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蜀同风：“地域黑”与宋代社会的舆情想象

一、闽蜀同风、腹中有虫

福建与四川，一个在东南，一个在西南，似应风马牛不相及，可《宋史·地理志》把相隔千里的福建路同川峡四路编排在同一卷，颇令人费解。两宋之际的邵博曾说，当时朝堂之上，流行一句戏谑的话，叫“闽蜀同风，腹中有虫”，借以贬低朝中福建和四川出身的官员。身为蜀人的苏轼，在聚会时，听闻此言，不禁勃然大怒道：“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同僚刘安世当即反唇相讥道：“‘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苏轼听后也只得“默然”（《邵氏闻见后录》卷20）。

这个故事显示，闽蜀同风在舆论中的并非一句“好话”，“闽蜀”二字的半包围结构中都有一个“虫”字，造字法中透露出某种“居心叵测”的味道，暗含了这两个地方，好人不多，坏人不少。从苏轼的反应来看，闽蜀同风的说法是令人不快的，带有嘲讽和贬抑的意味。两地在某些方面的不谋而和所表现来的“文化不正确”，渐渐成为一般士大夫调侃的对象。甚至连闽蜀两地的语音，都有了某种莫名其妙的一致性。

跟两地风俗怪异相类，宋代的闽语和蜀语在外人听来也同样是怪异，尤其是在文化人眼中，两地士人的口音很不正常。宋初名僧赞宁说“闽土人言音诡异”（《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这大概是因为北方人不太听得懂当时的福建话。太宗时枢密副使刘昌言为泉州人，太宗曾对左右说：“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句不得。”（文莹：《玉壶清话》卷5）而在难懂这一点上，当时的四川话也不遑多让。南宋时在四川做过制置使的范成大说过“蜀人乡音极难解”（《石湖居士诗集》卷17《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也颇值得一提，就是在宋人看来，除了风俗上的相近，福建和四川的方言也有着奇妙的“音近”现象，而这一点恰恰可以在文人中制造一些有关闽蜀士人的笑料。南宋人孙奕的《示儿编》中记载，宋真宗时有一次科举考试的题目为《天清德明赋》，有一个福建士子的破题居然是“天道如何，仰之弥高”，大家都笑话他连第一句的押韵都搞错了，正常情况下，“何”“高”当然是不押韵的，但这样的低级错误，显然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考场之上，这个福建士子显然押的是当时福建话的韵。

周必大曾说，“近世士大夫颇笑闽人作赋协韵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这个可怜的福建士子，从北宋一直被嘲笑到南宋。不过周必大也为他打了抱不平，他说，你们不要只说福建人，四川人也是一样——“殊不知苏子由蜀人也，《文集》第一卷严碑长韵：‘磨讹高豪何曹荷戈’亦相间而用云。”（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大名鼎鼎的苏辙，竟然跟那个乱押韵的福建士子一样，以“何”“高”为同韵。尽管宋代闽蜀两地文化发达，大家诗人辈出，但在一般士大夫眼中，两地文人写诗却频频“出韵”，因为家乡方言的原因不免犯一些低级错误，自然要经常拿出来调侃一翻。

二、古语之传盖不虚耳

当然，闽蜀同音还只是玩笑话，而闽蜀同风，则并非空穴来风。与苏轼差不多同时代的王得臣曾总结说，闽人和蜀人，“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世人发现，四川和福建在科举考试和佛教信仰上比其它地方发达，从而为觉得闽蜀之间在风俗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除此之外，这两个地方的人都喜欢攀“老乡”——“一路虽不同，相逢则曰乡人，情好倍密”。所谓“一路虽不同”，指的应是蜀人和闽人的乡土认同比较宽泛，不是以同州同县为认同，而是以宋代更高级的一级行政区划——“路”为范围，比起州县认同，路的认同可以构筑起一个十分庞大的同乡关系网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代的“蜀”或“四川”，实际上并不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一级政区，而是分属于成都府路（益州路）、潼川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的四个政区，可是在宋代，不论是属于以上四路中的哪一路，蜀人似乎都有同乡的认同。这一点不同于其它地方的以政区现实作为乡土认同的标准，而是根植于地方文化的旧有传统。比起福建，在宋代始终为一路建置来说，蜀人的乡土情谊恐怕更为强大。

如果说科举发达与佛教氛围浓厚，以及好认乡亲，还只是一种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带节奏的话，王得臣接下来所说的两点，“亲在堂兄弟异爨”，以及“民间好蛊毒者” （王得臣《麈史》卷下《风俗》），则是直斥两地在某些陋俗上颇有些蛇鼠一窝之嫌了。

“亲在堂兄弟异爨”的现象想表达的是，当时四川与福建两地风俗不那么醇厚，由于不符合官方所宣扬的儒家伦理文化，因此可能经常受到官方文化的贬抑。而“蛊毒”的想象，在中古时代的士人群体中一直颇为流行，但宋代又有个新的特点。即福建和四川都是蛊毒的巢穴所在。曾经在福建做过地方官的南宋人洪迈曾说，“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蛊毒“积人气血以活”，中蛊毒之人，“晓夕痛楚不可忍”，“甚则叫呼宛转，爬床刮席，临绝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夷坚志》卷23《黄谷蛊毒》）。有意思的是，洪迈说蛊毒是通过畜养“蛇”、“金蚕”、“蜈蚣”、“蛤蟆”等物培痛出来，其中的“金蚕蛊”，据蔡條所说，正是四川人的发明。他在《铁围山丛谈》里记道，“金蚕毒始蜀中，近及湖广，闽粤浸多。”

