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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与钱锺书齐名的才子,给出了最好的莎士比亚译本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不管你是否熟悉卞之琳,这首《断章》你一定是听过的。
《断章》的作者卞之琳是江苏南通人,19岁考入北大英文系,曾是徐志摩的学生,新月派著名的诗人。1940年后,卞之琳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5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项目为莎士比亚。他1954年译出了《哈姆雷特》,上影译制厂的《王子复仇记》就是根据这个译本整理的配音。有别于朱生豪的散文体译本,他试用相应保持原貌格律、基本上不变动诗体部分行数的方式翻译莎士比亚。但后来运动越来越多,他只能搁笔。1977至1984年间,卞之琳译出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另外三部。
年轻时的卞之琳
同为莎学研究专家的王佐良评价,在莎士比亚的诗体翻译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卞之琳。
今天是卞之琳先生诞辰112周年。卞之琳在自己的莎士比亚译本出版的时候曾说,自己已有20多年没有接触国际莎学,对当时的大部分西方文艺理论也不愿苟同,因此跨度30年的《译者引言》就算为历史留痕。
我们去年出版的卞之琳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就收录了卞之琳先生的引言。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引言(有删减)
卞之琳 文
这些悲剧的最后结局怎样呢?他们胜利了,也失败了,因为现实是:收拾残局的绝不是恶汉,也并不是最理想的英雄。
——卞之琳
没有具备一定价值的作品,也就谈不上具备一定价值的作家。即使民间史诗,有了作品的物证才说得到创制与口头上以至书面上流传的(以及在流传中创造性加工的)无名氏集体与个体。没有莎士比亚名下三十七部的戏剧(包括部分显然与别人合作的以及仅仅插写了几段台词的),文学史上也不会有这位世界大名家的地位。而《哈姆雷特》、《奥瑟罗》、《里亚王》和《麦克白斯》从19世纪以来已经被公认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尽管还有人(包括译者本人也曾一度)尝试撇开《麦克白斯》,终还不能否定其(“四”而不是“三”)为莎士比亚悲剧的中心作品以至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中心或转折点以至最高峰。别的且不说,就莎士比亚悲剧而论,各时代、各人的好恶且不说,就二三百年来已成传统的反应而论,客观上恐怕难于否定这四个“最”字称号:《哈姆雷特》——地位最重要;《奥瑟罗》——结构最谨严;《里亚王》——气魄最宏伟;《麦克白斯》——动作最迅疾。“四大”就“四大”吧,虽然谁也不知道莎士比亚自己怎样想,他只是被公认为写了这四部悲剧而已。
凭莎士比亚戏剧本身来进行分析、评价,是综览莎士比亚作品所可遵循的基本道路。只有从剧本里才会最可靠的窥见莎士比亚思想与艺术的来龙去脉。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当然,反过来,没有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也就没有这些不朽的剧本以及也重要的那一集十四行体诗。莎士比亚的生平资料极少,完全可以理解。关于他的文字资料既不少于早他三百年的我国戏曲家关汉卿,又不少于晚他二百年的我国《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过去,中外皆然,编戏、演戏固然是“贱业”,写小说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在贵族出身的曹雪芹场合也罢)。西方一代代学者,参证各代舞台上的实践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背景,经过二三百年的曲折道路,对莎士比亚戏剧文本,进行苦心校勘、汰洗、增补,进行整理,作出了接近定局的贡献。
