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李松睿评张新颖著沈从文传：执著的身影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出版，424页，69.00元。

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和《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样的著作，在我们这个时代注定是两部“奇书”。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都多少会有点自恋的毛病，恃才傲物、矜才使气之人简直不可胜数。随便翻开这个群体的很多著作，那怕是在谈论别人的思想、逝去的往事，字里行间也总是闪烁着作者的身影。他们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才华，因此在写作中要不断地向读者展示自我，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作者已经忘记了自己真正的主题。而《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却与这样的写作传统完全相反，张新颖以极为谦卑的姿态书写沈从文的一生，主要使用沈从文本人的文字串联起他的人生经历，并参照以其他人对沈从文的回忆与评论，尽可能地把自己隐藏在众多史料的背后，进入“忘我”乃至“无我”的状态。

如果草草翻阅这两部书，你可能会觉得作者只是抄录了一系列沈从文自己的文字，并没有太多独到的见解。只有非常细致地阅读，让思想沉浸在书中，我们才能够觉察张新颖文字背后的深情和对沈从文的洞见。这两本书为读者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毕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类需要读者抛开嘈杂扰攘的琐事、静心品读才能进入的著作多少显得有些另类。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由于此前认真读过两遍《沈从文全集》，对沈从文研究的相关史料也较为熟悉，刚开始接触《沈从文的后半生》时，觉得书中的大部分文字都曾经读过，本能地产生了厌倦心理，也把握不住作者的叙述，就好像迷失在一片云雾弥漫的森林，其中的每一棵树走近了都能辨认清楚，但却无从寻找前进的方向。不过读过几十页之后，我发现那些原本枯燥的史料经过作者一番剪裁，竟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让人不忍释卷。张新颖似乎用微弱的烛火，在那座森林中标示出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过它，我们慢慢地走出迷雾，走进沈从文的世界。

因此，《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看上去只是简单地罗列了一系列材料，实际上却通过独具匠心的编排给出了一条理解沈从文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沈从文的执著。

这种执著首先是对文学的执著。1923年，沈从文并不是唯一一个怀着文学梦来到北平寻找出路的年轻人，在那个群体中，他甚至并没有表现出过人才能，连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更没有写出什么令人称奇的作品。就像大多数文学青年那样，他最初写下的大部分作品都乏善可陈，自然遭遇了无数次退稿。由于接连不断地投稿，让当时《晨报副刊》著名的文学编辑孙伏园感到烦不胜烦，孙伏园甚至把沈从文寄来的稿件连在一起，当着众多同事的面宣称这就是一位大作家的作品，随后将那厚厚的一叠稿子扔进废纸篓。我们可以想象，当这样的消息传到沈从文那里时，这位年轻人会受到多么巨大的伤害和刺激。

对当时聚集在北平的众多文学青年来说，文学固然具有着足够的魅力，但远非生活的全部内容。很多人渴望的其实是小说家的名气，并没有要为文学奉献心血的愿望，几次投稿失败就足以让他们知难而退。更有些年轻人虽然展现出足够的才华，但缺乏投身文学事业的恒心与毅力，凭着报刊上发表的一两篇小说、三四首短诗，赢取了心爱的姑娘的芳心，旋即就永远从文学史上消失了。而沈从文却以“乡下人”特有的执著，从不理会投稿失败带来的挫败感，埋头进行各种写作试验，锻炼自己的文字技艺，寻找最适合自己心性的创作道路。因此，《萧萧》《三三》《凤子》《丈夫》《柏子》《边城》这类杰作绝非天才的灵光乍现之作，而是沈从文经过反复摸索之后，才最终找到的创作道路上结出的果实。而作家本人对此也心知肚明，他在1950年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就颇为自负地说过：“在民十六（1927）到廿六（1937）年，恰恰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短篇小说的收成期。巴金、老舍、茅盾、丁玲、张天翼、穆时英、施蛰存、沙汀、艾芜、魏金枝、靳以，都各有成就，才成为国内读者所熟习的名字。……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1931）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85-86页）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向来不缺少天才，也涌现出了很多名作，这让我们看到太多作家的处女作就是其一生的巅峰之作。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仅靠处女作名世多少还是会限制作家在文学上所能抵达的高度。只有沈从文这样起点较低，却执著地磨练自己的写作技艺的作家，才真正具有成为大师的潜质。沈从文在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曾颇为自得地说：“吃饭以前我校过《月下小景》，细细的看，方知道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的。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泊缆子湾》，《沈从文全集》第11卷，139-140页）这里固然是他在妻子面前的自我表彰，但我们读来却丝毫没有轻佻的味道，反倒让人肃然起敬。不相信天才，不急于求成，在忍耐中执著地打磨自己的写作技艺，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正是沈从文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继续沿着张新颖为我们标示出的线索向前走，我们会发现沈从文不仅痴迷于文学，他同时对自己的生命经验也异常的执著。沈从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终于意识到，自己“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横石和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181-182页）。此时，他没有止步于文学本身，而是努力使自己的工作与某种更为宏阔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正像我们在《〈边城〉题记》中看到的，沈从文并不觉得自己的小说是静穆、纯美的艺术精品，而是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59页）。也就是说，他逐渐意识到，作家不能仅仅专注于磨练自己的写作技艺，他还必须关心人民、社会、国家、民族的前途，并为自己身处的时代贡献一份力量。

