夫人不是藏在楼梯另一边她的卧室里，就是坐在琴凳上，专心致志听收音机里的新闻或古典音乐，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然而每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相同的一幕总会发生：她拍拍凳子，唤我坐下，宣布月亮上有面旗帜，接着称赞那是多么了不起。我也说那很了不起，然后我们就都不说话枯坐着。这场每晚一次的游戏让我觉得怪异，而且让我感觉会没完没了，好在每次不到十分钟就完事；她次次都会迷迷糊糊睡过去，头一下子耷拉到胸前，这时我便可以脱身回房了。那个时候，自然并没有旗帜竖在月亮上。我读过报纸，在宇航员飞回地球之前，旗子倒下了，他们都看见的。只是我没那个胆量告诉她。

* * *

星期五早上，该交第一个星期的房租了。我走进客厅，把钱放在钢琴的谱架上。琴键有些卡顿，颜色已经泛黄，我按了一下键，根本弹不响。我把八张一美元的钞票放在信封里，外面写下克罗夫特夫人的名字。我还不习惯把钱一扔了事。从我站的地方，能看见她帐篷似的长裙的一侧，她正坐在琴凳上听着收音机。我觉得要劳动她走这么老远到钢琴这儿来取钱，实在没有必要。我从来没见过她四处走动，看她身旁的桌子边总靠着手杖，猜想她走起路来必定十分吃力。我走近她时，老太太抬头瞅着我，发问道：

“你有什么事？”

“房租，夫人。”

“放到谱架上去！琴键上头！”

“我给您拿来了。”我伸手把信封递给她，但是她十指交叉放在腿上，丝毫没有松动的意思。我微微弯下腰，信封停留在她双手上方一点点的地方。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接受了，对我点点头。

晚上我回到家，她没有拍琴凳叫我坐下，可是出于习惯，我像往常一样坐到她的身边。她照例问我检查门锁了没有，却一点也没有提起月亮上的那面旗帜，而是说：

“你真是好心！”

“我不太明白，夫人。”

“真是好心！”

她手上还拿着那个信封呢。

* * *

星期天有人敲我的房门。门口是一位老年女子，自我介绍说是克罗夫特夫人的女儿，叫海伦。她走进门来，四下张望，也许是要看看屋子里变了样没有吧，目光扫过壁橱里的衬衫、球形门把上的几条领带、抽屉柜上的一盒玉米片、洗脸池里的脏碗勺。她个子不高，腰粗粗壮壮，银发修剪过，唇上还有亮粉色口红。她穿一身无袖夏装，戴一串白色塑料项链。眼镜拴在链子上，秋千似的悬到胸前。小腿肚子上青筋纵横，手臂也肌肉松弛，软得像烤好的茄子。她告诉我她住在阿灵顿，那是在马萨诸塞大道往北老远的一座小镇。“我每个星期来一回，给妈妈带点食品。她还没叫你卷铺盖走人吧？”

“我们相处得很好，夫人。”

“她赶他们走，有些男孩给弄得又哭又闹的。可是我感觉她挺喜欢你。她说起住这里的房客，从没用过绅士这个词，你可是头一个。”

“您夸奖了，夫人。”

她注意到我赤着脚（我至今还觉得穿鞋进屋不大对劲，所以总是脱在门口才进来），说：“你刚来波士顿吧？”

“刚来美国，夫人。”

“从哪里来？”她眉毛一扬。

“印度加尔各答。”

“是吗？大概一年以前吧，这儿住了个巴西小伙子。你看，剑桥真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

我点点头，心里开始嘀咕我们还要聊多久。就在这时，克罗夫特夫人在楼下喊了起来，声音很是吓人。我们走进楼道，只听她喊道：

“你们马上给我下来！”

“什么事？”海伦大声地问。

“快下来！”

我马上把鞋穿上。海伦叹了口气。

我们下楼去。楼梯太窄，不容两个人并肩上下，于是我跟在海伦后面。她一点也不像着急的样子，还一边向我报怨膝盖不好使了。“你刚才是不是走路没拿拐杖啊？”她叫唤起来，“你知道的，不拿拐杖，你不该走来走去的。”她停了一下，手放在楼梯的扶手上，回头道：“她有时会摔跤。”

