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郭宝平（上）：如何写出一个真实的范仲淹？

这两三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可爱的古人”：苏轼、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等，在创作、出版等方面也掀起了热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更感兴趣的是，遇到困厄时，这些古人是如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

范仲淹生于989年，逝于1052年，2022年是范仲淹去世970周年。梁启超评价说：“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范仲淹和曾国藩。

品读历史人物，首先要确定如何识别“真实”。日前，知名历史小说家郭宝平的新作《范仲淹》在凤凰出版社问世，引起各界关注。著名文学评论家丁帆认为，本书为当下抒写历史题材小说重树了一种严肃的范式。著名历史学家孙江认为“真”的历史小说是非虚构的写作，作者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进入由文本构筑的历史现场，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推理，将历史的片段与片段、细节与细节勾连起来。做到了这一点，历史小说家就超越了历史学家。

而在网上，范仲淹被认为是用一把烂牌打出“王炸”的人生，从而成为读书人进取精神的标杆。

特别邀请到郭宝平老师，在本期政邦茶座谈谈何为真实的范仲淹，他是如何“立德立功立言”的。

高明勇：听说您为了写《范仲淹》辞去公职，我比较感兴趣，“范仲淹”为什么会成为您必须要写的“这一个”历史人物？

郭宝平：准确说，我是为了专心致志写历史小说，提前离开了工作岗位。几年前，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工作岗位的人物是明朝的高拱，还不是范仲淹。看我这些年写的历史题材作品，就不难发现，我的写作兴趣是那些进入官场的读书人，也就是常说的“士大夫”。范仲淹是“士大夫”的代表，所以我的历史人物写作终归绕不开他。范仲淹是宋朝人，可以说是古典中国人的一个代表，写范仲淹也是写古典中国人。读《范仲淹》，你可以看到古典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你看范仲淹和富弼、韩琦，殿庭上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可下殿不失和气，欢好如初。我们的前人，不是整天都热衷于宫斗、阴谋论的。

高明勇：这些年写范仲淹的书也不少，作为写他的“这一个”写作者，您认为自身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郭宝平：经历、阅历。作为同样是凭借考试成绩进入体制或者说官场的读书人，我对范仲淹的许多言行，感同身受。

高明勇：我了解到您的研究生专业是中国政治制度史，这种科班出身的专业背景，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哪些支持？

郭宝平：写历史小说首先应该熟悉那个时代的典章制度，不然对历史事件、人物就把握不准，只能胡编乱造。比如，范仲淹进士及第后被分配到广德军任司理参军，有人就望文生义说他中进士后参军了。岂不知，“军”在宋朝是地方行政建制，司理参军是司法官。又如，人到中年的范仲淹一度非常苦闷，写过一首《咏蚊》诗，羡慕蚊子不必为前程发愁。为什么？因为按当时的制度，进士及第先做“选人”，只能在规定的官阶内升职，最高升到八品，只有改“京官”后，仕途才算展开。可改“京官”不容易，官场上，相当多进士出身者终身都未脱离“选人”身份，沉于下僚。范仲淹做了不少努力，却未成功。再者，他担任的监盐仓官，属于“监当官”，进士及第初分配时做监当官即为人所轻，何况范仲淹已经进入官场十年了？所以他很苦闷。不了解这些制度，怎么可能明白范仲淹此时的境遇？再比如，范仲淹是在20岁后才知道自己身世的，揭开这个秘密的是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乃兄因何选择在那个时候揭秘？了解当时的遗产继承制度，就可以解开这个谜团。可以说，不了解典章制度，许多问题看不透，也难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读研究生时专修中国政治制度史，对我的历史小说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高明勇：您说“向什么样的人致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品位、品格。”这句话我有点不是很理解，对写作者来说，更多的是“向什么样的人致敬，代表着一个作者的品位、品格”，作者属于这个时代，但作者无法涵盖整个时代，对吧？

郭宝平：老实说，我胆小，怕引用西方名人的话会被诟病，就把“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这句名言给改造了一下。

高明勇：历史小说首先也会涉及到作者的史观，您的史观是什么？

郭宝平：我对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和崇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成功学”的风气忧心忡忡，愿意追怀、致敬那些传承、光大浩然正气的人物。《大明首相》里的高拱和这本书里的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代表。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致敬、追怀范仲淹、高拱这样的先贤。为此，应该把这些先贤去脸谱化，不为贤者讳，将其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让大家由敬而远之转而亲而近之。

