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3个女人“不稳定”的40岁

原创 第二新闻中心 新新报NewTimes

40岁的中年女性，面临着很多改变：身体机能逐渐下降，雌性激素分泌减少，疲惫和衰老似乎来得更加轻易。

与此同时，社会对她们的要求丝毫不减。抚养子女，照看家庭，平衡工作，她们“被生活填满了生活”。除此之外，迈向中年的她们还多了一项任务——保持情绪稳定。否则极易招来“是不是更年期了”的戏谑。

苦闷、不安全感、痛苦和释怀……种种情绪交织而成她们复杂的世界。

40岁女性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在40岁这个不惑之年，她们的人生又何以“不再稳定”？

本次报道将聚焦3位40岁+的女性，试图寻找她们内心深处那些更加隐秘的变量，以及引发改变的火苗。

采访 | 邓子奇

撰稿 | 郭佳莹 郭艾昕 杨楠

内容编辑 | 郭佳莹 邓子奇

新媒体编辑 | 杨楠

出品 | 新闻工作坊·第二新闻中心

10个未接来电

在家里其他人眼中，李丹丽就像一个小哪吒，风风火火、我行我素，但又总能在玩笑和打岔间就将大大小小的家庭矛盾徐徐化解。

而在老一辈眼中，李丹丽有些“疯癫”，无论旁人怎么闹她、骂她，她都面不改色，接着就能在饭桌上若无其事地吆喝着让大家吃饭。

面对她，就像蓄力的一拳打在棉花上，表演出的圆滑让你永远使不上劲儿。

兄弟姐妹都是攀钢体制内的职工。在那个“吃上公家饭”相亲都高人一等的时代里，李丹丽有闯劲，敢经商，是家里出钱最多的人。在重男轻女家庭里，她被忽视着长大，却能为父母置办房子、勇闯天涯。既不顺从，也不服输。

紧紧包裹着她的，是表现出的满不在乎和漫不经心。

但面对女儿小何时，李丹丽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小何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距离研究生考试不足六个月的午后。撑不住昏沉的睡意，她趴在桌上小憩了半小时。撑起身子拿过手机，小何懵了。满满一列来电信息已经占据整个手机屏幕，新的消息还在不断弹出——10个未接来电，来自妈妈；无数未读消息，来自微信群聊。

“宝贝你去哪了？急死妈妈了！”

“再不回复妈妈，妈妈要联系你班主任了！”

“小何妈在找她，她在宿舍不？”

“你妈给我打俩电话了！”

“给我也打了！”

从几个零星跳出的关键词中，小何大致拼凑出事情的原委。“在我睡着了5分钟后，我妈刚好在微信找我，过了10分钟，她就觉得我出事了。”更多的是茫然和无奈，“我只是不小心睡着了半小时而已啊……”

小何很快给妈妈回电，安抚好她惊恐的情绪，接着在微信给被打扰的朋友和同学说明情况、一一道歉。小何对妈妈打扰到自己周围人的行为感到尴尬，但同时，她又为妈妈感到心酸，因为她明白，这种情绪的爆发不是妈妈能够控制的事。“所以我就只能给她发个抱抱的表情，然后把她晾在那里。”

“你妈怎么比你还感性”，朋友打趣，小何只能在群里无奈又戏谑地回复：“抑郁妈带不出开朗女。”

小何觉得，“妈妈有些病态地依赖着我”。初入校园，李丹丽会第一时间要求得到小何舍友的联系方式。每当小何转发社会新闻到朋友圈，李丹丽总会哭着打来电话，求小何删掉，原因是“妈妈怕你有危险”。而无论是睡觉、学习还是外出，隔一会儿不看手机，小何的手机上就会多出几个未接来电。

来自妈妈的电话 受访者供图

不是没有尝试过和妈妈沟通。但每当小何挑起话头，李丹丽只会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小何的脸色，以一种卑微而妥协的语气辩解，“妈妈只是因为担心你才这样，妈妈不能没有你”。小何无法再对着这样姿态的母亲说什么，只能一点点地将原本想说的话咽回肚子里。