我第一次觉得克罗夫特夫人也有脆弱的时候。我想象她仰面躺在琴凳前的地板上，眼睛瞪着天花板，一脚指东一脚指西。可是我们走下楼梯，却看见她一如往常地坐在那里，双手交抱放在腿上，脚边是两大袋食品杂货。我们来到她跟前，她没有拍琴凳，也没有叫我们坐下，而是气鼓鼓地瞪着眼睛。

“什么事啊，妈妈？”

“这不合适！”

“什么不合适啊？”

“没有伴娘在，女子是不能跟男人私下交谈的，除非跟他结了婚！这不合适！”

海伦说她都六十八岁，老得可以做我妈了，但是克罗夫特夫人坚持要我们在楼下的客厅里说话。她还补充说，以海伦的身份，透露自己的年龄、衣着短到露出脚踝，也都是要不得的。

“告诉你吧，妈妈，现在已经是一九六九年了。要是有一天你真的出门，看见一个穿迷你裙的女孩，你怎么办？”

克罗夫特夫人嗤之以鼻：“那我就叫人把她抓起来！”

海伦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抱起一只食品袋。我拎起另一袋，跟随她穿过客厅来到厨房。袋子里装满清汤罐头，海伦转动开罐器，三下两下把它们一个个都打开了。她把两汤盘的陈汤都倒进水池，打开水龙头冲洗干净，盛上新汤，然后又放进冰箱。“几年前她还能自己开罐头，”海伦说，“现在得我帮她开了，她可不喜欢。没办法，钢琴伤了她的手。”她戴上眼镜，瞄了一眼橱柜，看到我的袋泡茶。“我们来一杯怎么样？”

我把开水壶接满水，放在炉子上烧。“对不起，夫人，刚才听你说起，钢琴是怎么回事啊？”

“她以前教钢琴，一教教了四十年。父亲死了以后，她就是靠这个把我们拉扯大的。”

海伦双手叉腰，往冰箱里瞅了好一会儿，然后探手到最里头拖出一包黄油。她皱起眉，把它扔进垃圾袋。“这下该差不多了。”她说着，把剩下没打开的清汤罐头都放进橱柜。我坐在桌子边，一边看着海伦洗脏盘子、扎垃圾袋，给水池上的吊兰浇水，最后冲泡好两杯茶。她端给我一杯没加牛奶的，茶袋的细绳拖在杯外。她在桌边坐了下来。

“对不起，夫人，这够不够？”

海伦呷了一口茶。杯子内沿留下一个弯弯的粉红色唇印。“什么够不够？”

“盘子里的汤。克罗夫特夫人吃这点就行了？”

“别的她什么都不吃。过了一百岁，她就什么硬东西都不吃了。那还是……让我想想，三年前的事了。”

我大为窘迫。本来还以为克罗夫特夫人不过八十多岁，充其量九十而已。我可从来没听说有谁活了一个世纪以上。尤其令我难堪的是，那个人竟还是一个独自过活的寡妇。我自己的母亲正是因为成了寡妇才精神失常的。父亲在加尔各答邮政总局当职员，在我十六岁那年死于脑炎。母亲无法接受失去他的现实，生活陷入一片黑暗。我、我哥哥、着急的亲戚们、拉希·贝哈里大道上的那些精神病诊所都只得眼睁睁看着，谁都没有办法拉她一把。见她如此孤立无助，听她满不在乎地饭后打嗝或人前放屁，我痛彻心扉。父亲过世后，哥哥退了学，开始在他后来经管的黄麻加工厂干活以维持家用。而我就必须陪在妈妈身边，准备我的考试，妈妈则一遍又一遍地细数臂上的手镯，好像在拨弄着算盘珠子。我们都很费心劳神地看管她。有一次，她半裸着身子游逛到了电车站，大家好不容易找到她，把她给弄回来。

“我很愿意晚上帮克罗夫特夫人热热汤，”我提议道，一面从杯里提出茶包，控干里面的水，“一点也不麻烦。”

