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代天子杨侗：“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

分崩离析的大隋版图

从大业二年被封为越王开始，隋炀帝每次出巡，都会留下杨侗这个懂事的孙子留守洛阳。后来，隋炀帝修运河、巡塞上、通西域、征高丽，把诺大的王朝搞得民不聊生、烽火遍地。大业九年（613年），趁隋炀帝筹划第二次征伐高句丽之机，功臣杨素之后、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于黎阳，旋即进犯东都洛阳。年仅9岁的杨侗在民部尚书樊子盖的辅佐下，沉着应战，坚决抵抗，凭借坚固城防和四集的大军将杨玄感阻于城下。玄感遂放弃东都西去关中，企图袭取长安、卷土重来，结果在途中被各路隋军剿灭。

凭借樊子盖的忠勇，杨侗和洛阳城逃过一劫。杨侗也因功被隋炀帝任命为高阳太守，不久又重新担任保卫洛阳的重任。但在隋末风起云涌的乱世之中，这只是杨侗本人和洛阳城噩梦的开始。

杨玄感败亡之后，作为隋炀帝即位后就重点兴建的东都，洛阳人口稠密、财货云集，粮食堆积如山，自然成为河南河北各割据势力间的一块巨大磁石。加上洛阳地处河南四战之地，没有关中“依山阻河”、“崤函之固”的地理优势，围绕洛阳城的残酷争夺，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大业十二年（616年），翟让在东郡发动农民起义，因以韦城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为根据地，故称瓦岗军。瓦岗军攻城略地，逐渐壮大。但其真正成为隋王朝的重大威胁，还是在李密加入之后。

李密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司徒李弼之后，曾为杨玄感起兵出谋划策，后辗转加入了瓦岗军。在他谋划下，瓦岗军大败隋军大将张须陀、刘长恭，收降了裴仁基、柴孝和等隋军将领，还攻占了洛阳附近的洛口仓，“开仓赈食，众繦属至数十万”。（《新唐书·李密传》）从两河到江淮，群盗莫不响应，安陆、汝南、淮安、济阳等河南郡县多被李密攻陷。

李密剧照

随后，李密又派兵攻占了回洛仓，切断了洛阳城的粮食供应，旋即“大修营堑以逼东都”。大胜之下，李密传檄洛阳远近州县，祖君彦痛斥暴君隋炀帝的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旧唐书·李密传》）自此传遍四方。

此时大隋天下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关中、陇右、荆襄已非隋朝所有；河北全境几乎被窦建德占据；山东徐圆郎日渐做大，且有与李密合流之势；江淮一带杜伏威、辅公祏起义军也四处剽掠，严重威胁江都安全。整个大隋王朝的机动兵团不是被消灭，就是被各地起义军牢牢牵制、动弹不得，已无援军能够增援洛阳。在杨侗的一再催促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逗留江都、捉襟见肘的隋炀帝派出最后的骁将王世充，带兵七万援救洛阳。

王世充本是西域胡人，与李密一样，极富谋略和野心。杨玄感乱起后，余杭刘元进等人也起兵响应。王世充率军镇压了刘元进起义，并以哄骗的方式将投降的三万起义军全部坑杀，因此得以在隋末乱世中崭露头角。接着，王世充又连克齐郡孟让、南阳卢明月等路义军，成为隋王朝为数不多的能征惯战之将。洛阳告急，隋炀帝自然想到让王世充担当“救火队长”，前往救援。

王世充剧照

洛口一役，李密与王世充“大小百余战，无大胜负”，（《新唐书·王世充传》）隋炀帝急于求成，下诏拜世充为右翊卫将军，催他赶紧破贼，结果反被李密斩首二千余级。（《资治通鉴卷一八四》）王世充经此败，才明白瓦岗军的厉害。其后李密又乘胜与王世充大战于洛北，“世充大溃，士争桥溺死者数万，洛水为不流。”（《新唐书·李密传》）

连战连败，洛阳为之气衰。不久，李密就处心积虑，伙同党羽将瓦岗军元老翟让杀害，并兼有其众。虽然此举不免失去了一部分人心，但瓦岗军自此指挥统一，战斗力更加强大。瓦岗军乘胜进据金墉城，“未几，拥兵三十馀万，陈于北邙，南逼上春门。”（《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坐在洛阳城中的越王杨侗，耳边都能听到金墉城里的钟鼓之声，朝不保夕的末日之悲可想而知。而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并向李密遣使奉表，一时间，改朝换代、四海归心的辉煌图景已然闪现在李密的眼前。

命途多舛的末代天子

似乎是上天有意帮助李密完成“临门一脚”，此时又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隋炀帝心灰意懒、不愿北归，被宇文化及等人弑杀。

隋炀帝剧照

隋炀帝之死，在事实上宣判了隋王朝的死刑。长安的李渊迅速作出反应，逼迫已经当了一年傀儡皇帝的杨侑退位，自己登基称帝，建立唐朝。而镇守洛阳的杨侗，也在王世充、段达、元文都等朝臣和武将的拥立下称帝。杨侗自然对拥立自己的王世充等人加官晋爵、封侯拜相。时人称王世充等七位大臣为“七贵”。

