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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什么没有搭上大航海时代这艘巨轮

2022-12-10 13:0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明。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陆地为主的国家，中华文明的起源以陆地为主，并且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耕种为核心的农耕文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土地成为历朝历代统治集团最为重视的事项。西周分封、商鞅变法、王莽改制、贞观之治、王安石变法、黄册之制、摊丁入亩，都以土地为核心，统治集团始终把土地作为生存发展的至高无上的资源。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重大的特征。

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从地中海沿岸的佛洛伦萨开始，把地中海文明的精神带到了欧洲各地。地中海地区岛屿众多，海岸线蜿蜒曲折，海上交通成为连接各个岛屿的纽带，同时也为农产品的交换提供了可能。

公元前4世纪以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成为地中海文明的主旋律；公元7世纪，伊斯兰文明勃然兴起；公元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肇兴,为欧洲开启了近代文明之门。

地中海文明的最突出特点是什么呢？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贸易。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这种以商品贸易为主的海洋文明不断传播，与东方的农耕文明在16世纪进行了一场空前较量。

广州城外三声炮响

这场空前较量的主角是谁呢？

是欧洲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和明代朝贡制度。

1517年秋，三艘巨大的船舶，突然出现在广州城外怀远驿前水面之上。船只抛锚停泊后，先是高升旗帜，船上水手在甲板上列阵，齐举长矛，之后放炮三响，声震天地，一时间满城皆惊。看着船舶上高高飘扬的旗帜，船上身着鲜艳服饰来回忙碌的水手，城头上的官员无不惊愕。往日有海外夷人的番船来华朝贡，都是泊在东莞屯门，从未有直至城下的。这次突然出现的大船，来历不明的夷人，惊天动地的三炮，让大明官员错愕不已。

广州城外三声炮响，标志着全球贸易与朝贡制度正式遭遇。

知名历史学者袁灿兴在《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一书中指出，有明一代，官方延续的思维仍然是一以贯之的“朝贡天下”，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各国感受着中国的光辉，唯有得到大明皇帝的恩许，方能进入天朝体系之内，从事有限的朝贡贸易。虽有郑和下西洋，却仍然是大陆思维的延续，是在宣示天恩，在周边营造出稳定的朝贡秩序，其中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才是贸易。进入16世纪之后，大明王朝所处的时代，有了新的变化，随着航海大发现，世界连为一体，老思维面对新变化，僵硬保守的结果就是，中国民间海商力量纵横四海，引发了海疆之乱。

明代朝贡体系构建的

区域政治经济圈

明朝的朝贡制度体现了华夏中心思维。

地理上的半封闭，既使中华文明能延续千年，也导致了中华文明相对保守的一面。长期在半封闭的地域活动，中华文明所能吸收、借鉴的外来文明相对较少，外来文明对它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因此，人们更看重自己的文明传统。

半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助长了华夏中心主义观念，使得中国古人误以为天下只有华夏中国和散落在自己周围的蛮夷部落而已，因而往往把所谓“天下”作为中国的代名词，以为天底下没有可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国家及文化。

当世界步入大航海时代之后，这种心态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以开放姿态走向世界的步伐。

明开国之后，朱元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通过朝贡关系，建构了天下秩序。在朝贡体系之中，周边各国向作为“华夏中心”的中国称臣，每隔一段时间前来朝贡，而中国则给予册封和赏赐。明代形成了包括厚往薄来、勘合印信、朝贡文书、朝贡贸易、朝贡定期等的一套稳定的朝贡制度，在明中期之前，形成中国周边相对稳定的秩序。

朱元璋建立的朝贡体系，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体系。

这个体系以朝贡和赏赐换取周边国家的臣服，为此明朝不惜厚往薄来，经济利益让位于政治利益。这种操作，从当时的地区环境来说，对建立区域稳定体系有重大作用。朝贡关系的核心在于确认和重申政治认同，附带发生商品交易，但这附带发生的贸易，才是各国来华的目的所在。草原上的鞑靼等势力，海外的安南、三佛齐、琉球、苏门答腊等国，都非常乐意到明朝朝贡。然而这个体系是不平等的，不仅政治上不平等，利益上也不平等，消耗着明朝的财力，注定不能长久。而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的到来又加速了朝贡体系的崩溃。

