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X崩溃与被质疑的慈善哲学：有效利他主义的起源与愿景

编者按：2022年11月，加密货币交易所FTX一夜崩溃，巨额的资金随之蒸发，投资者与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遭受了惨重损失。另一方面，班克曼-弗里德大力支持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与慈善事业受到了广泛质疑。“有效利他主义”的思想起源来自1972年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提出的一个道德框架。辛格在本文《有效利他主义的逻辑》中详细讨论了这一思想的脉络与实践，为其可能面临的批评提供了回答，以及对年轻一代有效利他主义者的展望。编译刊发此文，不代表编辑部立场，仅供读者管窥可能与时下西方新兴交易平台与慈善产业运转逻辑有一定相关性的多种思想资源之一。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中译略有删减。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13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标志映出前首席执行官山姆·班克曼-弗里德的形象。

2009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实践伦理学课时认识了马特·韦格（Matt Wage）。根据“全球贫困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的阅读资料，韦格做了一个估算：每年死于可预防或可治愈疾病的儿童高达数百万人，如果我们想拯救其中一个生命需要多少钱。之后，韦格开始计算自己一生能拯救多少生命：假设他有着平均水平的收入，并将其中的10%捐赠给一个高效的慈善组织（该组织可以成功地为家庭提供蚊帐，以预防儿童的主要杀手：疟疾）。韦格发现，以这样的捐赠量，他可以拯救约100条生命。韦格认为：“假设你看到一栋燃烧的大楼，你冲进大火中，踢开一扇门，让一百个人得以逃生。那将是你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而我也可以做同样的好事！”

两年后，韦奇毕业了，获得了哲学系颁发的年度最佳毕业论文奖。他被牛津大学录取攻读研究生。对于许多主修哲学的学生而言，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但那时韦奇已经做了很多思考，考虑从事什么职业会带来最大的好处。经过与他人的多次讨论，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在华尔街找了一份工作，为一家套利交易公司工作。在获得更高收入的前提下，他能做出更多的奉献，无论是按百分比还是按美元计算，都要远高于教授收入的10%。毕业一年后，韦奇向高效的慈善机构捐赠了多达六位数的资金：大约占到他年收入的一半。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前两年，他捐出的数额已经能拯救一百条生命；此后的每一年，他依旧致力于用捐款去拯救更多生命。

韦奇参与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运动：有效利他主义。从牛津大学到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从德国的拜罗伊特到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有效利他主义组织正在形成。有效利他主义者在社交媒体和网站上进行热烈的讨论，他们的想法正在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甚至《华尔街日报》研究。哲学，更具体地说是实践伦理学，在有效利他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利他主义表明，哲学正在回归苏格拉底式的角色，挑战人们对于“什么是道德的生活”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哲学证明了它有能力改变（有时是以戏剧性的方式）研究哲学的人们的生活。我认为这种转变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它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有效利他主义基于一个极其简单的想法：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去行善事。遵守不偷窃、不欺骗、不伤害、不杀人的常规道德规则是不够的，至少对于我们这些有幸过上舒适物质生活的人来说是不够的，我们和家人拥有吃、住、穿的保障，还有金钱和时间可以支配。然而，过一种在“最低限度上可接受”的道德生活，需要我们利用很大一部分的闲置资源，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过上完全合乎道德的生活，要求尽我们所能去行善事。

最实际的有效利他主义者是千禧一代，他们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不是圣人，所以很少有人声称自己过着完全合乎道德的生活。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介于最低限度上可接受的伦理生活和完全合乎伦理生活之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因为道德上的不完美而感到内疚。实际的有效利他主义者不认为内疚有什么意义。他们更愿意专注于正在做的善事。他们中的一些人满足于认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们喜欢挑战自己，希望今年能比去年做得好。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有效利他主义值得人们注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世界。慈善事业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仅在美国就有近100万个慈善机构，它们每年收到的捐款总额约为2000亿美元，另外还有1000亿美元流向宗教团体。这些慈善机构中的一小部分是彻头彻尾的骗子，但更大的问题是，它们中的大部分机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无法让捐赠者判断这些机构是否真的在做好事。这2000亿美元捐赠中的绝大部分，是人们基于对慈善机构帮助的人、动物或森林的画面，所做出的情感反应。该运动已经向那些“有效减少极端贫困造成的痛苦和死亡”的慈善机构提供了数千万美元。

