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巴黎世界博览会所展现的1900年欧洲“图卷”

[加]玛格丽特 ·麦克米伦

2022-12-24 12:02

1900年4月14日，法国总统埃米尔·卢贝在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言，赞颂了正义和人性之善。然而当时的法国媒体可没那么友善。他们报道说，展会还没准备好，会址还是个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讨厌会址入口那尊以女演员萨拉·伯恩哈特为原型、身着当时最时髦晚礼服的巨大雕像。尽管如此，博览会还是取得了成功，吸引了超过5000万游客来访。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的展馆，冶金矿产宫

阿歇特出版社的特别导览手册宣称，世界各国人民都为博览会做出了贡献：“他们集聚了本国的奇迹与珍宝，让我们领略了不曾知晓的艺术、被忽视的发现。我们以和平的方式相互竞争，进步不会因胜利征服而放慢脚步。”从新式的自动人行步道到环形银幕，“进步”和“未来”的主题贯穿整个博览会。在水堡展馆，我们能看到多级瀑布、喷泉和水上灯光秀，而巨大水池中的中心装饰品堪称一组寓言群像，代表“人类”在“进步”的引领之下向“未来”大踏步行进，同时摒弃了“陈腐”和“仇恨”这对奇特的组合。

博览会是各个国家的秀场，也是当时西方文明在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和艺术等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纪念碑。你可以看到新的X光射线机，或者像亨利·詹姆斯一样被发电机大厅的壮观场景所折服，但最激动人心的发现还要数电。意大利未来派艺术家贾科莫·巴拉后来就给两个女儿取名为卢塞（Luce）和艾丽特里西塔（Elettricità）（意大利语意分别为“光”和“电”），以纪念他在巴黎博览会上的所见。［三女儿名为艾丽卡普罗佩勒（ELica-Propellor），同样来自他所仰慕的现代机器螺旋桨。］卡米勒·圣塞恩斯特别创作了一首康塔塔，赞颂博览会上的电：这首名为《天空之火》（Le Feu céleste）的康塔塔，由管弦乐队、独唱者和合唱队在一场免费音乐会上协作演出。博览会电力宫安装了5000个电灯泡，屋顶最高处站着的是“电力仙女”，她坐在一架由骏马与飞龙拉着的马车之中。博览会还有数十座宫殿场馆旨在展现现代社会的各项重要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机械、采矿、冶金、化学工业、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以及农业。

博览会的精彩还远远不止于此。第二届现代奥运会作为博览会的一部分，在附近的布洛涅森林公园举行，项目包括击剑（法国人很擅长）、网球（英国人的强项）、田径（美国人制霸）、自行车和槌球。在文森的附属博览会，你可以仔细观看新式机动车，观摩气球竞赛。拉乌尔·格里莫因·桑松，他是最早的一批电影导演，就在自己的热气球上，从空中摄录了这次博览会的盛况。正如导览手册所说，巴黎世界博览会“大获成功，它是这一整个世纪非凡成就的顶峰——这是一个发现最多、科学最为发达的世纪，彻底革新了世界的经济秩序”。

考虑到20世纪后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些吹捧和自满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可怜，但对1900年的欧洲人而言，他们绝对有理由对眼前的历史感到愉悦，并对未来抱有信心。1870年之后的三十年，生产和财富爆炸式增长，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革命性转变。受益于更好更廉价的食品、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医学的巨大进步，欧洲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生活也越来越健康。尽管这三十年间欧洲人口从1亿左右增长到了4亿，它还是有能力负担增长的人口，这归功于其工业、农业的产出增长和从全球各地进口而来的商品。（同时，对外移民也成为人口快速增长的安全阀——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光是美国就吸收了大约2500万欧洲人前去寻找新的机会，还有数百万人去了澳洲、加拿大或者阿根廷。）

欧洲的城镇规模也在扩大，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能在工厂、商铺和办公室里找到机会而搬离了乡下。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有大约60万居民；而到博览会时，这个数字涨到了400万。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人口增幅最大：1867年，该市只有28万居民，而到大战爆发时这个数字已达933000。欧洲的农业人口连年下降，产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人数应声上涨。工人们组成工会，而工会在19世纪末的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合法的。在法国，工会工人数量在1900年前的15年间增加了四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经涨到了100万。博览会认识到了这个阶级日益提高的重要性，于是推出了一系列展览，向世人展示工人阶级的样板住房，以及那些有助于提高工人道德水准和思想水平的组织。