虽然时至今日,也随时还有人妄图否定莎士比亚其人或妄测其作品出于别人之手,耸人听闻,那已经不值一顾。一条粗略的线索,看来合情合理,无法抹杀。莎士比亚从故乡斯特拉特福德镇市民家庭出生,略受过初级教育,到首都伦敦找出路,执卑微贱役,而登台“跑龙套”,而编脚本,而作戏班子股东,而出入宫廷、王府,而积攒一笔钱勉强为家庭摆脱“白衣”门面,而回家乡退隐告老,这一连串轨迹,已经为世所共认,约定俗成。恐怕也只有这样,莎士比亚名下的剧本写来显得对田舍俗物、豪门贵胄,同样熟悉(曹雪芹的熟悉道路显然是倒过来的,而且对封建时代晚期社会下层只是一瞥到本质表现而已)。这点了解,显然反过来也有助于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何以具有那么突出的意义与工力,那么突出的深刻性、丰富性、生动性。
文学作品又总是时代的产物。16世纪90年代初,这位诗剧天才已经受“大学才子”辈嫉妒、奚落、谩骂为“暴发户式的乌鸦”,用他们这些人的“羽毛装点自己”。的确,当时这个“打杂工”,无非为糊口,亦即应社会上、下层的需要,干这种编戏的行当。他虽然也知道一些西方古典戏剧教条,对中世纪民间戏剧传统有所继承与翻新,对同时代戏剧风尚有所沿袭,而当然不知道后世所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说法,当然更无从想到现代西方不断标新立异、叫人眼花缭乱的烦琐文学理论、解剖活人的文学批评,当然也不可能预先明白这一个多世纪以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的权威理论家所谓“反映论”、“世界观”、“创作方法”等等。
但是从莎士比亚名下的大多数剧作(因为一部最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也总有败笔、漏洞、松劲处,所以不可能是全部剧作),从这些剧作本身看来,总不能不承认作者极有头脑,深怀激情,掌握了多种表现手法。他的同时代人,剧坛敌手,同行知己,不仅有实践而且有学识的本·琼孙说他是“时代的灵魂”这一句话(及其下句),就是最早指名道姓的评论精华,超出了后世西方资产阶级全部浩如烟海的莎士比亚评论,颠扑不破,甚至符合后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论。
《哈姆雷特》剧照
就算是偶合吧,巧合吧,折射吧,曲射吧,不计针对时事的影射(那在有长远价值的文学作品中是低级的),哈姆雷特所说(这不是莎士比亚借他口所说又是什么?)“演戏的目的,从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里亚所说“这个……大舞台”,也只举例说(还有诸多“梦”呀,“幻”呀),除了说“反映”还能叫什么呢?莎士比亚戏剧里,不大见诸字面,更多寓诸内涵,总处处有当时社会趋势的本质反映。
而那个时代,16世纪与17世纪的交迭年代,伊丽莎白一世朝与詹姆士一世朝的交替年代,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什么呢?这决不能期望当时人、当局人莎士比亚自己能道,亦非近代号称正宗或现代自命创新的西方一般莎士比亚评论家所能道或者所敢道。但是这些居莎士比亚评论垄断地位而亦非一无灼见、毫不足观的铄金众口,一方面总得称呼这个时期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承认欧洲与这个文艺复兴相生相长的人文主义这个过渡性质的数量小、能量大的思潮,一方面又不甘于或不敢于提说这个时期正逢英国封建关系没落,资本主义关系萌发,王权靠人民支持而得以中央集权,结束割据局面,统一国家,由此而促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英国领先进行,形成部分资产阶级贵族化、部分贵族资产阶级化,大势所趋,人民大众与野心勃勃的新剥削阶级进一步又与本质上还总是封建性的王权开始离心离德,人文主义这个两栖类思潮,随同英国文艺复兴由鼎盛而面临不可避免的危机。这后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和苏联学人的著述中得到启发而作的阐释,在今日中国也已经显得“简单化”了。无奈这符合历史提供的客观事实。
