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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一名医疗工作者的双城工作记

2022-12-08 15:5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陈卓扬复旦青年

洪姝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麻醉科的一名护士。2020年的春天，武汉疫情爆发，她毅然驰援武汉，成为唯一一名进舱的麻醉科护士；2022年的春天，上海疫情突来，她又在上海，成为疫情下社区自治的医疗志愿者。

在武汉与上海两座城市，她都曾与疫情交锋。

复旦青年记者陈卓扬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刘睿敏编辑

前一种生活

还能回想起2020年的第一天吗？

或许在2020年的开头，在武汉读书的朋友第一次向你提到传染病的事情，李文亮这个名字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被转发。但是年关将至，大多数人的心被美好愿望占据，只当这是夸大的传闻。

洪姝身为医疗工作者，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有更多的不安。20年前她参加工作，入职伊始就遇到了非典疫情。遥远年代的子弹从背后追来，她太明白“病毒”这个词可能代表的含义。在置备年货、为儿子买新衣和扫除庭屋的同时，她的隐忧挥之不去，有时发着呆，突然就打开微博和新闻报道。

看到越来越多的求救信息和官方报道，她深深感到“作为幸存者的愧怍”。洪姝想着一定为武汉出份力，主动向主任报名参加驰援武汉的队伍。她的家离黄浦江很近，出门时很容易就能看见黄浦江的江水，她想着，如果溯流而上，就可以抵达武汉。

2月8日，2020年的元宵节当天凌晨一点，援鄂的通知正式下达。洪姝和同事们早上九点半到医院报道，整装前往武汉的同济光谷医院。父母第二天醒来，看见洪姝收拾齐整的拉杆箱，听到她说“我要去武汉了，你们多保重身体”，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洪姝从没感觉到新冠离自己这么近。就在2月7日的凌晨，李文亮去世的报道发出，而自己也即将踏上这块土地。登机前，她编辑了一条朋友圈来说服自己这不会是一张单行票：“纵使我知道这个世上有多苦，但我仍然愿意为你们撒一把糖。”

穿着盔甲绣花

许多人私底下把进舱进行插管治疗的医护人员称为“敢死队”。据闻，武汉三甲协和医院的麻醉医生在插管治疗时“插一个倒一个”。洪姝每天距离患者的口腔只有8cm，病人的每一下喘息对她来说都是两个问句：“我能救好他吗？”“我会被感染吗？”

洪姝和她所在的插管小分队将第一个问句变为肯定句，第二个变为否定句。小分队实现了零感染，他们插管时穿戴三层手套、两层帽子、两副口罩。在进行侵入性操作的时候，他们需要额外再戴上一个360度全包围的防护面罩。防护器具隔断病毒的同时也隔断了氧气，小小的舱室宛如独立于汉江平原的一块稀薄高原，操作没多久，他们就感到头疼、恶心、干呕、行动迟缓。洪姝在插管工作的间隙里，不时用手敲击自己的后脑勺。

除了缺氧，防护器具还带来了其他不便。重症新冠病人的肺功能受损，需要建立人工气道辅助呼吸。狭窄声门有两孔，一个是食道口，另一个则是系生死于一线的气道口。小分队每天都要通过气道口把氧气和生的希望注入患者体内。而医护人员身穿大量防护用具，难免影响观察。一般来说平时的插管工作只需要一至二人进行，在防护舱室里则需要三位。

洪姝回忆起一次治疗，当时的病人已经注射完镇静药物和肌松药物。患者的喉管打开，呼吸不断地退潮，而医生的防护镜却起雾了。“所幸有另一位医生在旁边预备，立刻交接过喉镜接力治疗，才避免了事故”，她在采访中说。

▲洪姝驰援武汉时的留影/图源：受访者

讲不出再见

洪姝在武汉总共待了两个月，她是唯一一位进舱的麻醉科护士。

她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将前一晚浸泡消毒的衣服洗完，坐闭环运输的大巴前往医院，听完交接和会诊，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直到下午三点她才能出舱，期间没法进食饮水上厕所，进出舱时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好防护准备。

洪姝回到宾馆时早已暮色四合，“但其实也蛮好的，我们平时都说减肥好难，还要花钱去健身，这段时间大家都瘦了，体态更年轻。”

她经常和患者聊天，“今天吃了什么？”“有哪里不舒服？”，话题重复但常说常新。第一位气管插管的病人恢复得非常好，出院前的一次聊天中他对洪姝说“我的命都是你们救的”，洪姝的镜片又起了雾。完成全国第一例成功拔管时，李岚清副总理和他们的医疗团队进行视频连线。洪姝感受到每一个病人背后都有全国数亿人关切的目光。

许多媒体都来采访过同济光谷医院的医护人员。但当时所有的进舱任务都是由援鄂的医疗人员负责的，他们却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洪姝和《长江日报》记者王恺凝在交流中提及此事，后来便有了《76天，5进ICU，5个印象最深的人》这篇报道。

3月29日开会的时候，撤离的时间由4月初改为3月31日。洪姝在一片疲惫的喜悦里莫名开始哭泣，在椅子上坐了很久还是没能平息，满脸泪痕地走出会厅，恰好碰到了王恺凝。王恺凝拉着洪姝问原因，洪姝也解释不清，反问王恺凝：“你知道谭咏麟有首歌叫《讲不出再见》吗？”