负责组织巴黎博览会的工程师阿尔弗雷德·皮卡德建议，游客可以从教育宫开始游览。皮卡德表示，教育是一切进步的源头。这座场馆展示了法国还有其他国家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种课程和教学方法。导览手册说，美国展值得一看，游客可以领略美国人推崇的那些有趣的教育方法。（手册并没有说明具体是些什么方法。）教育宫也特别呈现了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还有成人夜校。随着欧洲经济的变迁，政界和商界都意识到他们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19世纪末见证了全民教育和读写能力的普及。到大战前夕，哪怕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欧洲后进国家俄国，也实现了城镇儿童50%的初级中学入学率、乡村儿童28%的入学率——俄国的目标是让这个数字在1922年达到100%。

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和成人教育班鼓励人们阅读。出版商推出连环漫画册、低俗小说、惊险小说和冒险故事（比如西部故事）以回应这个新兴的大众市场。大众报纸用炫目的大号标题和浮夸的插图抓人眼球。1900年，伦敦《每日邮报》的发行量超过100万。各式各样的新兴文化产品拓宽了欧洲人的眼界，而且与他们的祖辈相比，这些也使他们自觉身处更大的社群之中。此前，大多数欧洲人倾向认为自己只是所在村或镇的一员，而现在，他们日益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法国人或者英国人，是所谓国民的一部分。

巴黎世界博览会没有任何旨在展示政府统治技艺的展览，但仍有不少展品呈现了政府正在做的越来越多的事，从各种公共工程到国民福利，无所不有。在这个新的欧洲，相较于三十年前，统治国家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社会本身更复杂了。民主的普及和投票权的扩大也意味着公众规模不断扩大，要求也越来越多。没有政府希望自己统治的是大批心怀不满的公民。欧洲人对历史上出现的多次革命仍记忆犹新。不仅如此，除英国以外的欧洲各国军方都在向常备军方向改革，征召年轻人在固定的年限服役。这一改变也意味着，统治阶级必须仰赖普罗大众的合作和善意。正如俄国最博学多智的贵族特鲁别茨科依亲王所说，“如果需要动员人民去保卫俄国，就不可能再以拂逆民意的方式统治”。

各国政府日益发现，他们要为人民大众提供的不仅仅是基本安全保障。这部分是因为希望避免社会冲突，也是因为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无疑也对经济和军事大有好处。俾斯麦在1880年代的德国开创了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等现代福利国家制度，这套做法也很快为全欧洲效仿。各国政府也意识到，有效的统治需要更好的信息统计学在19世纪末成为重要工具。现在，统治需要依靠训练有素的公务员。无论是在军中还是在官僚政治里，过去那种任人唯亲的业余方式已不再足够。不能阅读地图、不能理解战术和后勤事务的军官，根本无法指挥庞大的现代军队。外交机构不再是那些喜欢涉足外交事务的绅士们愉快的庇护所。公众舆论中新出现的和不可预测的因素意味着，各国政府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理外交事务。

包括最新出现的快速、廉价的公共邮局和电报在内，更好的通信技术不仅能使欧洲人互通消息，还可以培养国民认同感，也能让大众知道其他国家正在发生什么。更便宜也更便利的旅行方式同样有所助益。城市中，马车正逐渐让位于更新的运输形式，比如有轨电车。第一条巴黎地铁线也在博览会前如期开通。（同时，第一批地铁扒手也开始活动了。）铁路与运河网络遍布全欧，轮船航线在大洋上纵横交错。1850年，欧洲大陆只有14000英里长的铁路；截至1900年，已经超过了18000英里。巴黎博览会的访客来自全欧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那年夏天有数千美国人在巴黎。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了，这便是大众旅游。旅游一度只是富人与有闲阶级的专属活动，想想18世纪英国贵族青年的“壮游”；而现在，中产阶级，甚至富裕的工人阶级也可以负担得起。1840年代，极富进取心的英国人托马斯·库克开始利用新的铁路系统帮各个禁酒协会组织远足活动。到19世纪末，托马斯·库克和他的儿子每年都要为数千人组织旅游活动。1900年，不出所料，他们的公司推出了游览巴黎和世界博览会的特别旅游项目。