李丹丽对小何的依赖更像是由多种情绪叠加而成的。

一方面，这源于她对小何负罪感般的愧疚。她总是自卑于自己出身的贫穷，认为自己没办法给小何提供更好的生活，生怕小何在家境更好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另一方面，小何觉得自己身上也承载着李丹丽对未出世双胞胎的复杂爱意。在与小何的爸爸相遇之前，李丽丹结过一次婚，还怀了一对双胞胎。但面对孕期家暴的丈夫，她毅然决然地打掉已经成型的6个月胎儿，并选择离婚。

“她经常想起来她有个双胞胎孩子，我觉得她可能把那份爱也给到我身上了，本来我是一个孩子的爱，她可能把三个孩子的爱都给我了。”

又或许是父母对李丹丽成长的忽视和缺失，让她在满不在意的皮囊下深埋了一种怨怼后的释然。这种成长上的缺失也化作身为母亲的多愁善感，更加变相地弥补在了小何身上。

与很多家庭的“催婚催生”不同，李丹丽不希望小何走她的“老路”。“她太依赖我了，太病态的那种。她心理一直亏欠着，对我的这种依赖也会折磨她自己。她怕我也陷入到和她一样对孩子的愧疚和痛苦中，所以她不想让我要小孩。”

近些年经济不好，李丹丽没有继续外出经商，而是回到老家攀枝花做起了个体户。她没有什么固定的生活轨迹。小何不在身边的时间里，李丹丽和丈夫的生活方式更贴近在大城市周末休息的年轻人。也许睡到中午才起床，乐意做饭的时候随手买点菜炒炒吃了，犯懒了就吃速冻食品。用小何的话来说就是：“两个人烂在家里。”

在北京读研的日子里，小何时常被依赖自己的妈妈和自己预想中的未来规划拉扯着。李丹丽想让她毕业回到家乡攀枝花陪在自己身边，但小何还有自己的野心。“她还是想让我在她身边的”，“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有妈妈在的原因，我会觉得没办法做很多事。”

李丹丽对小何看得很重，却对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

她会向小何发一些小牢骚：“哎呀，现在我们在这里活得好没有意义呀。”她偶尔也会豁达地告诉小何：“如果以后有什么疾病需要一直被照顾，那么那个时候就可以让我死了。”

小何说：“她真的太爱我了，但其实我更想她多爱她自己一些。”

阁楼上的“疯女人”

与小何妈妈相同，小何的二姨李英同样是家里不受宠的孩子。但有所不同的是，李英已经离婚多年，她唯一的儿子却并不像小何那样能够理解自己的母亲。

在小何眼里，李英的性格不太讨喜。她倔强，认死理，不低头，“她有点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感觉。你打她，她不认输，她要跟你对着干”。外公外婆不喜欢李英，家里的其他成员不喜欢李英，就连曾经的小何也不喜欢她。

但当小何渐渐长大，知道了那些发生在李英身上的往事后，她对李英的情感变得不那么一样了。

李英的人生曾有一个偶像剧般的开场。她在十七岁的青春年华里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段恋爱。然而好景不长，这段关系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她被锁在家里两个月，父母禁止她再与对方见面。

但生活不会总如影视套路那般发展，这段恋情终究没有继续下去。更像是一场闹剧，再见面时，对方已经要结婚了。“她觉得很恨，既恨自己的父母，也恨那个男人”，而就是从那时起，“她不再相信父母，也不再相信爱情了”，小何说。

不再向父母反复强调自己“要义无反顾追求自由和爱情”，李英开始接受“父母之命”，接受相亲。

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李英认识了一位大她14岁的男人。很快，李英嫁给了这个自己并不熟悉的男人，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相亲、结婚、生子。在重男轻女的传统中式家庭里长大，李英做到了父母对她的一切规训。