仔细梳理史料可以发现，闽蜀同风的说法起源甚早。王得臣说，五代时就有蜀人孙光宪撰文反对这一说法。而王得臣在上述所列的一翻考察之后，却认为闽蜀同风是真的，并且感叹“古语之传盖不虚耳”！

三、福建子VS川藞直

宋代关注闽蜀同风现象的热心人群，多是朝中的士大夫群体，闽蜀同风流出自“朝中有云”的舆论，也可知闽蜀同风的“发现”是朝堂上的士大夫的“发明”，而不是各处地方士人比较家乡特点的结果。闽蜀同风的表象在北宋突然得到普遍的关注，绝非偶然的人文地理现象。

事实上，北宋前期，四川的局势一直不稳定。宋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惊 全国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短短三十年间变乱频生，使得朝堂之上对四川的民风颇为反感，朝中的舆论更是大肆宣传四川乃乱民丛生的危险地带。仁宗年间的诗人张俞曾描述外人对蜀中民风的看法，简言之就是“奸讹易动”（《成都文类》卷29《颁诏厅记》）。宋代的官样文章中，四川的地理、经济、民风，无不令人忧心，“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张咏《张乘崖集》卷8《益州重修公署记》）

在宋人看来，蜀地的易乱，源于其民风的不良。黄庭坚《涪翁杂说》载：藞直，泥不熟也。中州人谓蜀人放诞不遵轨，辄曰：川藞直。时人提到四川，想到的是，“俗悍巧劲，机发文诋，窥变怙动，湍涌焱驰”（《成都文类》卷21《送益牧王密学朝觐序》），在这样的歪风浸染之下，蜀地自然“士民缘奸，争饰诈利”，蜀人张俞曾慨叹外间对四川的误会时说，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四川“其俗文、其风武、其政急、其刑威，兵乘而骄，吏袭而奸，民伺而暴”（《成都文类》卷22《送明运使赴职益州序》）。

宋代以科举取士，闽蜀都渐渐成为书香之地，在科举上优势突显，成绩斐然。北宋中期以后，在官场上成为一支新的生力军，大大地挑战了宋代立国以来的朝堂格局。特别是在神宗年间的变法与不变法之争中，福建的新进士人借参与变法的机会大量涌入权力中心，吕惠卿（泉州）、章惇（建州）、蔡确（泉州）、蔡京（兴化军）、蔡卞（兴化军）等闽人相继成为变法派的骨干，位高权重。而反变法势力虽然一度失势，但他们凭借把持政治话语权的舆论优势，极力给福建人贴上各种负面的标签，其中“福建子”三字，在宋代更是成为政治上反复无常小人的代名词。由邵伯温建构起来的王安石晚年失落地在家里天天写此三字以泄愤的故事（《邵氏闻见录》卷12），被文人们广为传布，几至家喻户晓。这个故事被多种史著反复引述，流传甚广，仅宋人的著作中就有朱熹的《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6）、徐自明的《宋宰辅编年录》（卷8）、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17）、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20）。

有趣的是，当时“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便被“目为福建子” （朱彧：《萍州可谈》卷3），似乎吵架吵不赢的时候，只要开“地域黑”就能缓解窘境。更好玩的是，北宋末年，密州人（今山东诸城）赵挺之，更是得了个“移乡福建子”的绰号，因为时人觉得他的为人，“观望险诈”，虽非福建人，却沾染上了“福建子”的邪气。福建人在舆论中的劣势，就连普通的士人都敢在闽人权贵面前表现出对福建人的不屑。吕惠卿主政延州时，曾将孙女许以一新科进士，该进士竟跑到开封府找知府蔡京要办理悔婚，并对蔡说退婚的原因只是“不喜与福建子相交”（朱彧：《萍州可谈》卷3）。须知，办理此案的蔡京，也是福建人啊！

将复杂的民情风俗现象转化为一目了然的诸如“福建子”或“川藞直”之类的简单符号，正好适应了大众舆论的接受兴趣。尽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闽人边缘化的努力，并未能阻止他们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但是在舆论氛围的营造上，他们又是非常成功的。《宋史·奸臣传》的北宋部分，就几乎成了福建人的专版，而整篇《奸臣传》总共20人中，福建就占了9人。

四、小结

闽蜀同风的舆论，细思极恐。可以说这是自诩为代表了一种抽象性的、统一的和核心性的政治正确，在具体生活上对具有一定的文化和风俗差异的“地方”进行居高临下式的打压，使之在斗争中处于劣势的文化遗迹。闽蜀的同风意味着这两个地方与主流文化的异质，闽蜀在人文地理上的差异，被掌握了话语权的文化人发展成一种奇异性的文化景观，然后再将这种奇异性描绘成落后性。宋人所描述的闽蜀二地的宗教风气浓、乡土观念重、宗法观念弱以及养盅毒害人的奇术就正好体现出这一奇异性到落后性的内在理路。

可以说，在宋代舆论场中制造的那些闽蜀之间相似的风俗所代表的，大多是那些令正统政治文化生厌的那种文化特征。越到后来，闽蜀两地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和所表现来的“文化不正确”，渐渐成为一般士大夫大加鞭鞑的对象。对于宋人舆论中热衷于传播这一似是而非的话题，吴天犀先生曾经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闽蜀都距中原遥远，传统思想学术对它们的控制显得薄弱，这时随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素来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闽、蜀人士，也要加竞争行列，分庭抗礼，同享禁脔，而且他们赡学而有文采，机警而多智略，成为不好应付的对手，所以就会引起那些既得权益者的讨厌和不满了”（《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