欧洲开始变得更像我们如今所熟知的那个世界。城市正在摆脱过去的贫民窟和狭窄街巷，建设了更宽敞的大道和公共空间。在维也纳，政府开始开发大片曾用来保护旧城城墙通道的土地。环城大道及道路两侧的大型公共建筑和优雅的联排公寓，成为这座现代新城的象征。与欧洲其他城市一样，19世纪末的维也纳也变得更干净、更宜居，而且电灯取代了过去的气灯，这也让城市变得更加明亮。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你在任何时候重访一座欧洲名城都会感到惊喜和愉悦。“街道更宽更好了，公共建筑更壮观了，商店也更雅致了。”一些细碎、平常的改进，比如更好的排水系统、室内盥洗室和干净的供水，意味着那些一度很普遍的疾病，比如斑疹伤寒和霍乱也开始消失。在1900年的博览会上，卫生宫也向世人展示了用于医院之类公共建筑的新式供暖和通风系统，而且有一个房间专门展示对疾病的征服，其中还为伟大的路易斯·巴斯德竖立了一座半身像以表敬意。（一名加拿大游客表示，“如果周围没有那么多可怕的法国人”，她会更享受这些展览。）

在另一场以纺织和服装为主题的展览里，法国人不仅炫耀着他们最佳女装设计师的作品，也展出那些将时尚带给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成衣样品。新的消费品——自行车、电话、油毡、便宜的报纸和图书——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新出现的大型百货公司和按目录购货服务也使负担得起的人都能买得到。而且，能负担得起的欧洲消费者人数还在不断增长。由于实现了大规模生产，一度奢侈的商品现在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1880年代，德国工厂每年能生产73000架钢琴。公共文化娱乐活动也比以前更便宜、更精致。电影这个新媒介的出现促成了新式影剧院的兴建，它们大都装饰华美。法国人还发明了咖啡音乐会，顾客只需花上一杯饮品的钱就能观赏一两名歌者，或是喜剧演员，或是舞者的表演。在不列颠，酒吧里明亮的灯光、闪耀的黄铜器、垫得又厚又软的椅子和有浮雕纹样的墙纸，让晚上出门寻乐子的较低阶层之人也能感受到一丝奢华迷醉。

欧洲人的饮食也要比以前好得多。巴黎博览会的一座宫殿骄傲地展示了法国农业和食品方面的辉煌成就（其中还有一尊雕像，以赞颂之情，雕刻了一瓶香槟），而在其他场馆，比如外国园艺宫，展示的是全球各地的食品。欧洲人日益习惯了亚速尔群岛的菠萝、新西兰的羊肉、羔羊肉或阿根廷的牛肉，它们要么是用新式冷冻船运来的，要么就是做成了罐头。（金宝罐头汤在巴黎博览会赢得了金奖。）农业进步和全球范围内新农地的开垦，加上更廉价更快捷的运输系统，都让食品价格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里下降了50%。生活是美好的，尤其对中产阶级而言。

斯蒂芬·茨威格已经为我们描绘了他那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代——1900年时，他十九岁。茨威格出身富裕家庭，备受溺爱的他在维也纳大学就读期间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对学业投入甚少，但阅读广泛。当时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发表了几首诗和几篇文章。在他最后一本著作《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将大战之前自己度过的青年时代称为“太平的黄金时代”。对于中产阶级而言，这种感受尤其深刻，他们的世界就像哈布斯堡王朝，似乎会永享安稳。储蓄是安全的，财产也可以安全地代代相传。人类，尤其是欧洲人，显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各国社会不但日益繁荣而且组织有序，社会成员也更温和理性。对茨威格的父母和朋友而言，过去令人惋惜，未来光明灿烂。“人们宁可相信有鬼神和女巫，也不相信有重回野蛮的可能，比如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与和解具有绝对的约束力。”（1941年初，流亡巴西的茨威格将手稿给了出版商。数周后，茨威格与他的第二任妻子一同自尽。）

斯蒂芬·茨威格

茨威格笔下的太平黄金时代，还有大战之前的进步证据，在西欧（包括新统一的德国）还有奥匈帝国的发达地区，比如日耳曼和捷克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那些集财富、领土、影响力和军事力量于一身的列强仍然还都是欧洲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而且，在欧洲东部的边缘地带还有俄国，这个常常被认为不那么欧洲的国家，正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崛起。西方世界不少人还是认为，俄国是个或多或少停留在16世纪的国家，但事实上，俄国已经处在经济腾飞的边缘——也许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在巴黎博览会上，俄国的展品包括了惯常的对俄国历史与文明之荣光的致敬，但也展示了火车头、机器和武器。在专门呈现俄国亚洲部分的特殊展馆里，游客可以坐在火车车厢里，车厢前后轻轻摇晃，给人一种运动的错觉，同时一幅描绘俄罗斯东部广袤新土地的全景画会从车窗外滚动而过。这里想传达的是，活力十足的俄国正在占领新的殖民地，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将它们连接起来，给它们带去现代文明的种种好处，其中包括可以使那里的丰富自然资源得到更好开发的技术。