但李英的婚后生活并没有如父母所愿，走向幸福和平静的坦途。结婚不久后，丈夫就暴露出好逸恶劳的品性和嗜赌的恶习。那个不着家的男人，在外打牌喝酒彻夜不归，对家里发着39度高烧的儿子不闻不问。一桩桩、一件件，压在她身上，重若千斤。李英在婚姻中长时间承受的憋闷，终于在儿子高考的那年爆发。

“我感觉她更年期就慢慢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小何推测。

无爱的家庭不仅折磨着母亲，也逼迫着孩子走向沉默。李英计划离婚的那两年，正读高中的儿子对什么事都不在意。即便后来得知李英确诊了乳腺癌，他也依旧不闻不问，甚至连个电话都没往家里打。李英试探性地告诉儿子自己想要离婚，儿子只冷冰冰地甩下一句话，“你想离就离，跟我没有关系”。

儿子的态度虽然冷漠，但姑且算是支持，李英的父母却对此坚决反对。他们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李英本来长得就不好，脾气也坏，人又到了中年，离了这个，下半辈子很难再结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离婚会对孙子的高考升学造成影响。

前是对自己不予支持的父母，后是对自己漠不关心的儿子，难以忍受的家庭是压在李英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段日子，李英的情绪一触即发。要是有旁人在她面前若有似无地提起离婚、孩子之类的话题，她的脸会立马拉下来，以一种恶狠狠的眼光觑着对方，直到对方闭嘴。李英铁了心要让家人同意自己的决定，家里一点无关痛痒的口角总会被她的不依不饶升级为一场“战争”。

最后，或许是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堪其扰，李英终于如愿以偿。父母默许了她的离婚。

即使摆脱了婚姻的枷锁，李英似乎依然被禁锢在牢笼里。

从小到大，她几乎从未得到过来自父母的关心。在李英心里，父亲把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唯独只当她是家里的一个保姆。这种不满长年累月地积压，在无声的对峙和冷战中生根发芽，逐渐演变为更剧烈的冲突。类似的情节每隔几天就要在家中上演：总是以父亲的冷言和李英的呛声开头，再以互不退让的争执和对骂续接，最终以李英摔门而去收场。最严重的一次争执中，李英憋着通红的脸，两只眼睛死死瞪着喘着粗气的父亲，然后撂下一句“你就算死了，我也不会给你流一滴眼泪”。

儿子工作后没几年，李英的弟弟有了个女儿，也就是李英的外甥女。由于弟弟和弟妹白天都有工作，李英的双亲又年事已高，一家人商议后，决定雇李英来带女儿佳佳，每个月按时给她发工资。

于是，李英与这个本就不算亲近的家之间又多了一层雇佣关系。

她渐渐感觉不到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的存在。每逢过年过节，一家人总是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吃着团圆饭，大笑着说些吉利话。而李英总是一个人在厨房忙前忙后，她与餐桌和客厅的热闹隔了一层厚厚的壁障，仿佛她本就不属于这里。

佳佳的出现，仿佛是黑暗矿洞中的一道光亮，让李英不顾一切地想要抓紧。

李英给佳佳扎辫子 受访者供图

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再到步入学堂，李英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佳佳。她照顾着佳佳的一切饮食起居，在心里偷偷认领了母亲的角色。只有她们两个人在的时候，她让佳佳喊她“妈妈”，自己喊佳佳“女儿”。“是更喜欢生你的妈妈还是我这个妈妈？”李英总是一遍遍地、不知厌倦地把这个问题抛向佳佳，并且，渴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除了最亲密的身边人，李英渴望得到更多的关注。

这两年，李英开始迷上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从前的她很排斥使用社交平台，固执地认为“用朋友圈的人都很傻”。但现在，李英几乎每天都会把自己的最新生活分享到朋友圈。与此同时，她也开始学着打扮自己——买自己以前很少买的裙子，每天在镜子前认真梳过两遍头发。她还联系起了昔日同窗的老同学，主动与小区的同龄人搭话，跟着学跳广场舞，拓宽自己的社交圈子，认识新的人。