于是我们发现，沈从文的小说产量开始下降，并频繁卷入各种文坛纷争，如引发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支持所谓“抗战无关论”，在抗战结束后尖锐地抨击中国政局等。所有这一切都给沈从文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也为他日后饱受猜忌和排挤埋下了伏笔。沈从文的家人和朋友都劝他多写点小说，少写些得罪人的文章，可这位执著的乡下人偏不！他批判作家相互之间的吹捧与争斗、厌恶商业和政治对文学的侵蚀、反感作家依附于某个组织或集团。他的观点其实非常朴素，那就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本是安于寂寞，专注地写出优秀的作品，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会最终伤害文学。这和沈从文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判断是一致的，他认为所有那些拯救中国的外来理论都是空谈，只要每个中国人都把自己分内的工作认真做好，中国自然就富强了。

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早已不需要我们来评说，但这种庄严、认真的生活态度本身还是让人非常尊敬的。只是对沈从文周围的人来说，与这么一个严肃的人朝夕相处，还是会觉得异常压抑并敬而远之。例如，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爱听昆曲，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作家靳以经常带领张充和等人去吉祥戏院或广和楼戏院看戏。有一次，他们在沈从文家里凑在一起正准备出门，正好撞见沈从文，主人直截了当地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说得靳以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听了沈从文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张充和、靳以他们不由得暗下决心，下次相约看戏时，绝对不把集合地点选在沈从文的家里。此外，在抗战期间，沈从文与很多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比邻而居，他发现身边的同行并没有把全部心血都用在做学问上，恰恰相反，他们一有空就凑在一起打牌消磨时光。这本是无伤大雅的小嗜好，并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可沈从文却在刊物上接连公开发表文章，认为知识分子把智慧和精力消耗在一些小纸片上，放弃了对事业和民族的责任，是自甘堕落的行为。我们可以想象，沈从文的同事在读到这样的文章后会感到怎样的羞辱和尴尬。

也正是因为秉持着如此“一根筋”式的人生态度，沈从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拒绝接受任何成型的理论或学说，执著地要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他为自己在这一时期设定的工作目标是“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做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128页），还反复表示要“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来重建“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绿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139页）。沈从文在这里所说的“神”，就是那些他不断追寻的“抽象原则”，他希望找到能够理解生命与美的抽象原则，帮助中国人重新找到尊严与活力。

只是，沈从文虽然渴望着探索抽象原则，但他本人更多的是一位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小说家，并不擅长抽象思考。在实际的创作中，沈从文最终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将抽象原则转化为艺术形态，只能不断感叹“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生命》，《沈从文全集》第12卷，43页）。正是因为无法在文学创作中表达自己真正想要探索的抽象原则，沈从文在1947年发表的小说《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就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绝唱。由此可以看出，虽然1949年的时代巨变对沈从文中断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但我们同样不应该无视作家这一时期在思想内部遭遇的创作危机。正是内外两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才断送了沈从文的文学生涯。

而执著的第三个层次，则是对生命意义的执著。我觉得《沈从文的后半生》要比《沈从文的前半生》更加精彩，因为正是在张新颖对沈从文后半生的梳理和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作家如何依靠自己的执著，寻找生命意义和安身立命之本，重新建立自己的事业。其中的磨难与艰辛、屈辱与痛苦，以及历尽沧桑之后的幸福与甜蜜，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忍不住数次扼腕长叹。我们知道，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离开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终结了自己的文学事业。此后，政府主管部门曾多次提供机会，让沈从文重新成为专业作家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工作。面对这些好意，沈从文全都一一谢绝，坚持留在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甚至当他发现国家给自己定的工资标准高于博物馆的领导时，还主动要求降低工资。