这不仅仅是俄国人的一厢情愿。1880年代以来，俄国的发展以绝大多数标准来衡量都堪称非凡。如同后来许多国家的成功案例，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四小龙”，19世纪末的俄国正在从一个初级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俄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3.25%——已经与世界的领导者，诸如英国和美国在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时的增长率相同甚至更高。尽管日俄战争以及后来1905年的革命阻碍了俄国的发展，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年里，俄国又再次迅速发展起来。到1913年，俄国已经是欧洲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工业生产方面也在快速追赶其他工业大国。大战前夜，俄国的工业产值位居全球第五。而且，有各种证据表明，俄国的社会与政治都在朝着更自由的方向迈进。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俄国会如何？或者说，如果俄国成功置身事外呢？1917年是否还会有一场革命？如果没有战争，旧政权也没有倒台，布尔什维克这个革命中的少数派是否还能夺权并推行他们的政策？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但是，对于俄国的现代化，我们不难设想一条不同的路径，没那么血腥也不那么具有破坏性。同样地，我们也禁不住会去畅想一个有着不一样未来的欧洲。1900年，欧洲和欧洲的其他大国有太多值得庆祝的东西。英国仍然安全繁荣，即便它在欧洲乃至全球都有对手。法国似乎已经把数十年的革命与政治动荡岁月抛诸脑后，而且已经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耻辱失败中恢复了元气。德国经济是全欧洲增长速度最快的，它也在通过贸易和投资快速扩展其在东方和南方的影响力。德国似乎注定要成为欧洲核心地带的强国——这一切完全无须动用它强大的军队——就像它最终在20世纪末做到的那样。奥匈帝国幸存了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如此，帝国境内的诸民族，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实体的组成部分，便可享受各种好处。意大利也在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博览会上的各殖民地展览也表明，世界上的一小部分地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积聚了非凡的力量。欧洲国家支配了地球表面的大片土地，无论是通过正式的帝国，还是借助其经济、金融与技术实力对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实行的非正式控制。全世界的铁路、港口、电报线缆、轮船航线和工厂都是用欧洲的专门技术和资金建造的，而且通常也是由欧洲公司运营的。欧洲的统治地位在19世纪快速上升，因为科学和工业革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使欧洲相对于其他社会具有优势。在1830年代末的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中，面对还配备着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旧式器械的清廷海军，英国人派出的则是一艘装甲蒸汽船（名为“复仇女神”号）。1800年，在实力差距扩大之前，欧洲控制着大约35%的世界；到1914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84%。的确，这一过程并不总是和平的，欧洲列强在争夺战利品时也几度走到战争边缘。然而，到1900年，帝国主义引发的国际紧张局势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非洲、太平洋与亚洲已经没多少可供瓜分的土地，而且，至少看上去，列强之间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不应突然抢占如大清和奥斯曼帝国这些衰落大国的土地，尽管它们的虚弱对帝国主义者而言十分诱人。

既然有如此的力量与如此的繁荣，而且考虑到过去一百年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明显进步，欧洲为什么还要抛弃这一切呢？像茨威格的父母一样，许多欧洲人认为那种鲁莽和愚蠢根本不可能发生。欧洲内部是那么相互依赖，经济也特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想象欧洲会分裂并进入战争。战争是不理性的，而在当时，理性是备受推崇的品质。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整个19世纪，从地质学到政治学等许多领域的知识进步，为人类事务带来了更强的理性。人们懂的越多，不管是对自身、社会，还是自然世界，就越会根据事实而不是情绪来做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包括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些新的社会科学——将揭晓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人类历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现代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爱德华·泰勒写道，“我们的思想、意志、行动都符合各种自然规律，与那些支配海浪波动、酸碱结合和动植物生长的规律一样。”与这种对科学——或者是那个时代通常所说的实证主义——的信念密不可分的，是对进步——欧洲人通常会把这个词大写——的同等信念。所以当时人们设想，人类发展是线性的，即便不是所有社会都达到了相同的发展阶段。赫伯特·斯宾塞是那个时代拥有最广泛读者的英国哲学家，他指出，进化法则既适用于自然界的物种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不但如此，人们普遍认为进步是全方位的：先进社会在艺术、政治和社会制度、哲学和宗教等各个方面都更好。欧洲各国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各国彼此之间的先进程度还有讨论的空间）。至于其他国家，大英帝国古老的白人自治领也颇有希望，最终也会迎头赶上。导览手册说，巴黎博览会上，日本的展览引发了游客极大的兴趣，因为日本已经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现代世界。而且，日本现在也是国际关系的参与者，即便不是在全球范围内，但在亚洲肯定如此。