第二，有效利他主义赋予我们生活意义，并让我们在工作中找到满足感。许多有效利他主义者说他们在行善时感觉很好。有效利他主义者直接使他人受益，但也常常使自己间接受益。

第三，有效利他主义为一个古老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根本上来看，人类是否受到固有需求和情感反应的驱动？而理性的作用，不过是在我们开始思考该怎么做之前，为那些已经确定的行为披上正当性的外衣？换言之，理性能在决定我们如何生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吗？是什么驱使我们中的一些人，超越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所爱之人的利益，去关注陌生人、后代以及动物的利益？

最后，有效利他主义的出现，以及许多千禧一代在职业生涯初期对该理念表现出的热情和智慧，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

有效利他主义者会以以下的标准生活：俭朴地生活，将收入中的大部分（通常比传统的十分之一更多）捐给最有效的慈善机构；研究并与他人讨论哪些慈善机构是最有效的，或借鉴其他独立评估机构的研究结果；选择能赚最多钱的职业，不是为了能过上富裕的生活，而是为了能做更多的好事；与他人当面或在网上谈论捐赠，如此一来，有效利他主义的思想就会传播开来；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血液、骨髓甚至肾脏捐献给陌生人。

是什么将所有这些行为团结在有效利他主义的理念之下？根据维基百科上出现的定义，有效利他主义是“一种哲学和社会运动，运用证据和理性来确定最有效的、改善世界的方法”，该定义已经成为标准。该定义没有提到动机，也没有提到有效利他者的任何牺牲或代价。鉴于该运动将利他主义作为其名称的一部分，这些遗漏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只关心自己。但我们不应该认为有效利他主义需要自我牺牲，或认为它必然违背自己的利益。如果为他人尽最大努力意味着你也在蓬勃发展，那么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许多有效利他主义者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牺牲。然而，他们是利他主义者，因为他们最关心的是尽其所能地行善。他们在该过程中找到了成就感和个人幸福，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利他主义。

研究捐赠行为的心理学家注意到，有些人会向一、两个慈善机构捐赠大量资金，而有些人则向许多慈善机构捐赠少量资金。那些向一、两个慈善机构捐款的人积极寻求证据，了解该慈善机构正在做什么，以及它是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果证据表明，该慈善机构确实在帮助他人，他们就会进行大量捐赠。那些向许多慈善机构提供小额捐款的群体，对他们的捐赠是否能帮助他人并不那么感兴趣：心理学家称他们为温情捐赠者（warm glow givers）。知道自己做了捐赠，让他们感觉很好，但他们并不在意捐赠带来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捐款的数额很少（往往是10美元或更少）；如果这些人能停下来想一想，就会意识到处理捐款的成本很可能已经超过它为慈善机构带来的好处。

2013年，随着圣诞捐赠季的临近，2万人聚集在旧金山观看一个打扮成“蝙蝠小子”（Batkid）的5岁男孩乘坐蝙蝠车在城市里兜风。他的身边还有一个打扮成蝙蝠侠的演员。这对搭档救出了一个陷入困境的少女，并抓住了反派谜语人，他们因此从市长那里得到了“哥谭市”的城市钥匙。后者不是一个演员，他的真实身份是旧金山的市长。这位名叫迈尔斯·斯科特（Miles Scott）的男孩因白血病接受了三年的化疗，当被问及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他回答说:“我想成为蝙蝠小子。”愿望成真慈善基金会（Make-A-Wish）实现了他的愿望。

这个故事是否让你感到温暖？我确实感到了故事背后的温情，尽管我知道这个让人感到美好的故事还有另一面。愿望成真慈善基金会不愿透露它为实现斯科特的愿望花费了多少钱，但它曾表示，实现一个孩子的愿望的平均费用是7500美元。有效利他主义者会像其他人一样，为实现患病儿童的愿望而感到激动，但他们也会知道7500美元可以被用来保护家庭免受疟疾的影响，拯救至少三个（甚至以上）孩子的生命。拯救一个孩子的生命，一定比实现一个孩子成为蝙蝠小子的愿望要好。如果让斯科特的父母做这样的选择：让孩子当一天的“蝙蝠侠”或者彻底治好他们儿子的白血病，他们肯定会选择治愈疾病。如果你的决定可以挽救不止一个孩子的生命时，选择的答案就更明确了。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把钱捐给愿望成真慈善基金会，而不是捐给向疟疾高发地区的家庭提供蚊帐的高效机构：抗击疟疾基金会（anti - Malaria Foundation）呢？