显然，沈从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因无法表达“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而感到绝望后，又重新找到了一种建立生命意义的方式。他在1952年参加四川土改时，忽然领悟到“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致张兆和19520124》，《沈从文全集》第19卷，311-312页）。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兴衰荣辱、遭际困厄不过是过眼烟云，生命只有与悠久的历史传统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永恒的意义。如果文学的道路已经无法走通，那么文物研究其实同样可以让沈从文思接千载、神与物游。

于是我们看到，沈从文用全部心力投身到对“杂文物”的研究当中，无论是做讲解员，还是帮其他单位采购文物、购置图书，亦或是帮助工艺美术生产部门改进工艺，都尽心尽力、分文不取。他意识到自己感兴趣的“杂文物”研究百废待兴，“材料冻结已近千年，年青人即有心来搞，也无可下手处，有文献知识的少实物知识，更少比较美术知识；搞美术的又少文史知识，且不弄服装制度，因之即到今天，万千中材料已搁在面前，其实都近于死物，又各个孤立，毫无关连”（《致韩寿萱195504下旬》，《沈从文全集》第19卷，415页）。因此他有种强烈的紧迫感，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地培养人才、建立起学科的基础。然而遗憾的是，与书画、陶瓷、青铜器等文物研究中的传统类别相比，沈从文开创的“杂文物”研究极为边缘，他的种种努力也始终无法得到同时代人以及同行专家的理解。历史博物馆甚至还专门举办了一个“反浪费展览”，展出沈从文为博物馆收购的各类“杂文物”，并将这些艺术珍品称为“废品”。为了羞辱沈从文，历史博物馆的领导竟然让沈从文担任这次展览的讲解员，陪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一同参观。

不过，这些屈辱与阻碍从来没有消减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热爱。他曾回忆自己当年“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22页）。也就是说，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衣帽服饰、日用杂物在外人看来虽然杂乱无章、琐碎无用，但于沈从文眼中却相互勾连、生气勃勃，透过它们，可以触摸到千载之前、万里之外的劳动者的遭遇、记忆与情感。因此，当沈从文在研究那些文物时，他并不是单纯在考证那些花纹、图样的渊源流变，而是将生命灌注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绵延的文化与勤劳的人民当中。那些早已消失的记忆与情感，从历史的尘埃中悄然复活，与沈从文的生命呼应、共振，这是一种怎样的气象与气魄！相形之下，人事的纠葛、职称的高低、待遇的多寡、住房的宽狭又算得了什么？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所有人都为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而感到无限惋惜的时候，他本人却对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毕竟，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当中，他早已收获了比文学创作更加深厚、广阔的生命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用执著来梳理《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时，似乎会让人觉得沈从文是个过于严肃、缺乏情趣的人。其实，张新颖在叙述沈从文的经历时，于主线之外，还不断穿插各种有趣的材料，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地了解沈从文的路径。于是，伴随着读者的阅读，这个执著的乡下人也就渐渐变得丰满而有趣。读者会看到，这个人习惯于随手拿起一本书，在空白处写上几句题记，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有一次，汪曾祺向沈从文借书，发现其中一本上面写着：“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走过，心中十分难过。”（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49页）我们无从明白他究竟是因为那个女人很胖而感到难过，还是觉得桥梁不堪重负而悲从中来，但这句话本身所蕴含的莫名喜感，却总是让人忍不住沉吟再三、反复回味。

这个人在演讲时喜欢将手臂在空中挥来挥去，可因为长期伏案工作，使得那件冬天的棉袍在右肘处破了一个大洞。由于他不停地挥手，棉花渐渐从破洞中掉了出来。为了保暖，他只好不断地再把掉出来的棉花重新塞回去。偏偏他做这一系列动作时，既不愿停止演讲，也不肯放下手臂，使得他的听众全都忘记了他的演讲内容，只在脑海中记住了那个反反复复塞棉花的可笑动作。

也正是这个人，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会写下诸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由达园给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1卷，93页）“‘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如‘磐石’”“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由达园给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1卷，95页）这类让人肉麻而又颇为感动的句子。而几十年后，已经白发苍苍的他会“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一边说这是张兆和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一边“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张允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170页）。

最后要说的是，沈从文曾多次提到自己的生命与水之间的奇妙缘分，感慨“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全集》第17卷，209页）。而阅读张新颖对沈从文一生的描述，我的眼前也总是会出现一条水气氤氲的长河。它源发于湘西的山涧清泉，靠着自身的坚韧与执著，走过了无数的沟坎、悬崖、堰塞、曲折，将生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民交融在一起，最终演变为烟波浩荡的巨川。合上张新颖的这两本书，在为沈从文元气淋漓的一生而感佩不已的同时，他那异常执著的身影，也将长久地刻印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