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刊文评“五周冤案”：如何避免“自杀改变案件走向”

近日，纠正冤假错案取得新的进展，“安徽五周杀人案”、吉林刘忠林故意杀人案的被告人相继被改判无罪。为当事人蒙冤昭雪欣慰的同时，办案机关乃至全社会也应深刻反思冤案发生的原因，防范新的冤假错案发生。

日前，新华社等媒体对“安徽五周杀人案”（5名被告人均为周姓）冤案发生以及纠正过程作了报道，其中的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该案一审时，合议庭和审委会一致认为5人无罪，然而，被害人的父亲得知消息后在法院喝农药身亡，之后因领导批示等原因，判决逆转，5人获重刑。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被害人父亲自杀，冤案就不会发生。案件“跑偏”，和当时法治程度不高的大环境有关，如，疑罪从无理念远不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司法责任制也未全面落实。如果案件发生在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冤案基本可以避免。

我用了“基本”，而没有把话说满。这是因为，从现实看，一旦有被害人亲属自杀等情况发生，领导和办案人员仍可能面临和当年同样的压力，案件走向也因此仍可能出现某些变数。

避免案件“跑偏”，我们该做什么？

首先，通过司法公开等举措，防止极端事件发生。女儿被杀，“罪犯”却要被无罪释放，这是被害人父亲愤而自杀的原因。受到犯罪严重伤害，被害人一方希望严惩罪犯的心情迫切，可以理解；但判几个而并非真正罪犯的“罪犯”，并不能实现他们所期待的正义，这点，被害人也应该明白。司法机关应通过审判公开以及必要的庭外工作，让被害人一方认识到，他们眼中的罪犯并非真正的罪犯，从而坦然接受判决，不因判决不合己意而走极端。

当事人性格、行为方式千差万别，上述举措可以避免多数极端事件发生，却未必能完全避免。接下来要考量的是：一旦有极端事件发生，我们该如何应对。

极端事件对当事人造成伤害，也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相关领导重视，作出某些批示，并无不可；办案人员认真对待领导批示，以更审慎的态度办理案件，也有必要。但在法治社会，领导批示也好，具体办案也罢，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要在法律框架之内。因被害人父亲自杀而将本认为无罪的人定罪，则违背了法治。

如果领导批示局限在善后处理等事项，而不对案件定罪量刑作出不当指令；如果办案人员在更严谨调查基础上，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案件作出独立判断，冤案应可避免。这样的要求，看似不高，但从现实看，做到并不容易。被害人父亲自杀了，一旦判决引起被害人一方更大不满，影响社会稳定，从领导到办案人员，都可能承受不利后果。这是他们面临的压力，也应是导致案件转向的根本动因。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这种提法我们耳熟能详。强调办案应正确理解法律精神，追求更好社会效果，而不是拘泥于法条机械办案，这当然没错。但需要强调的是，法律效果本身就是社会效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就办案而言，没有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无从谈起。令人不安的是，在少数地方，“社会效果”“法律效果”被对立起来，前者被视为比后者更高的追求，而一些人眼中的所谓“社会效果”，无非是息诉罢访，没人“闹事”。在这样的目标追求下，法律效果不再重要，甚至可有可无。“自杀改变案件走向”的土壤，正在于此。

办案的社会效果，当然要考虑；当事人的反应，是社会效果的一部分，也不能置之不理。但部分当事人因为缺乏法律知识、性格偏激等原因出现过激反应，如果相关领导、办案人员并无过错，他们就不应为此种负面“社会效果”承担不利后果。在观念、制度上为他们“松绑”，领导和办案人员不再因不当压力而违规批示、违法办案，案件也就不会“跑偏”了。

（作者系检察日报评论员，原题为《明言法事 如果“五周杀人案”发生在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