在一定程度上，答案在于你知道你正在帮助这个孩子：一个你能在电视上看到样貌的孩子，而不是那些无人知晓、甚至人们无法去了解的孩子。对于那些孩子而言，如果捐款没能给他们提供睡觉的蚊帐，他们就会死于疟疾，甚至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故事。另一个原因是愿望成真慈善基金会对美国人很有吸引力，而斯科特是一个美国孩子。

有效利他主义者会感知到帮助来自自己国家、地区或族裔的、能为人所知的儿童的吸引力，但他们会问自己这是不是最好的做法。他们知道拯救一条生命比实现一个愿望更好，拯救三个生命比拯救一个生命更好。因此，他们会做出理性的决定，不会向那些“最触动他们心弦”的事业捐款。考虑到他们的能力、时间和金钱，他们捐献的对象是能带来最大益处的事业。

做最多的善事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会引发许多提问。以下是几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以及一些初步的答案。

什么是“最多的好与善”?

有效利他主义者不会对这个问题给出相同的答案，但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会同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苦难少、幸福多的世界比一个苦难多、幸福少的世界要好。大多数人都会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们寿命更长的世界要比一个人们寿命更短的世界好。这些价值观解释了为什么有效利他主义者热衷于帮助极度贫困的人。如果我们把一笔钱用于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们，那么它在减少痛苦和拯救生命方面的作用要比把钱用于大多数其他慈善事业大得多。

每个人的痛苦都是平等的吗？

有效利他主义者不会因为痛苦发生在遥远的地方或另一个国家，或折磨着不同种族或宗教的人而忽视痛苦。他们一致认为动物的痛苦也很重要，并且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受害者不是我们物种的一员，就减少对于它们痛苦的考虑。然而，在如何衡量动物所经历的痛苦类型与人类所经历的痛苦类型的这一问题上，他们可能存在分歧。

做最大善事的想法是否意味着优先考虑自己的孩子是错误的？把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的利益放在陌生人的利益之前，这样的做法肯定不会错吧？

有效利他主义者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一个特殊的责任，并且比陌生人的孩子更重要。这其中有各种可能的理由。大多数父母都爱他们的孩子，要求父母在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之间保持公正是不现实的。我们也不想阻止这种偏见，因为孩子们需要在亲密的、充满爱的家庭中茁壮成长，而爱一个人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他们的幸福，这种关心要更胜于我们关心陌生人的幸福。在任何情况下，虽然尽力行善是每个有效利他主义者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有效利他主义者是真实的人，而不是圣人，他们不会无时无刻、在每一件事上寻求最大化的善。有效利他主义者通常给自己留出时间和资源来放松，做他们想做的事。对于我们这些有孩子的人来说，亲近他们和其他家庭成员或朋友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部分。尽管如此，有效利他主义者认识到，考虑到他人更大的需求，他们为孩子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有效利他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孩子不需要所有最新的玩具或奢华的生日派对，他们拒绝接受一种普遍的假设，即父母在死后应该把他们几乎所有的财产留给孩子，他们会考虑将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留给那些更能从中受益的人。

那么其他的价值观，如正义、自由、平等和知识呢？

大多数有效利他主义者认为这些其他价值是好的，因为它们对建立社区至关重要，在这样的社区里，人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不会受到压迫，有更多的自尊和自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经历更少的痛苦，不会过早面临死亡。毫无疑问，一些有效利他主义者认为，这些价值观本身也是好的，有着独立于这些后果的价值，但该群体并未对这样的认知达成共识。

促进艺术能算作改善世界吗？

在一个已经克服了极端贫困和我们现在面临的其他主要问题的世界里，推广艺术将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然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向歌剧院和博物馆捐款并不可能是你能做的、最大意义上的好事。当娱乐大亨大卫·格芬为纽约林肯中心的艾弗里·费舍尔音乐厅（现在将更名为大卫·格芬音乐厅）的翻新提供1亿美元时，他本可以找到更好的用途去使用这笔钱。