海伦看看表，起身把杯里的余茶倒进水池。“我要是你，就不这么想。那百分之百会要了她的命。”

* * *

那天晚上，海伦回阿灵顿去了，房子里又只剩我和克罗夫特夫人两个人了，这时候我开始忧虑起来。她那么年老，我真害怕在深夜、在白天我外出的时候，她会出点什么事。虽然她说起话来中气十足，甚至还有点专横跋扈，但我深知像她这样的老年人，一处轻微的抓伤、一声咳嗽就足以致命。我知道，她每过一天都多少算是个奇迹。海伦看起来虽然十分友善，可我心里还是忧虑，万一出了什么事她会责我疏忽之罪。海伦倒不像担心的样子，她来来去去的，每到星期天就给克罗夫特夫人带汤来。

那个夏天，六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每天傍晚从图书馆下班回来，我都会和克罗夫特夫人一起，在琴凳上坐上几分钟。我陪她一小会儿，让她放心门锁已检查过了，还告诉她旗帜插到月亮上很了不起。有几次在她沉入梦乡以后好久，我还坐在她身边，心里惊叹着她在这个世界生活过那么多个年头。有时，我试着想象她出生的时候，1866年，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想，女人们一定都穿着黑色长裙，在客厅里风雅地交谈着。现在，我一看到她腿上交叉着的关节肿大的手，就会想象它们原来光洁修长，在钢琴键盘上翩然飞舞。我时常在睡觉之前下楼看看，看看她是好好地坐在琴凳上，还是安全地回卧室去了。每到星期五，我一定把房租交到她手上。这些小事以外，我不能为她做什么了。我不是她的儿子，除了每周要交的八美元房租，我并不欠她什么。

* * *

八月底，玛拉的护照和绿卡都办妥了。因为我哥哥在加尔各答的家里没有电话，她便给我发了一封电报告知航班的情况。就在那几天，我还收到她的来信，是在我们刚分别几天后写的。信上没有称谓；大概称呼我的名字该是一种我们还未触探到的亲密。信只有短短几行：“我在准备旅程，所以练习用英语写信。我在这里非常非常孤单。你那里冷吗。下雪吗。你的玛拉。”

她的话没有让我感动。我们相处只有短短几天，然而我们的命运已经绑在一起了。六个星期来，她一直戴着铁手镯，在头发的分际敷上朱砂粉，以此向世人宣告她是一个新娘子。在那六个星期里，她的到来对我就像下个月、下个季度的来临一样，不可避免却在当时没有多大意义。我对她了解那么少，有时候她脸庞的细节会在我记忆里浮现，但我却想象不出她完整的面容来。

接到信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在去上班的路上，看见马萨诸塞大道对面人行道上一位印度女人，她穿着摆边快要拖地的莎丽，推着小推车里的婴儿在散步。一位美国女人用带子牵着一条小黑狗正从她身边走过。突然之间，狗叫了起来。我从街的这一边看见那印度女人吃了一惊，停步不前，这时那狗跳起来，一口叼住莎丽的摆边。美国女人大声呵斥狗，像是道了声歉，然后迅速地离开了，留下印度女人一个人在路中间整理莎丽、安抚啼哭的婴孩。她没看见我站在那里，良久，她终于继续往前走了。那个早上我意识到，这类小小的不幸，会很快让我关心挂怀。我有责任照顾好玛拉，欢迎她、保护她。我要给她买第一双棉靴、第一件冬大衣。我要告诉她哪些街不要去、汽车从那个方向来，告诉她穿莎丽时摆边不要拖到地上。想到离开父母不过五英里远她都会哭哭啼啼，我又不免有点懊恼了。