欧洲统治地位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来自西面的新世界。一开始，美国不在塞纳河沿岸重要的外国展馆之列，该国博览会首席代表、一名富有的芝加哥商人在提出异议时是这么说的：“美国如此发达，不但已在全球各国占据卓越地位，并且可以位居顶级发达文明之列。”时至1900年，美国已经从内战中恢复过来。美国政府刚刚镇压了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次反抗，美国人已经彻底统治了北美的这块大陆。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农场、工厂和矿场，美国经济迅速扩张。19世纪初，英国基于煤炭、蒸汽动力和铁矿领导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在19世纪末，美国凭借其电网和近乎无限的技术创新能力站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1902年，美国工厂出产的钢铁已经超过了英德两国的总和。从香烟到机械，美国的出口额在1860-1900年间翻了三倍。到1913年，美国贡献了世界贸易总额的11%，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

最后，美国馆被安排在了塞纳河沿岸的黄金地段，仿照华盛顿的国会大厦而建，屋顶处有一尊巨大的雕塑，自由女神正高坐在四匹马拉着的进步战车上。《纽约观察家》特派记者向读者描述了美国的展品：奥古斯都·圣高登等美国雕塑家的杰出作品，蒂芙尼公司出品的绚丽珠宝，还有完全不输给任何一家瑞士作坊的手表和时钟。这位记者还不无轻蔑地表示，只有伦敦和巴黎的几件展品“接近美国展出的金银制品的完美标准”。此外，还有美国技术的代表——胜家缝纫机、打字机、巨大的发电机，以及原材料——黄铜、小麦、金子，都大量涌入全球市场。他得意地写道：“这些已经足够让数百万游客对美国的国力、财富、资源和雄心留下深刻印象。”他还认为，与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相比，巴黎博览会相形见绌。他的看法既反映了新美国人的自信心，也让我们看到美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想要在世界舞台扮演更大角色的雄心。

20世纪之初，繁荣的纽约

正如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等历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现在是时候走出美国海岸，将美国的影响力传播到附近的岛屿和其他国家了。有关美国在世界舞台扮演天选角色的讨论已经有了许多热忱的听众，其中既有寻找新市场的商人，也有寻求灵魂得救的福音派。尽管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们的扩张是帝国主义的——与欧洲列强不同，但美国还是以某种方式获取了领土和势力范围。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在日本和中国都有一定的势力，也夺取了一系列的小岛，而这些小岛的名字——关岛、中途岛、威克岛——将在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扬名。1889年，美国卷入了英德两国就分割萨摩亚群岛而产生的复杂纠纷之中；1898年，美国吞并了夏威夷群岛。在同一年的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控制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古巴。随着美国的投资流向南方，中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也日益成为其举足轻重的后院。到1910年，美国人拥有的墨西哥比墨西哥人自己还要多。北面的加拿大，对美国的并吞主义者而言，仍然诱惑满满。

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让人们开始意识到，美国将不得不花钱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而且，它还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作战。这在一开始是不受欢迎的。1890年，就连小小的智利也有强于美国的海军，有鉴于此，美国国会勉勉强强地批准同意制造三艘现代战列舰。就美国自身而言，军事力量的逐渐建立也伴随着一种日益强烈的意愿，即对抗其他国家，主张自己的权利。1895年，新任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将美国驻外代表的等级提升到大使级，这样他们就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平等议事。同年，刚愎好战的奥尔尼在英国殖民地圭亚那的边界问题上插手了英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领土纠纷，以此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发出警告。“今天的美国事实上已经是这块大陆的主宰，美国的法令就是美洲臣民的法律，美国据此对干涉行为加以限制，”奥尔尼写道，他还补充说，“无穷无尽的资源和隔绝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在对抗任一或所有其他强国时，都能够掌控局势，几乎无懈可击。”索尔兹伯里对此大为光火，但是英国在别的地方有太多麻烦，因此他也乐得将纠纷交由仲裁解决。当美国在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和波多黎各时，英国还是无所作为。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英国放弃了在巴拿马地峡修建运河的一切权益，并且将加勒比舰队撤回到了国内水域，此举也在实质上将这一地区的主宰权让给了美国。