让每个人都实践有效利他主义，这可能实现吗？

每个有闲暇时间或金钱的人都可能实行有效利他主义。不幸的是，大多数向慈善机构捐赠的人并没有比较他们可能捐赠的各种慈善机构的有效性。即使是专业的慈善顾问也可能告诉客人去“跟随他们的激情”。洛克菲勒慈善顾问公司在一份名为“在慈善事业中找到你的焦点”的在线传单中直言，对于什么是最紧迫的事业这一问题“显然”没有客观的答案。但在选择慈善事业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抱着相对主义的态度。即使决定最好的慈善事业是极其困难的，但从客观上说，有些事业比其他事业更好，慈善顾问也应该大胆地表达这一观点。然而，“每个人都很快成为有效利他主义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或许，更有趣的问题是，社会上是否会出现大量的有效利他主义者，从而影响富裕国家的捐赠文化？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下列情况：一个人的行为减少了痛苦，但为了达成该行为，他必须撒谎或伤害无辜的人？

一般来说，有效利他主义者认识到，违反禁止杀害或严重伤害无辜者的道德规则所带来的后果，几乎总是比遵守这些规则带来的后果更糟。即使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他们完全根据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行为的对错）也对这种推理持谨慎态度，因为这种推理认为我们应该为了遥远的未来的利益而侵犯今天的基本人权。他们知道，乌托邦式的未来社会愿景会被用来为不可描述的暴行辩护；即使在今天，一些恐怖分子也通过想象他们将会带来更好的未来，来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没有一个有效利他主义者愿意重复这些悲剧。

假设我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家工厂，支付的工资比当地工人的工资要高，足以让他们摆脱极端贫困。尽管我也从中获益，但这样的行为是否让我成为了一个有效利他主义者？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打算用获得的利润做些什么？如果你决定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制作，使人们摆脱极端贫困，你将会把你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再去投资到帮助更多人摆脱极端贫困的方式中。如此一来，你就是一个有效利他主义者。另一方面，如果你用获得的利润过着尽可能奢侈的生活，那么你使一些穷人受益的事实并不足以使你成为一个有效利他主义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中间立场。将你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进行再投资，帮助更多的人获得体面的收入，同时保留足够的资金，让你的生活水平比你的员工好得多，这使你处于有效利他主义的光谱之上：你至少过着最低限度的、体面的道德生活，即使这可能不是完美的道德生活。

如何看待给你的学院或大学捐款的行为？你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你的《你能做的最好的事》（2015）是根据你在耶鲁大学的演讲改编的，这要感谢一位耶鲁校友的慷慨赠予。你是否会否认向这些机构捐款是一种有效利他行为?

能在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机构之一教书，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让我有机会教像马特·韦格这样非常聪明、勤奋的学生，他们很可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很高兴地接受邀请，在耶鲁做讲座。但在本文撰写之时（2015），普林斯顿收到的捐赠基金为210亿美元，耶鲁的捐赠基金为240亿美元。目前，有足够多的校友向这些大学捐款，以确保它们继续成为优秀的教育机构。而你捐赠给其中一所大学的钱，极有可能会在其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有效利他主义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这些教育机构不再能够在高水平上进行重要的研究，到那时候我们才需要考虑向这些大学捐款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有效利他主义的形式。

有效利他主义者如何决定他们的捐赠去向哪里，并发挥最大的作用？

过去几年，关于个人慈善机构有效性研究的质量和可用性都有了显著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GiveWell的存在。该研究机构成立于2007年，正是为了填补此前存在的资料空白。我们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这项研究的结果。其他组织，比如“你能拯救的生命”（我在出版了一本同名的书后创立的组织）借鉴了GiveWell的研究，但拓宽了推荐慈善机构的标准。在不同考量因素（例如，全球贫困、减少动物痛苦、保护环境、减少人类灭绝的风险）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与有效利他主义相关的网站上受到热烈讨论的主题。

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怀疑人们是否会被对他人的利他关怀所激励。有些人认为我们的道德能力仅限于帮助亲人；那些与我们明确存在或可能存在互惠关系的人；以及我们部落群体或小规模社会中的成员。有效利他主义提供了证据，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它表明，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道德视野，基于广泛的利他主义做出决定，并利用理性来评估有关行为潜在后果的证据。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期望自己能履行新时代的道德责任；在这个新时代，我们的问题不仅是全球性的，也是地方性的。