我跟玛拉不同，那时候我什么都习惯了，习惯了牛奶玉米片，习惯了海伦的来访，习惯了陪克罗夫特夫人一起坐在凳子上。唯一还没习惯的就是玛拉。虽说如此，我还是做了我该做的。我去学院的住房办公室，找到了一套离我住的地方只隔几个街区的公寓。公寓配备家具，一张双人床，一间单独的厨房和浴室，租金每周四十美元。最后的星期五，我交给克罗夫特夫人装着八张一美元钞票的信封，拎着衣箱下楼，告诉她我要搬家了。她把钥匙放进钱包。她要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靠在桌边的手杖递给她，这样她可以走到门口，等我出去以后锁门。“那么，再见了。”说完她就退回屋里去。我本没有期望多感人的场面，但也没想到会如此令人失望。我只是一个寄住者而已，一个付她一点点钱、进出她家仅六个星期的人。和一个世纪相比，六个星期算得了什么！

* * *

在机场，我一眼就认出了玛拉。她的莎丽没有拖到地板上，而是轻轻罩在头上，带着一分新嫁娘的羞涩。父亲去世以前，妈妈也是这样打扮的。玛拉深色的细手臂套满了金手镯，前额一点朱红，双脚边缘淡淡地抹了一层装饰性的红色颜料。我没有拥抱她、吻她，也没有牵她的手，只问她是不是饿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讲孟加拉语。

她迟疑了一下，才点点头表示是饿了。

我告诉她家里做了些咖喱鸡蛋。“飞机上他们给你吃什么？”

“我什么也没吃。”

“从加尔各答一路饿过来啊？”

“菜单上有牛尾巴汤。”

“可是他们肯定还有别的。”

“一想到吃牛尾巴，我就没了胃口。”

我们回到家里，玛拉打开一只箱子，拿给我两件浅蓝色的套头毛衣，一件鸡心领，一件绞花花样，是她在分别的日子里一针一针织成的。我两件都试了试，腋下都有些紧。她还给我带来两套新的系带睡衣裤，一封我哥哥的信和一包散装的大吉岭茶叶。除了咖喱鸡蛋，我没有什么送给她的。我们坐在一张没有台布的桌子旁，一起目不斜视地用手抓着吃。这又是一个“第一次”，我从没在美国用手吃过饭。

“房子好漂亮，”她说，“咖喱鸡蛋也好。”她左手把莎丽衣边牵到胸前，防止它滑下头顶。

“我做不来几样菜。”

她点点头，把土豆一个个撕掉皮，然后吃掉。她的莎丽一度滑落到肩上，不过她马上又披了回去。

“你不用盖住头的，”我说，“没关系，在家里没事。”

她终究还是没有放下莎丽。

我等待着习惯她，习惯她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可是一个星期过去，我们还是像陌路人。我还不习惯下班回到透出蒸米饭香味的公寓，不习惯看到浴室里擦得干干净净的洗脸池、两只并头摆在一起的牙刷，还有肥皂盒里从印度带来的梨牌香皂。我不习惯她隔夜一次擦到发根的椰子油的芳香，不习惯她行动之间手镯发出的轻柔的叮当声。早上，她总是比我先醒过来。第一个早晨，我走进厨房时，她已经把头晚的剩菜热好了。她还在桌边备了一小碟盐，估摸我会像大多数孟加拉丈夫一样，早餐吃大米饭。我告诉她玉米片就可以了，结果第二天早上我进厨房时，玉米片早就倒进了碗里。一天早晨，我们一起顺马萨诸塞大道去麻省理工学院，我带她随意逛了逛校园。路上，我们在五金店稍事停留，给她配了把钥匙，这样她就可以自己回家去了。次日早上我上班之前，她问我要几块钱。我老大不情愿地给了她，不过我也知道现在这是很正常的了。下班回家，厨房抽屉里就有了一只土豆削皮器，桌上也新添了桌布，炉上煮着新鲜大蒜和生姜做的咖喱鸡。那些日子我们没有电视。吃完晚饭，我读报纸，玛拉则坐在餐桌边，给她自己织一件浅蓝色羊毛对襟衫，要不就给家里写信。

我们的第一个星期快过去了，星期五，我提议出去散散步。玛拉放下毛线活，隐到浴室里去了。她再现身时，我满心后悔刚才的提议；她穿上了干净的真丝莎丽，腕上又添加了几个手镯，头发也可爱地两边侧分然后盘在头顶。她哪是准备出门散步，简直是打扮了要去赴会，最起码也是去看电影的样子，可我心里压根儿没这些打算。夜晚的空气酽酽地香。我们沿马萨诸塞大道走了几个街口，一路观看餐馆和店铺的橱窗。接着，我下意识地领着她走上了那条安静的、多少个夜晚里我独自一人走过的街道。