最能代表美国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就是西奥多·罗斯福，他的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工程就是他自己。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体弱多病，相貌平庸，但凭着自己的意志，他成为一名勇敢无畏的牛仔、探险家、户外爱好者和猎人（泰迪熊的名字就来自他）。他也因为在圣胡安山冲锋陷阵而成为美西战争的英雄，尽管不少批评人士都指出，他的回忆录给人的印象是他单枪匹马赢得了那次战役。亨利·詹姆斯说他是“史无前例的巨大噪声的可怕化身”，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西奥多·雷克斯（Theodore Rex）。野心、理想和虚荣驱使着罗斯福。正如他女儿的著名评论：“我的父亲总是想成为每一场葬礼的尸体，每一场婚礼的新娘，每一场洗礼仪式的婴儿。”1901年9月，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了威廉·麦金莱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顺势成为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热爱他的总统大位——称它为“天字第一号讲坛”——而且特别喜欢管理美国的外交政策。

像他的许多美国同胞一样，老罗斯福也相信，美国应当成为世界的一股崇善力量，推动民主、自由贸易与和平的传布，而且他认为，这三者密不可分。1901年，在给国会做的第一次国情咨文讲话中，罗斯福表示，“不论我们乐意与否，从今天起，我们都必须认识到，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不比享有的国际权利少”。他还明确表示，在他的领导之下，美国会以武力支持自己的良好意图，这意味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我们的荣誉与物质福利，尤其是对和平以及国家的未来而言，我们的政策中，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没有哪一点比这更重要了。”罗斯福一直都对舰船和海洋迷恋不已（这一点与同时代的德皇威廉二世并无不同），而且也的确实现了承诺。1898年罗斯福出任副总统时，美国海军还只有11艘战列舰，而到1913年就有了33艘，成为仅次于英德的世界第三大海军。美国的经济增长和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让欧洲人忧虑不已。虽然英国选择了容忍，德皇威廉二世却一再谈及欧洲各国应该联合起来，直面日本与美国带来的各项挑战——美日的挑战可能各自出现，也可能一起到来。不过德皇是出了名的前后不一，他也在其他场合说过要与美国合作来对抗日本。无论是德皇，还是绝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自己，都绝难想到，美国会在之后的世纪里频繁插手欧洲事务，还两次参与欧洲的大战。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的确，刚刚逝去的19世纪表明，世界，尤其是欧洲，正在远离战争。除少数例外，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欧洲强国就在“欧洲协调”中一同处理欧洲的国际事务。各国政要之间已经养成了彼此协商的习惯，各国大使组成的委员会也经常会面处理紧急问题，例如奥斯曼政府的外债问题。自1815年以来，“欧洲协调”成功维系了欧洲的长期和平，保障各项条约的执行，坚持尊重各国权利，鼓励和平解决纠纷，也在必要的时候要求小国遵守国际秩序。“欧洲协调”不是一个正式制度，而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好几代欧洲人都从中受益。

进步与和平携手并进，因此，1900年的欧洲与一个世纪之前大为不同，繁荣得多，而且明显更加稳定。巴黎博览会期间在国会宫举办的几次会议反映了人们的普遍希望，即未来会更加光明。举行的130多次会议广泛关注了各项不同议题，包括女性的境况和权利、社会主义、消防、素食主义和哲学。在国会宫召开的第九届世界和平大会以其出色工作赢得了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的大奖。“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奇妙的无忧无虑的气氛，”茨威格写道，“的确，有什么能阻止这种增长，有什么能阻止这种从自身的动力中不断汲取新力量的活力呢？欧洲从未如此强大、富饶、美丽过，从未如此热切地相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很遗憾，这种对进步和理性的信念是错误的，1900年的欧洲人正在通向1914年那场他们无力处理的危机，而这场危机也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两次世界大战与许多局部战争，左右皆有的极权主义运动，国族之间的野蛮冲突，还有规模超出想象的种种暴行。这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理性对立面的胜利。然而，当时绝大多数欧洲人都不知道自己正在玩火。我们必须摒弃历史的后见之明，并且要牢记，当时的绝大多数欧洲人并未认识到他们和他们的领袖做出的一个个决定正一步一步逼他们走上狭路，最终摧毁了他们的和平。我们必须试着理解一百多年前的那些人。我们需要尽可能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记得的、恐惧的和希冀的。他们未说出口的假设是什么？那些因人们习以为常所以并未被特别谈起的信念与价值观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些正在累积，并将在之后一步一步将他们推向1914年的危险？