被挤压在家庭生活的缝隙里，李英正努力寻找着属于她的更广阔的空间。

她睁开了双眼

“不想上学……”暑假接近尾声，而这已经是女儿周琪第四次喃喃自语了。

杨好再也忍受不了了。送走返校的女儿后，接连几天的晚上，一想起这件事，杨好整个人止不住地发冷、发抖，“心脏一抽一抽地发疼”，她坐在床上紧紧地环抱住自己，企图汲取一点温暖，但眼泪还是不断落下。整夜整夜，杨好始终难眠。

大概是近几年开始，旁人的只言片语总会在杨好的心里引起湖面涟漪般的连锁反应，她无法控制地陷入过度思考和情绪内耗。然而，比起涟漪的轻盈，这次的情绪更像是狂暴的漩涡，她感到自己正在被席卷、被吞噬。

女儿无意间流露出的恋家和不舍让杨好感到一阵触电般的惊恐，她断定，这是女儿不独立和缺乏自理能力的表现，而这一切都要归结于自己——太无知，太缺乏关于教育的理论知识，以至于养育女儿时只靠陌生的惯性推动。

但周琪觉得，杨好这份偏执到几乎有些过激的愧疚，要追寻到杨好的少年时代。

杨好45岁了。在她的印象里，抚育了五个子女、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母亲，在家里有着说一不二的威严。

杨好至今仍记得，中学时，她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约定各自买辆自行车，相伴骑车上下学。放学到家，她顾不得放下肩上的背包，快步来到父亲跟前，略带不安地提出购买自行车的请求。一向温和的父亲是家里最疼爱孩子们的人，稍稍询问了几句，便笑着应允了。杨好还来不及露出欣喜的表情，坐在不远处的母亲就迅速起身，“你总是这样，看到别人家有什么，自己就想要，怎么会这么虚荣？”“读了书也不懂体谅父母，没用的孩子，滚出去！”劈头盖脸的责骂声传来，杨好僵在原地，一声不吭，只双腿微微颤抖着。

回想起那时的情景，已为人母的杨好仍会下意识地用手轻抚自己的胸口，深呼一口气，语气中有一点无助。时隔多年，父亲在那一天穿的衣服、母亲在那一天扎的发髻，都已经在回忆中渐渐褪色了。唯有母亲因极度愤怒而扭曲得有些陌生的脸，在杨好的心中凝结成一个永恒的缩影。

“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生气。我想，或许我真的做了很坏很坏的事情。”

于是，在此后漫长的三十多年里，杨好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她习惯于时时检视自己的一言一行，下意识地察言观色，尽量避免人际交往中任何造成不愉快的可能，甚至讨好身边所有人。她以这种方式小心翼翼地构建着属于自己的安全感。

因此，在面对女儿时，杨好绷紧了神经，时刻警惕着自己儿时经历的再现。她给予了孩子最大限度的宽容和自由——除了原则性问题，其余要求她都尽力满足。

然而，当已经20岁的女儿流露出对家的眷恋和不舍，她心里的大厦在顷刻间崩塌了。在旁人眼里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却被她认为是女儿性格上的缺陷，而这一切的源头又总是归咎到她自己，她陷入无限自我苛责的死循环。杨好的脑子里像有几千个喇叭在同时说话，一些喇叭在指责她的无能，一些喇叭在嘲笑她的无力，一些喇叭甚至播放出母亲尖厉的声音——一遍一遍地放送着儿时母亲责骂她时所说的那些话语。

为了转移注意力，杨好连着刷了好几天的“小红书”。大数据似乎也探测出她的情绪，主页上，充斥着各种静心、修心、教育相关的笔记。一条短视频让她停下了下滑的手指，视频里，一位老师语气温和，讲述着低落的情绪从何而起。“放情绪一条生路，情绪也会放你一条生路”——一行文字说明附在最下方。

杨好感觉自己被击中了。她一口气看完了作者主页的所有视频。没有多少犹豫，杨好点开了与作者的私聊界面，将自己的困惑和痛苦一股脑倾吐而出。不久，对方回复并邀请杨好加入了她们的微信群。这是一个“情绪共修”群，群内78人，多为三四十岁的女性。这个群更像是她们的自留地，当工作、生活中发生了不顺心的事，她们会选择在这里倾诉。