“你没来的时候，我就住这里。”我说着，在克罗夫特夫人的铁丝网围栏边停下脚步。

“你住这么大一幢？”

“我在楼上有一小间房，靠后面的。”

“还有谁住这儿？”

“一位非常年老的太太。”

“和她一家住一起？”

“她一个人。”

“那谁照顾她呀？”

我打开围栏的门。“她差不多是自己照顾自己。”

我不知道克罗夫特夫人是不是还记得我；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有了新的房客，每天晚上陪她在琴凳上坐坐。我按了门铃，预备等好一会儿，像我第一次来看房那样。可是这次门几乎立刻就开了，海伦站在门口。并没有看见克罗夫特夫人坐在琴凳上，而且琴凳也不见了。

“你们好，”海伦说着，对玛拉笑了笑，她一如从前上了亮粉色唇膏，“妈妈在客厅里。你们能在这儿坐一阵子吗？”

“没问题的，夫人。”

“你们要不介意，我就赶去商店一趟。她出了点事。这几天我们不敢让她一个人待着，一分钟也不行。”

我在海伦身后锁上门，走进客厅。克罗夫特夫人平躺着，枕着一只桃红色垫子，身上盖着一条白色薄被。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看见我，她指指沙发，吩咐我坐下。于是我顺她的意坐了下来，玛拉则绕到钢琴边，坐在那只回归原位的琴凳上。

“我摔断了坐骨！”克罗夫特夫人还像从前一样，大声地喊道。

“噢，天哪，夫人。”

“我掉下凳子了！”

“我很难过，夫人。”

“是三更半夜！你知道我干啥了吗，小伙子？”

我摇摇头。

“我打电话叫警察了！”

她盯着天花板，平静地咧嘴笑了，露出一排密密的牙齿。牙齿灰色、细长，一颗也没掉。“小伙子，你怎么说？”

我惊异不已，不过还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叫喊道：“了不起！”

玛拉笑了起来。她的声音充满善意，眼睛因为开心而闪闪发亮。我从没听她笑过，而她笑得这么响，克罗夫特夫人也听到了。她转过视线，不悦地瞪着玛拉。

“她是谁，小伙子？”

“我的妻子，夫人。”

克罗夫特夫人把头转过来一些，这样可以看得清楚点。“你会弹钢琴吗？”

“不会，夫人。”玛拉回答。

“那就站起来！”

玛拉站了起来，理了理罩在头顶的莎丽的摆边，把它拉到胸前。自从她来了以后，我对她第一次有了天涯同命的感觉。还记得初到伦敦的日子里，我是如何学着乘地铁去罗素广场。我有生第一次乘自动扶梯；搞不懂有人喊“piper”原来指的竟是“paper”（报纸）；一整年都没弄明白地铁列车离开每一站时，乘务员所说的“mind the gap” 是什么意思。像我一样，玛拉远离家园，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不知道会找到什么，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就因为她嫁给了我。似乎有点怪怪的，可我从心底知道，有一天她的死会深深震撼我的情感；更怪的是，我还知道我的死也定会让她悲痛欲绝。我想着怎么给克罗夫特夫人说说这些，而她好像正在用一种无声的倨傲从头到脚细细地审视玛拉。我不知道克罗夫特夫人以前是否见过身穿莎丽、前额点着吉祥痣、腕上戴着一串手镯的女人。我不知道她看什么会不顺眼。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看见玛拉脚上依然鲜明的红色染料——如果没被莎丽的下摆遮住的话。终于，克罗夫特夫人用我十分熟悉的、一样难以置信却一样欢欣的口吻，扬声宣告道——

“她真是一位完美的女士！”