公平地说，在1900年那个逝去的世界，并非所有欧洲人都对人类的未来或人类的理性抱有那种普遍的信心。巴黎博览会也许颂扬了19世纪末思想潮流的两大支柱，即对进步的信念和相信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实证主义理念，但是此类假设遭到了攻击。科学宣称宇宙的一切都依照有序的规律运行，但这些主张日益瓦解。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其同侪物理学家对原子和亚原子等粒子的研究表明，不可预测性与随机事件仍然潜藏在可见的物质世界之下。现实并非人们唯一质疑的东西。理性亦然。心理学家与新的社会学家都在告诉人们，人类比想象中更容易受到无意识力量的影响。在维也纳，年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明了新的精神分析法，深入探究了人类的潜意识，而且就在巴黎博览会的同一年，他出版了《梦的解析》。古斯塔夫·勒庞研究群体非理性行为的著作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依然为人所用，特别是在美国军方。勒庞1895年有关群体心理的著作大获成功，一经出版，就立刻被译成英文。

巴黎博览会也赞颂了物质进步，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尽管卡尔·马克思乐于承认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认为资本主义将旧社会一扫而空，带来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对被压迫者和穷人有益的新工业生产方法，但是左右两派的许多人仍然对这个过程大加谴责。法国大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担心，随着人们向大城市流动，过去稳定的社区将会消失。其他社会学家，比如勒庞，则担心理性与人性是否还能在大众社会中存活。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之所以十分重视体育运动，主要原因就是他认为体育可以让个体得到更大发展，帮助每个人对抗现代民主文明的平庸与灰暗。还有，生活节奏是不是变得太快了？医生发现了一种新的疾病——神经衰弱，这是一种精神衰竭与崩溃的病症。医学界将这种疾病怪罪于现代生活的忙乱节奏和压力。博览会上，一位美国游客对巴黎大街上如此之多的新式汽车感到震惊，“它们在道路上飞驰，在街道上像闪电一样呼啸而过，有可能取代马车，尤其是在交通拥挤的时候”。就在博览会上，一些游客小心翼翼地在自动人行道上走上走下，另一些则聚在一起围观不时跌下来的人。

欧洲社会真的就比其他社会更优越吗？比如说，熟悉印度与中国历史的学者就质疑了欧洲处于世界文明最前沿的假设，指出印度与中国在过去都达到了很高水准，只不过后来明显衰落了。因此，进步也许根本就不是线性的。事实上，可能正相反，各个社会可能要经历一个进步和衰退的循环过程，并不必然变得更好。那究竟什么才是文明？西方的价值观和取得的成就真的空前优越、无可匹敌吗？博览会的导览手册以屈尊俯就的语气解说日本艺术小展，说日本艺术家是如何顽固坚守传统，而新一代的欧洲艺术家是如何从其他非欧洲文化中汲取灵感的。无论是凡·高在画作里运用日本版画风格时，还是毕加索吸收利用非洲雕塑艺术时，他们都没有将这些艺术视为迷人的原始技艺或过时之物，而是认为它们有着欧洲艺术所缺少的洞见。雍容文雅的德国伯爵哈里·凯斯勒在1890年代访问日本后大受触动，这使他以新的且略带不认可的眼光看待欧洲：“我们在智识水平上更胜一筹，也许还有——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更强的道德力量，但如果要说真正的精神文明，日本人已经领先我们太多。”

回想起来我们更容易看到，巴黎博览会也有对冲突局势的警示，这些冲突不久之后就会将欧洲文明撕成碎片。各个殖民地与国家的展览，归根结底是在炫耀，暗示了各大强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当时一位著名的德国艺术评论家嘲笑法国想要领导欧洲文明的野心。“法国，”他在报告自己到访博览会的经历时表示，“对那些惊世骇俗的大变革根本毫无贡献，这些大变革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法国长期的危险近邻英国和德国，由商业和工业创造的。”法国人在园区修建了一座巨型建筑，专门纪念让巴普蒂斯特·马尔尚上尉的非洲远征，这场两年前的远征差点引发了一次英法战争，而在开幕式上大谈公平与人类良善的法国总统卢贝之所以决定在1900年举办博览会，部分原因是想赶在德国人之前举办世界博览会，当时德国人已经计划在柏林举办一场。巴黎博览会总干事皮卡尔表示，巴黎博览会不仅会展现法国人的天才，还要“向世人表明，我们美丽的国家，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进步先锋”。