朝贡体系与全球贸易的碰撞

自从广州城外三声炮响之后，中西之间的碰撞逐次展开。

自1508年葡萄牙国王下达进入中国的任务之后，十年来，葡萄牙人徘徊在大明的国门之外，未能进入。被明廷拒绝入京后，葡萄牙人皮雷斯想出一计，他诈称使团乃是满剌加使团。此时的大明，对于佛郎机根本就不了解，乃至认为佛郎机是满剌加的邻国。而满剌加国王得到了大明王朝册封，拥有朝贡的资格，与明廷关系紧密。除了诈称满剌加使团之外，佛郎机人走了太监的门路。在广州等待了一年之后，托梅·皮雷斯一行总算得以进入内地。

1521年，新登基的嘉靖帝正式决定，以武力驱逐在广州的葡萄牙人。佛郎机人船队滞留在屯门，不肯退出，屯门之战就此展开。屯门之战，是中国与近代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军事冲突。此战虽然获胜，但中国士大夫如汪鋐等人，却认识到了蜈蚣船、佛郎机铳的威力，开始鼓吹引入西方武器。

从广州被驱逐之后，葡萄牙人转而前往浙江、福建沿海，从事贸易。葡萄牙人进入福建、浙江之后，得到了中国海商、海寇集团的支持，并将其引入浙江双屿港。双屿岛上日益发展的势力，对沿海各地的持续骚扰，让大明朝廷难以忍耐，最终决定加以清剿。

葡萄牙人从双屿逃出来后，在浯屿安顿下来，从事贸易，兴盛无比，更对朱纨用兵清剿带来了巨大阻力。1549年，被围困三个月的葡萄牙人及海盗，不得不放弃浯屿，陆续乘船出洋逃跑。走马溪之战后，葡萄牙人折回广东，委托其他国家商人前往广州贸易，或在附近海面从事走私贸易。在与大明官方的接触中，葡萄牙人改变了策略，经由贿赂及附加条件，得以在澳门安顿下来。

明初，官方严行海禁，以禁止民间对外贸易，由官方垄断海外贸易。虽有海禁政策，可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暴利，吸引着一批批中国商人，冒着巨大风险从事走海贸易。对商人私下走海，明廷屡屡打击，却不能制止，在海外各地出现了一批中国人定居区。至隆庆年间，明廷在月港开关，有限许可商人出海贸易，带来了海外贸易的繁荣。随着海上贸易的日渐发达，葡萄牙、西班牙出现在东南亚区域，导致了地缘格局的改变，原先的朝贡体系开始衰落。

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规律

伴随着朝贡体系的衰落，明王朝也进入了尾声。当后金军崛起，迫使朝鲜成为清朝藩属国之后，明廷的朝贡秩序，发生了重大转变，明朝的灭亡已不可挽救。

中国农业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对生存资源争夺的问题。

这生存资源便是最单纯的食物。要生存就得吃饭，要吃饭意味着得有地种，因此“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就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理想。这个理想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反映。但中国古代，要吃口饭，是如此的不易。这需要老天蒙恩，风调雨顺，有所产出；这需要圣王垂恩，与民休息，降低税负；这需要政府抑制豪强，控制兼并。

假设这一切都能做到，中国古代农民仍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与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矛盾，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

这矛盾，便表现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周期兴亡率。王朝末期，农民起义，不断残杀，消耗掉过剩的人口，随后新的王朝建立，默默等待下一个轮回。

除了自我残杀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道路吗？有，而且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向外扩张，通过掠夺土地来满足人口的需要。但这种扩张，是有条件的。除了周边有足够的土地和资源外，扩张者自身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被征服者。否则，这种扩张就成了自杀。

第二条道路是通过贸易，使生产专业化，通过出口刺激其他行业的发展，诸如制造业、商业、银行业等，并由此产生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组织及整个商业制度。最终，工商业的充分发展，导致一场经济和政治上的全面变革。这种变革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使人类从古老的无法解脱的循环中挣脱出来。这条道路，是航海大发现之后，西方所经历的道路。

但在17世纪的危机中，中国仍然走了王朝更替、周期兴亡的老路，通过厮杀将问题解决，再一次回归王朝天下。在欧洲，则走了改变制度结构的道路。

古代中国不可能选择第二条道路，相反还打击、压抑向这条道路发展的倾向。

中国古代文明始终把经济型文化作为自身存在的死敌和反叛力量。如果说西方文明是人类在一种可以选择的前提条件下创造出的辉煌，那么中国古代文明则是人类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前提条件下创造出的成就。

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乃是从商业发达中所产生的可能与变化，必然会终结以皇权为中心的王朝统治。而采取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政策，虽然从长久来看，王朝终究逃不掉覆灭的命运，但总归能延续几代乃至十几代子孙的无上富贵荣华，而不幸与苦难，则由王朝的末代帝王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