主上登龙称帝，臣下鸡犬升天，本该皆大欢喜，但眼前的危局，却并未因此有任何改观。此时除了拥兵三十万，对洛阳虎视眈眈的李密，还有一个裹挟哗变之众南来，意欲夺路返回关中的宇文化及，究竟该何去何从？

情急之下，杨侗君臣到底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起先是有个叫盖琮的人，向杨侗上书，建议联合李密共同对抗宇文化及。一个是人多势众、频频叩关的“巨贼”，另一个是与自己有杀父之仇、弑君之恨的“反臣”，无论与哪一方联合，都是饮鸩止渴的险棋。但形势比人强，杨侗君臣此时已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抢粮抢地盘的造反武装总比弑君首恶要好一点吧。面对危局，杨侗君臣甚至打起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如意算盘：先利用李密消灭宇文化及，再趁李密元气大伤一举成擒。

就这样，杨侗定下决心，遣人招抚李密，许以高官厚禄的同时，承诺先请李密平定宇文化及，然后入朝辅政。

此时的李密无论是在诸路反隋义军中，还是在洛阳朝堂之上都炙手可热。面对杨侗伸过来的“橄榄枝”，李密并没有犹豫就欣然接受。在他心里，一个只有洛阳一隅、号令不出四门的残隋小朝廷并没有什么值得效忠之处。手握三十万大军，无论是席卷两都，还是定鼎天下，对李密来说都非难事。但隋朝毕竟还有着名义上的正统地位，学学那位远在长安的本家，以权臣的身份逼迫杨侗禅位，行改朝换代之实似乎更加妥当。至少，不需要费尽心力攻破洛阳的坚固城池。

接受了杨侗官爵的李密换了一身行头，调转枪口对准宇文化及，以“忠臣”自居与其展开对决。

但是，与李密数度血战的王世充不愿意李密反客为主，鸠占鹊巢，代替自己成为洛阳小朝廷的最高军事统帅，因此极力反对招抚李密。与李密和解后，王世充便对起居侍郎崔长文说：“朝廷官爵，乃以与贼，其志欲何为邪！”（《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同时和心腹商议：“文都等刀笔才，必为密禽，且我军与贼战，多杀其父子兄弟，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新唐书·王世充传》）

元文都听闻“大惧”，和卢楚等人密谋先下手为强，准备密派人手于宫门，待王世充入殿则“伏甲杀之”。史料并未记载杨侗是否参与密谋，但根据史实推测，文臣拟制诛杀大将的计划，没有皇帝首肯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参与密谋的纳言段达胆小怕事，担心失败牵连自己，暗中派人向王世充告密。王世充立即趁夜袭击含嘉门，包围宫城。三下五除二，将卢楚、元文都杀死，一场内讧遂以王世充的全胜落下帷幕。

杨侗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已经成了王世充的傀儡，只得拜王世充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从此王世充专宰朝政，并以其兄弟子侄分领军队，掌握了洛阳军政大权。

此时，李密击破宇文化及，回到金墉城，但损失惨重，“劲兵良马多死”。王世充趁机以巫术蒙骗官兵，一战将李密瓦岗军击溃。瓦岗将领张童仁、陈智略、邴元真、裴仁基皆降于王世充。李密带着两万多残兵败将，逃亡关中投奔李渊。杨侗没想到，鹬蚌相争之后，王世充注定将成为埋葬自己和残隋王朝的“渔翁”。

王世充掌权后，便滋生了代隋自立的野心。他逼迫杨侗册封自己为郑王，并唆使同列“七贵”的段达劝说杨侗让位：“今郑王功德甚盛，请揖让，用尧、舜故事。”面对劝谏和威胁，杨侗怒斥：“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发；必天命有改，亦何论于禅让！”（《隋书·杨侗传》）

然而冲幼之龄、手无寸铁的末代天子又岂是权臣的对手？不得已，杨侗最终逊位于王世充，被幽禁在含凉殿。不久，王世充一不做二不休，派遣侄子王行本将一杯毒酒送给了杨侗。可怜杨侗只能焚香礼佛，哀叹：“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然后便饮药自尽。

杨侗剧照

绵延两代的历史之误

与秦始皇奋六世之烈，积百年之功而成一统，汉高祖斩蛇起义、筚路蓝缕而有天下不同，隋文帝杨坚是以北周外戚的身份篡位称帝，进而在北周灭北齐的基础上完成统一的。在打天下、坐江山的皇权时代，其政权的合法性多少是有疑问的。是以杨坚掌权之初，北周宗室、朝臣司马消难、王谦、尉迟迥等人纷纷起兵反抗。所幸皆被杨坚一一讨平。

由于得位不正，杨坚以法术治天下，且对多数臣下雄猜阴鸷、刻薄寡恩。“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资治通鉴卷一七七》）对百姓也同样以严刑峻法治之。明文规定，三人共盗一瓜，发现便处死。因此终开皇之世，虽然承平无事，人口日繁，但从朝臣到民众，都是风声鹤唳、不堪其苦。为填补自己大杀前朝宗室和功臣后造成的权力真空，杨坚在重用苏威、高颎、杨素等心腹的同时，还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儿子们。