高明勇：故事从一个迷雾弥漫的清晨开始，是否有特别的隐喻？范仲淹的人生命运，和时代的迷茫？

郭宝平：确实是隐喻。主要是暗喻范仲淹的人生处于迷茫中。

高明勇：长期体制内工作的经历，对写同样处于体制内的范仲淹来说，是否特别得心应手？

郭宝平：是不是得心应手不敢说，但对范仲淹当年的一些做法更容易理解甚至感同身受是事实。写作过程中，写到范仲淹的某件事，我常常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某件事，历史瞬间就打通了，感觉自己一下子就能够猜透范仲淹当年心里是怎么想的，甚至他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仿佛浮现在眼前了。

高明勇：两个“体制内”对话，您认为最大的相同，最大的不同都是什么？

郭宝平：说到相同点，就是凭考试成绩进入“体制内”的寒门子弟，报效国家的心愿不可遏制。

说到最大的不同，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我只说印象最深的一点：现在是层层节制、层层负责的科层制；那时候没有层级管理的概念，范仲淹在西北军政机构任副帅，基本上都是直接与朝廷公文来往，并不需要经过正帅夏竦，相应的，他上公文，都是以个人名义，并不代表他任职的西北军政机构。更重要的是，那时候受儒家思想影响，官员身份具有双重性，士大夫在官场既是“公务员”，又是“帝王师”，具有管理民众和致君尧舜上的双重使命。像范仲淹，刚接到知兴化县的任命，不过八品官，就直接给朝廷上公文，不厌其烦地教导宋仁宗应该如何做皇帝、如何治国理政。

高明勇：您提出“以人性审视历史人物”，南京大学丁帆教授有句评语认为，长篇历史小说《范仲淹》告诉我们的真谛是“以人性审视历史人物”才是一切文学作品的灵魂所在。其实这种“审视”是很困难的，您认为主要难在哪？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郭宝平：以人性审视历史人物，我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把握两点：第一，历史人物也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有纠结甚至是挣扎。要写出他的欲望、纠结和挣扎。第二，摒弃非黑即白历史观。受儒家君子小人之辨的影响，往往把历史人物分成好人和坏人，一旦定位为好人，他的一切就都是好的，即使有不好的一面，也要为贤者讳；一旦被定位为坏人，他就一无是处了。

人性复杂，红尘滚滚，每个历史人物都受到时代的规约，都有他的难处，都有过坚守与妥协，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可以概括。范仲淹如此，张元、吕夷简、夏竦同样如此。你看书中的张元，典型的汉奸，可他叛逃前在项羽庙痛哭，后来又自杀而死，反映的就是他的欲望与挣扎、坚守与妥协。

高明勇：媒体报道时用了一个说法，叫“最真实的范仲淹”。我有个看法，选择真实的史料有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写作者通过自身建构的价值体系与历史观来选择史料。您是通过什么认识论和方法论来保障“真实”的？

郭宝平：可能是《范仲淹》这部小说里的范仲淹，与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形象有些差别，感到耳目一新，加上书里的人物、事件、时间与地点等都是真实的、经得起考证的，所以文学界、史学界和广大读者认为我的这本书描绘了一个真实的范仲淹的形象。

我是在写小说，不是写学术书，而小说的任务主要是塑造人物，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对史料的取舍，主要是塑造人物的需要，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和揭示人物命运的史料，即使只是野史中的记载，也可以用起来。

有句话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历史书包括皇帝们的《实录》提供的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倒是严肃的历史小说，以人性审视人物，根据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结合思想资源、典章制度、人物性格与命运等作出推理，反而能够将隐匿于纷繁历史尘埃中的真相一一展现出来。

高明勇：历史的真实，更多时候是靠细节刻画体现出来的。

郭宝平：对。在我看来，符合人物性格与命运的，进而言之，符合人性的，可能就是最接近真实的。比如，范仲淹与吕夷简是不是欢然解仇，历史上争论很大，欧阳修认为二人欢然解仇，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坚持认为没有解仇。他们都是很了解范仲淹的，谁的意见对？在《范仲淹》这部小说里，我根据范仲淹的经历、心境、性格和他与吕夷简交往的脉络，认定他路过郑州时一定去拜访了吕夷简，书中的那番对话，与当年他们的谈话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再如，范仲淹与梅尧臣交恶，这桩公案迄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联想到范仲淹见梅尧臣不久，宋仁宗突然发怒，要将范仲淹贬岭南，再联系到范仲淹、梅尧臣的个性，就可以窥见端倪了。我认为，这部小说里对范梅交恶的描述，可能最接近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