三十年前我们点出了莎士比亚时代英国与生俱来的两面:至少在社会表面上,16世纪最后十年,辉煌理想的驰骋,掩盖了阴暗,占主导地位,而到17世纪最初十年,阴暗现实的暴露,掩盖了辉煌,取而代之,占主导地位——所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矛盾转化、矛盾统一的说法,要是提到莎士比亚时代的实质,恐怕到今天也无法回避(译者亦即本引言笔者,三十年前还属国内这种提法的始作俑者的行列,如今自己也一再想摆脱,无奈也由不得自己,摆脱不了,大概头脑已经变成花岗石了吧?)。
这种历史演变,在莎士比亚剧作里,偏偏有迹可寻,“净化”不了那么些并非无关宏旨的细微末节。从伊丽莎白(一世)到詹姆士一世时代,讲到莎士比亚剧本,睁着眼睛也不能不撞进这种“老一套”说法,不巧也罢,“恰巧”也罢。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再反过来,从莎士比亚剧本,按大致确定的写作先后次序加以统观以后,掩卷一想,对照莎士比亚时代演变和莎士比亚思想、艺术发展的轨道,好家伙!偏偏象剧中人着邪受蛊一样,随处都会撞上一些“巧合”的蛛丝马迹。“解铃还是系铃人”,不行,世风迭变,经过了几十年,你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吧,总是不肯苟同也得苟同,过去曾亲自加以发挥而如今在随声附和当代的时髦西风的冲击当中,你自己厌弃这“老一套”,却不象金蝉能脱壳得了。是历史无情呢,还是真理无情?作品俱在,如何“洗刷”?就是那么“不巧”!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无可否认,至少可以分前后两大时期,或者加一个尾声时期。前期以喜剧、历史剧为主,后期以悲剧加阴暗喜剧(或悲喜剧)为主,最后是一个传奇剧的短短结尾。而“四大悲剧”,恰好写在这个中心时期,特别是《哈姆雷特》正写在一六〇一年左右的这个转折点上,也最明显表现了这整个转折点的开始,另三部就据以作路标,发展,深化,一起来构成一大丛分水岭亦即一大道鸿沟,达到了莎士比亚悲剧(以至全部剧作)所表现的阴沉思想的最低点同时也是卓越艺术的最高点。继续下旋,在历史条件下,矛盾不能解决,人文主义(在这四部悲剧里,与“神”、“兽”并列和对立的“人”字特别到处蹦出来,好象有意着痕迹的要证明这里确有人文主义思想)内部矛盾表面化,出现了危机。然而矛盾出奇迹,危机出转机,大概只有山穷水尽,才会柳暗花明,经过差不多同时编写的阴暗喜剧的哭笑不得,稍后编写的最后两部罗马题材悲剧的超越社会、凌驾人民、高蹈膨胀以至自命拔山盖世、俨然顶天立地而实际上产生昏沉、颓唐效果的末世哀音,和另一部希腊题材悲剧的落到精神分裂边缘所发出的愤世放言,最后结束于两部乏力的传奇剧以后最高明的《暴风雨》那一部传奇剧,以幻想取代了理想,聊以获取矛盾统一。
实际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只有这样才能象绝处逢生,得以一瞥远在天边以外的海市蜃楼——也可以说无意中作了一下高瞻远瞩。30年代“左”得幼稚而总得算进步的英国青年文学理论家(考德威尔)曾认为这部告别传奇剧里显出了当局者迷的资产阶级所不能企及的“封建透视”以至人类以掌握自然规律(剧中是假想以魔术)操纵自然(即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那么一点远景。这种说法,看来也不无一点道理。
当然你尽可以提出千百种理由,象作机巧运动,抛弄彩球,言之凿凿,证明莎士比亚编写“四大悲剧”,和这些“套话”全然无关,但是你一旦落眼到历史上的那个局面、创作者际遇的这条脉路,认识上、赏鉴上,想一下子跳进到“自由王国”,不免会抱憾终囿于“必然王国”,无可如何。你只可能从这些悲剧里得到一番“感情净化作用”(Catharsis)或者郁积的缓解作用。你在这方面,也就正好象这些悲剧主人公男女,越是挣扎,越是在劫难逃,越象小昆虫想挣脱蛛网,越象变成了作茧自缚,陷于悲剧的命运——就算命运也可以。