此后，杨好开始寻找更多类似的组织。通过关键词搜索，她找到了一个名为“舞修行”（化称）的活动组织方。在他们发布的视频里，五六名中年女性穿着宽松的白色纱袍，随着悠扬的古筝声缓缓舞动着。杨好盯着屏幕，幻想自己也身处其中，如一枝轻盈的柳枝，在春风中静静地摇曳。杨好感觉自己得到了久违的平静。

今年国庆假期，“舞修行”在东莞组织了一场线下交流活动，包括杨好在内，共有数十人报名参加。杨好格外期待这次活动，提前三天就开始收拾行李，始料不及的是，活动由于疫情原因被迫取消。

线下交流活动报名 受访者供图

活动没了，杨好有些恍惚。七天假期，她不用再像平时一样接送儿子上下学，也不用到公司坐班，一向固定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杨好的心再次被一种莫名的惊恐绑架。不同于以往，一向不愿意麻烦他人的杨好终于开口向丈夫寻求帮助，“我好像感觉不到活着的意义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为了缓解她的不安，第二天，丈夫驱车带着杨好来到了郊外乡下。

摇下车窗，杨好静静地看着飞驰而过的街景。车开出市区的那一瞬间，窗外扑面而来的风打在她的脸上，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久违的新鲜空气，“我突然感觉我一下就好了，真的，一下就好了。但是那一刻，我突然感觉，我的心被囚禁得太久了，真的太久了。”

从乡下回来后，杨好变了很多。为了掌控自己的内心，她决定做点什么。杨好买了很多关于心理学的书，准备心理学咨询师考试；开始学习冥想，坚持每天跑步。她努力尝试达成自洽，靠自己抚平内心深处的不安。

杨好在读的书 受访者供图

杨好也尝试和母亲谈论自己儿时的创伤。一个失眠后的清晨，杨好鼓起勇气敲响了母亲的房门，说起了自己最近的不安与焦虑。母亲没有不解和指责，杨好于是继续讲起了自己童年的创伤，聊到那辆她未曾拥有的自行车，还有记忆中母亲数不尽的眼泪。那一刻，两人都各自落泪。这之后，母亲每隔几天就要问起杨好的身体状况和睡眠，生怕她又陷入牛角尖。“我想，我真正感受到了母爱”，杨好语气有些释然。

杨好还开始强迫自己不再太在意别人的眼色。她开始学会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家里的饭桌上不再只有丈夫和孩子喜欢吃的菜，也开始频频出现她爱吃的海鲜。最近，杨好还报名了旅行团。不出意外，杨好将在下个假期独自和一群陌生人前往长白山。

回忆起去往乡下的那天，杨好脸上露出了笑。在车上，她和丈夫二人都静静地感受着面颊旁肆意流淌的风，没有人说话。音响里，许巍的《蓝莲花》播了一遍又一遍。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远

蓝莲花

汽车穿过隧道，杨好睁开了双眼。

更广阔的世界

这些只是李丹丽、李英、杨好生活的一个侧面。

放眼更远的世界，许多中年女性行为或精神上的不稳定被视作更年期的异样，更多的女性正遭受着更年期的污名化。周琪同学的妈妈，在今年秋天变得更加多愁善感，却被丈夫调侃“更年期到了，别那么矫情”。似乎人到中年，便丧失了拥有情绪的权利。但事实上，更年期并不独属于女性，更是男性和女性共同拥有的生理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不稳定”意味着改变。用“更年期”等宽化的概念掩盖中年女性的精神困境，无疑是另一种形式上的霸凌，或刻意或无意地扼杀她们摆脱精神困境的可能。

但日子还要继续。

李丹丽和朋友相约去外地旅游；李英穿上新买的漂亮裙子，认识了更多的人；杨好还在尝试着报名新的线下活动。

无论如何，她们40岁的人生，至少比过去更广阔了。

（文章涉及人物、机构均为化名）

原标题：《聚焦 | 3个女人“不稳定”的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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