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发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对今天的欧洲还有多大影响？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媒体就不断地在讲“马克思回来了”，好像在100多年之后，马克思忽然奇迹般地“复活”了。

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欧洲媒体“想”到马克思，恰恰表明马克思并没有离开欧洲。很多欧洲国家的社会分配制度的形成，与马克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今天的欧洲，就没有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没有今天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福利体制。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今天看似“卷土重来”，不过是因为全球化下资本力量的迅猛扩展，不断拉大贫富差距，致使欧洲社会受到猛烈冲击。在欧洲近现代史上，每当发展的天平过多地向效益倾斜，社会福利受到影响，贫富差距加大时，马克思的力量就一定会显现出来。

瑞典就是一个典型。

100多年来，马克思一直伴随着瑞典社会民主党前行。在瑞典社民党的总部，至今仍悬挂着马克思的肖像，开大会要高唱《国际歌》。每年五一，一些地方的社民党分部还要组织游行。党员们会在乐队演奏的《国际歌》声中，举着党旗行进。同时，社民党领导人还要发表五一讲话。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社民党一直把消灭阶级做为奋斗的目标。2001年11月社民党第三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承认，瑞典仍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差别近十年来又重新拉大。2017年的新党纲仍然把消灭阶级差异做为党的目标之一。

但是，瑞典社民党讲消灭阶级，不是说要搞阶级斗争，不是一个阶级把另一个阶级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他们选择了通过分配，包括税收、医保等一系列手段来平衡和制约资本的力量，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公平的目标。

很多人认为，福利体制会带来鼓励懒汉的弊病。事实上，瑞典相对来说仍是发展最稳定、分配最公平的欧洲国家之一。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还说过要学瑞典模式，美国现在的食品券据说就是参考了瑞典的作法。很难想象，没有马克思，就不会有今天欧洲国家努力构建而起的形形色色的分配体制。

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早期的目标是大体相同的，他们大都认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断，认为工人阶级只有掌握政权，才能够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最终却分成了两派。一派选择了革命，另一派则选择了议会，这是由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决定的。

实际上，欧洲一些社民党选择的不仅仅是议会道路，也是一种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时，后者要比前者更具决定性意义。

社民党元老英瓦尔-卡尔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系统的建构。像所有科学的理论一样，它也必须经过科学的检验，这就是说，它必须用现实之光来测试，以便能够确认这种理论的预测是正确的。”这真有点儿像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多少带点“国情论”的味道。

西方很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渊源，每一个社会主义的党派都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但是，面对马克思主义，每一个党派也都作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和解释。

也恰恰是因为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够以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从某种角度看，正是因为欧洲现实的不同，使社民党人选择了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他们由此超越了一个学习者的阶段，超越了教条性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眼里，有时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补充，有时又是矫正“血腥”资本负面作用的一种理论力量。

再以瑞典社民党为例。

该党内部对是否应当全面实行公有制的辩论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70年代。1920年，社民党提出党的首要任务是“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社会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

二战结束后，社民党修改党纲，提出“变革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组织，让全体人民掌握生产的权利”。到了1960年，又在党纲中取消了“阶级斗争”，提出今后的任务是“消除资本主义残余给社会带来的不良状况”。1960年代末，社民党进一步提出建立“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完全没有必要在社会上实行全面的社会化，而只需对所有权的部分职能实行社会化”。在所有这些目标和任务的转变中，我们都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都能看到瑞典社民党为实现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所做出的努力。

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以至于会出现像法国学者皮克蒂所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那样轰动一时的著作，关键就在于欧洲发展的实践证实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运行的规律，所以马克思主义也一直是思想史、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经典。

自500年前西方大扩张开始，人类社会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直没有摆脱过资本力量的冲击和影响，也始终在寻找着控制资本的力量，消弱或消灭资本的阶级属性，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他与时俱进，他来自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和思想传统，深深地植根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和思想传统，却没有停步于欧洲。他从欧洲走向了世界。他早就从书本中走出，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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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曾刊于2007年1月31日的《东方早报》，此次重发，作者据近十年来的观察，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