其中一些进步出现在军事艺术中。陆海军宫是一座酷似中世纪要塞的建筑，导览手册介绍说，这座展馆呈现了过去十年来在制造更具破坏性武器方面的重大进步。手册还指出，作为有效的制衡，防御能力也随着更强的装甲板之类的技术而有所增强。在为外国保留的展区里，英国人修建了一座马克西姆厅（Maison Maxim），立面装饰有炮弹与炮管，正是为了纪念同名的新式机枪。俄国人也带来了一些新式武器，德皇则展出了他最喜欢的制服。馆外，法国施耐德公司建造了一座独立展馆，展出他们的火炮。博览会官方名录上说，战争是“人的天性”。

巴黎博览会上也出现了联盟体系的危险征兆，该体系迫使欧洲大国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站队选边。开幕式当天，法国总统还启用了塞纳河上的一座新桥，这座桥被冠以已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之名。导览手册介绍说，毕竟，俄国政府在博览会“这一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已经竭尽全力去配合了。法俄联盟是新的——1894年才缔结，而且达成这样的盟约也需要技巧，因为联盟的一方是独裁的俄国，而另一方则是共和制的法国。法俄联盟被认为是一个防御性同盟，尽管两国协约的细节仍不为人知，不过，这纸协约让德国感到不安，即便德国也与奥匈帝国结成了自己的防御性同盟。新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施利芬伯爵开始制订两线作战计划，以便同时与德国东部边界上的俄国和西部边界上的法国开战。

当时最强大的大英帝国没有与任何国家结盟，这在1900年还不算什么严重的事。但1900年可不是个好年份。就在之前一年，英国漫不经心地在南非卷入了一场战争，对手是两个小得多的阿非利卡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与德兰士瓦。显而易见的优势——以大英帝国之力对付两个蕞尔小邦——本应让结果在开战之前就可预料，但事实上英国在当时所谓的布尔战争中表现糟糕。尽管阿非利卡人在那年夏天就开始弃城奔逃，但他们直至1902年春天才最终承认失败。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这场战争表明，英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是多么不得人心。在马赛，一群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游客在前往博览会的路上被当地人误认作阿非利卡人，受到了热烈欢迎。在巴黎，一家独具魄力的时装店用灰毛毡做了一顶“布尔式的”帽子。博览会上，简朴的德兰士瓦馆上飘着自豪的旗帜，导览手册说，这吸引了大批热情观众竞相“表达他们对这个在非洲南部争取独立的英雄小国的支持与同情”。无数致敬“英雄”“爱国者”和“自由热爱者”的鲜花堆在该国前任总统保罗·克鲁格胸像的四周。

当英国军队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时，这种同情与喜悦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在整个欧洲引发了共鸣。人们在评论欧洲大陆时常常会使用大卫与歌利亚的比喻。德国周刊《傻大哥》画了一幅漫画：一头死象正被食腐鸟啄食，蚂蚁蜂拥而至，配的说明文字是“他们摔得越惨……”。英国人对付阿非利卡游击队的残酷手段也令人震惊。英军统帅基奇纳将军将当地妇女儿童聚集起来安置在集中营里，这样他们就不能再给当地战士提供食物和庇护了。由于英国人的无能，这些集中营成为疾病和死亡的肆虐之地。在一幅法国漫画中，基奇纳被画成一只大癞蛤蟆，蹲在阿非利卡人的尸体上。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淫秽漫画在流传。结果，女王的儿子也是继承人的爱德华王子拒绝出席博览会。

在1899-1902年大英帝国与南非两个独立的阿非利卡共和国（或布尔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中，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同情阿非利卡人。基奇纳勋爵是国际社会特别谴责的对象，因为他的野蛮政策挫败了阿非利卡人的抵抗，而且是通过恶劣的手段，如摧毁了他们的农场和牲畜，迫使他们的妇女和儿童进入集中营

对大国来说，与军事和经济这类物质因素一样不可或缺的，还有它们享有的声望，以及其他国家对它们强国地位的认知。1900年的英国看起来已经逐渐衰弱，且处在危险的孤立状态。在一次完全是防御性质的行动中，它开始修复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寻找盟友。然而，这也可视为迈向大战的其中一步。欧洲正逐步陷入一个同盟体系，分裂成两大阵营，彼此生疑，武装防备日盛。同时，也有人，虽然是少数，并不讳言战争前景，甚至欢迎战争到来，因为他们视战争为神圣的和必需的，是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干脆指望战争解决其国内问题。站在另一边的是几乎所有的欧洲人，包括许多国家领导人，他们很难想象在现代世界会打一场全面战争。这种自信同样危险，因为它使人们假定，所有危机都可以安全解决，而就英国而言，就是它自觉可以一如既往地远离欧洲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