临走那天，王恺凝开车到机场来送洪姝，送了她一条围巾。洪姝想要回礼，无奈行程仓促，最后只能从手提包里翻找出一枚口红回赠给他。

一个春天，一片小区，一位居民

两年后，新冠病毒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这次被反复提及的城市是上海。

洪姝所住的华沁家园是上海徐汇区长桥街道的第二大社区，常住人口逾6000人。小区里生活着很多老人和慢性病患者。

2022年3月11日晚突然接到小区闭环通知，居民们的日常被打破。在上门诊疗的时候，一名患者拽住洪姝的手，说，“我饭可以不吃，菜可以不吃，但药不可以不吃啊。”

在没有药物和相应治疗的情况下，生活问题变成了生命问题。公共交通停滞，许多老人没有车，出门配药的脚程老人们难以负担；进出管理限制，小区大量的人口流动会带来感染风险，出门准许证明的开具流程也会给小区区委造成负担，无法让每个人都出门配药；无法去医院开药，许多本可以由医保分担的药物将需要居民自费，经济情况会更紧张。

洪姝当即报名成为小区的志愿者。她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很快凑出了一支十一人的医护志愿者团队。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就是配药，包括高血压药、糖尿病药、心脏病药、精神病药等各种药物。

洪姝和志愿者团队从登记用药需求和收医疗卡开始，就会让居民们填写个人信息，甚至药物剂量和厂名。配药时，需要在出发前48h做好核酸，到医院的路上还会遇到交警拦截检查，需要出示小区开具的外出配药证明和自己的工作证。配药人员之间也需要协调，有的药物只有华山医院有，另一些药物可能只有中山医院有，洪姝和队员们需要每周提前规划好出行日期和各自负责的药物。

但配药的集中化也带来了压力的集中化。最多的一次，洪姝一天配了300份药，从早上10:00一直配到晚上21:00，累累如山，堆满了一墙的置物架。后来医院为了平衡患者的等待时间，取药时限定志愿人员一次最多只能取50单。医院也开设了相应的绿色通道。按照正常流程，洪姝一次需要配50份药，也就意味着挂50份号、拿50份病历本、结50次账、发50次药，而集中配药窗口只需要一次就能完成所有的配药任务，大大提高了医疗效率。

过了一个月，洪姝在医院里遇到了其他居民区来集中配药的志愿者，她们的模式慢慢推广开来。整个封控期，洪姝所在小区的医疗服务队共配送近三千份药物。

▲洪姝在整理社区配置的药品/图源：受访者

回响

在武汉坐闭环大巴回宾馆的时候，司机问车上的医护人员，能不能帮他写个入党申请书，他不认字，自己口述给他们自己的入党意愿。洪姝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只会开车，但希望能共克时艰。洪姝自己是以群众身份援鄂的，在武汉疫情期间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成为了预备党员，回来之后一直在党校进行学习；今年在上海华沁家园的服务中，她一直坚持在橙黄色志愿者马甲上佩戴鲜红的党徽。

去武汉前，洪姝曾在微博上看到一位老人的求救。老人说自己的外孙女得了新冠，她的父母都不在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也是第一次上网用微博，很多东西都不懂，希望大家帮帮忙。直到返沪前夕，洪姝才知道这位爷爷入住过同济光谷医院的ICU重症病房，自己可能亲手为这位爷爷插过管。回程之后，她重新点开微博的链接，打电话联系那头，是孙女的舅舅接的。他说爷爷在医院已经过世了，走的时候通知爷爷的爱人，奶奶生活无法自理，在电话里反复地讲“我没有办法过来，我过不来”。

洪姝本来想给他们捐点钱、衣物和文具，对方说只接受慈善机构和红十字会的捐助，不接受个人捐助。她只好旁敲侧击地问一问小女孩现在还好吗。

2021年9月《中国医生》上映，洪姝在上映的第一周就去看了电影。电影里，小女孩所有的近亲都过世了，她一下就想到了那位微博上求救的老人。洪姝的手触摸过他的生死。她给这部电影打了五颗星。

许多援鄂医护人员刚回上海时都接受了心理干预，他们或多或少有些焦虑、抑郁的倾向，洪姝发现许多年轻刚入职的护士需要靠吃安眠药入眠。上海封控期间，也偶有居民去居委会闹事。洪姝感受到心理状况作为疫情年代较为普遍的次生问题，需要被重视。她报名了心理咨询师的考证，今年12月将参加考试。

洪姝的朋友圈里除了医疗工作，最多的就是自己做的美食。返沪隔离期间，她把酒店发的水果改刀做成拼盘；小区封闭时，发放的物资并不适合她做拿手的西餐，但三个月过去，她的中式菜的水平大有长进。

洪姝想，或许20年后她退休了，没法身为一线的医护人员继续帮助病人维持呼吸，但至少饭会越做越好。至于这几年的生生死死、人情世故，她还不能看透。同样的，可能直到多年以后，我们才能明白，这几年的病毒到底会意味着什么，这两座城市到底经历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