现在轮到我笑起来。我轻轻地笑，克罗夫特夫人没有听见。然而玛拉听到了，于是我们第一次互相对视，微微地笑了。

* * *

我总是这么想，从克罗夫特夫人客厅里的那一刻起，我和玛拉开始慢慢靠近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爱上对方，但我乐意把接下来的几个月看成是蜜月什么的。我们一起探索这座城市，跟别的孟加拉人交往，有的至今还是朋友。我们发现前景街上有一位叫比尔的人卖鲜鱼，哈佛广场边还有一家叫卡杜罗的商店出售桂叶和丁香。多少个傍晚，我们散步到查尔斯河边，观看帆船漂过水面，或者在哈佛园吃蛋卷冰激凌。我们买了一架傻瓜相机，记录我们共同的生活。在保诚保险公司大楼前，我给她照了几张不同姿势的照片，准备给她父母寄过去。那天夜里，我们亲吻，开始有点害羞但很快就大胆起来，我们在彼此的怀抱里找寻到了快乐和安慰。我给她讲在“罗马”号上的航行，讲芬斯伯里公园和基督教青年会，讲琴凳上陪克罗夫特夫人的那些夜晚。我讲起我妈妈的事情，她哭了。一天晚上我读《环球报》，不经意看到克罗夫特夫人的讣告，是玛拉抚慰了我。我几个月来都没想起克罗夫特夫人了——到那时，夏天那六个星期已经成为我的过往中的一支遥远的插曲了——然而得知她的死讯，我如五雷轰顶，玛拉从编织中抬起头来，只见我呆呆地盯着墙壁，完全忘了腿上的报纸，话都说不出来了。克罗夫特夫人是我在美国第一个哀痛悼念的逝者，她是第一个我仰慕过的生命；她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孤孤单单地成了古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至于我，我没有再往远方漂游了。在离波士顿二十英里的一座小镇上，我和玛拉安顿了下来。我们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它坐落在一条林荫街道上，跟克罗夫特夫人门前的环境一模一样。夏天，屋后的花园出产西红柿，我们不用再去买了。房子地方很宽敞，可以邀客人住下来。现在我们都已是美国公民，到时候我们会领取社会安全福利。虽然每隔几年就回加尔各答看看，带回来好多睡衣裤和大吉岭茶叶，但我们决定终老于此。我在一处小的学院图书馆工作。我们的儿子上了哈佛大学。玛拉不再把莎丽罩在头顶上，夜里也不再因思念父母而低声啜泣，倒是时时想念在外求学的儿子，不免伤感落泪。于是我们开车去剑桥看他，有时把他接回来度周末，这样可以让他和我们一道用手抓饭吃、说孟加拉语。有时我们还担心，将来我们死了，这些事情他就不愿再做了。

每次开车去哈佛，我都会有意走马萨诸塞大道，不管交通多糟糕。那些建筑我现在几乎认不出来了，但是每次一到那里，我马上就觉得又回到了那六个星期，仿佛那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我减慢车速，指着克罗夫特夫人住的街道告诉儿子，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家，在那里我和一位一百零三岁的老太太住一起。“你还记得吗？”玛拉微微笑着，提起我们曾有一段时间竟然形同陌生人；回头想想，我真是惊异不已。儿子也总是显出惊讶的神情，倒不是因为克罗夫特夫人的年龄，而是我怎么就只付那么一点点房租，这在他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就像对一位一八六六年出生的老太太而言，旗帜居然插到了月亮上去一样难以置信。在儿子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最初激励我游历世界的那股勃勃雄心。几年以后，他就要毕业，独自走自己的路，无人保护了。但是我心里默想，他的父亲依然健在，母亲快乐而坚强。任何时候他感到沮丧，我都会告诉他，如果我能在三块大陆谋得生存，那就没有他征服不了的困难。那些宇航员，那些永远的英雄，他们在月亮上不过待了几个小时，而我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生活了近三十年。

我知道我的成就不过普普通通，我不是唯一一个，也断不是第一个远离家园追寻幸福的人。很多时候，我仍然会为我走过的每一英里路、吃过的每一餐饭、认识的每一个人、睡过的每一个房间而迷茫不解。这一切尽可以显得平平常常，然而总有一些时候，它们却是超乎我想象的奇迹。

原标题：《裘帕.拉希莉：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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