长子杨勇被册立为太子。次子杨广十三岁便获封晋王，官拜并州总管，后又担任河北道行台尚书令（《隋书·炀帝纪》）掌握一方大权。公元589年，杨广又以宗王身份率韩擒虎、贺若弼诸将，领五十万大军南下平陈，亲手完成了统一大业。此后，杨广又镇江都、出灵武，安抚江左，巡视塞外，成为杨勇太子之位的强有力竞争者。

秦王杨俊虽才干不及乃兄，但也被杨坚任命为秦州总管，管理陇右诸州。

蜀王杨秀则“有胆气，容貌瑰伟，美须髯，多武艺”，（《隋书·杨秀传》）拜柱国、益州刺史，总管西南二十四州诸军事。由于位高权重，且对杨广谋夺太子之位不满，杨广处心积虑让父亲杨坚将杨秀废为庶人，终身禁锢。

最后一个，便是汉王杨谅。开皇十七年（597年），杨坚任命杨谅出任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隋书·杨谅传》）蜀王杨秀因杨广谗言被废后，杨谅亦不自安。隋文帝驾崩后，杨谅便举两河之兵反叛，后被杨素平定，最终被杨广囚禁至死。

抛开杨广与诸兄弟之间的争斗，不难看出隋文帝杨坚在定鼎天下前后的权力布局：以自己和太子杨勇坐镇长安以为王朝正统、权力中心，以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分统江左、朔方、陇右、巴蜀、两河，以四肢屏蔽腹心，拱卫皇权的意图明显。

隋文帝想当然地认为，有“一母同胞”的五个儿子镇守四方、同气连枝，自己再用帝王之术驾驭群臣、制衡朝堂，大一统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可以实现的。但他没想到，由于三百年的分裂刚刚结束，不同地区间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尚需时日，加上皇子们乍掌大权，又多有功劳，助长了相互之间以皇位为中心的权力之争，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隋王朝的二世而亡。

隋朝疆域图

隋炀帝即位后，有意模仿隋文帝分封宗室的做法，也将子侄分封各处、控制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将自己两个初具才智的孙子——代王杨侑和越王杨侗分别封在了长安和洛阳，再辅以朝臣，共同拱卫东西两都的安全。但他显然忘记了，隋文帝在位时朝局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文帝本人坐镇号称天下腹心的都城长安，强化了对关陇军事贵族的控制，进而监视掌控天下。

出于对分裂已久的江南地区的安抚和开发，以及皇帝本人对江南文化的仰慕，隋炀帝从即位伊始便下大力营建洛阳、开凿运河、兴建江都、巡游各地。虽然加强了南北方的经济文化联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从西魏、北周到隋朝的龙兴之地——关中和长安的关注，因此逐渐丧失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对自己政权的支持。纵观隋末风云，除了派出王世充等将领赴援自己曾辛苦营建的东都洛阳，鲜见隋炀帝对位置更加重要的长安的有力策应和支援。

杨玄感起兵初期，李密为其分析天下形势，就曾轻蔑地指出守卫关中的代王杨侑和辅臣卫文升乃“易人耳”，因此力主杨玄感火速入关中、取长安。后来李渊晋阳起兵后直扑关中的战争实践证明了李密的判断——除了进攻霍邑宋老生时吃了些苦头，而且要时时防范来自突厥的背后一刀，总体来看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半年不到就收降关中各割据势力，顺利占领长安，奠定了唐王朝一统天下的基础。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中原战乱迭起，民变势成鼎沸之时，盘桓在江都的隋炀帝已经彻底失去了北返长安、再统天下的雄心壮志，甘心建立类似于曾被自己消灭的陈朝那样，只拥有江南半壁的偏安政权。越王杨侗困守孤城洛阳，遣太常丞元善达混出城，赶往江都向隋炀帝泣血求救：“……城内无食。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哪知在佞臣三两下撩拨之后，隋炀帝便勃然大怒，大骂冒死求救的元善达是当面侮辱自己的小人，逼他穿过叛军向东阳催粮，借叛军之手将元善达杀害。隋炀帝的悖谬之举让以关中军人为主体的“骁果军”心寒齿冷，忍无可忍。最终，他们在宇文化及等人策动下发动叛乱，将隋炀帝及其身边的宗室子弟几乎全部杀尽，随后挟持傀儡皇帝杨浩呼啸北去。

可以说，江都之变，正是关陇集团对隋炀帝与隋王朝的彻底失望和抛弃。

饮下毒酒的皇泰主杨侗也许会想到，正是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两代的制度偏差和错误决策造成了自己的悲剧；但他决不会想到，自己数年来困守洛阳的坚持和挣扎，极大消耗了杨玄感、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等隋末割据军阀的力量，最终为从长安出关西来的李渊、李世民父子扫清了一统天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