这种实质上是决定论的命运感,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里特别明显。这不可能求之于那些蒙昧的低劣“蓝本”和传说性历史记录的胡涂账素材。莎士比亚,以古喻今,借用那些迹近荒墟的基地或者捡拾那里的零星砖瓦,兴建他自己别具匠心的高楼大厦,树立他自己别具深意的丰碑,输入血肉,赋与声色,也就提供了哈姆雷特这个人物本身作为钥匙或探测仪。因为这位不仅是一般能文能武的悲剧主人公,而且既是王子又是从欧洲人文主义中心之一的威登堡大学读书回来的学生;“四大悲剧”里只有这一个悲剧主人公堪称我们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也就难逃充作莎士比亚思想、艺术的代言人的嫌疑。这种命运感,我们宁可较恰当的称之为历史命运感,就在以哈姆雷特为主人公的这部悲剧里作了最醒目、最有条理的表达。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画龙点睛,这也就几乎难以置信的正合《哈姆雷特》这部悲剧的核心,《奥瑟罗》和《里亚王》换两副面貌而齐头并举、进一步发挥的这两部悲剧的核心以至《麦克白斯》一发不可收拾的这一部悲剧的核心。哈姆雷特在全剧中最着痕迹的一些台词,贯串起来,也就说明了一切。理想在现实面前的破灭、是非的颠倒,等等,都不成其为外加的附会。关键性的几处道白字句,无法不令你感触与思考而得出个中消息、此中三昧。
首先,“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然后,“丹麦是一座监狱”,再后,“万物之灵,宇宙之华”化为“乌烟瘴气”那一段散文体独白,再后“活下去还是不活”那一段素诗体独白,再后,“有准备就是一切”——准备什么呢?连一死也有所准备,无所谓了(这句话摘截起来,也可以用作另具积极意义的格言)。最后,“另外就只有沉默”——就是说元凶除了,英雄也不免一死,只有把自己也不明其必然的命定似的意义所在的故事传诸后世,不用解释,作为教训,亦即把希望寄托于来者。尸身成堆,响起了隆隆礼炮。理想、正义、人道,经过灾殃,重又一闪了光辉。而这些关节(语言加动作),前呼后应,不就明明显出了全剧的神髓?
这种西方学者与批评家早就意识到或者明指出的炼狱历程、升华途径,尽管最后一闪光是十分渺茫的,显然也贯串了《奥瑟罗》和《里亚王》甚至更后的《麦克白斯》。
以“四大悲剧”为中心的莎士比亚戏剧,三四百年来,从纵向说也好,从横向说也好,流传与扩散,既没有中断,也没有止境。它们引起的诠释与评论,层出不穷,各有能自圆其说、不乏一得之见的不同领悟、不同阐发,足见戏剧本身内涵的深广。至于所引起的奇谈怪论,愈到晚近,愈见频繁,究其原因,明显的出于三点:首先,无视已经过考订、基本定型的戏剧文本;其次,忽视当时的历史背景;第三,不理当时适应舞台要求的诗剧体例。在这三点当中,第一点是主要的,因为不论今日各国与当时英国有多大的不同,我们单从戏剧文本也就在此时此地可以窥知彼时彼地的社会本质和剧艺程式。“四大悲剧”,正因为深入一时一地的实质反映又不囿于一时一地的表面录象、刻板图解,才在各时各地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长远的生命力,正是以特殊见一般。世界历史就是在矛盾中发展,曲折中前进的,螺旋式的轨迹都有一段弧线彼此相应,彼此相似,所以有卓越成就的艺术品,对世界人民,总具有久长的欣赏价值、启迪作用、借鉴功效。明乎此理,我们才更了解本·琼孙把莎士比亚称为“时代的灵魂”以后又说“他不是囿于一代而照临百世”。
引言总是外加的,门外的,不得已而提供了一些线索,总不免给了叩门者以条条框框,开卷者尽可以先把这一套撇在一边,径自进门去面对作品(在这里的场合是面对尽可能相应保持原来面貌的译文),到掩阅的时候,才读读这些肆言,以自己读作品本身以后的感受、理解或疑问加以核对、检验或质询。《哈姆雷特》本身就大可作为阅读、观赏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引子,而“四大悲剧”本身,合在一起,既是莎士比亚全部戏剧的堂奥,也未始不可作为研究莎士比亚全部戏剧的登门初阶。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英] 威廉·莎士比亚
卞之琳 译
❈戏剧艺术的巅峰,烛照百世的不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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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这位徐志摩的学生、与钱锺书齐名的才子,给出了最好的莎士比亚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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